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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是中国离岸资本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中国投资澳大利亚经历了一个从开始时的少数国企到后来大量民营企业进入，从单一的矿业资源到多元领域扩展的发展过程。

今天，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海外资本来源国。自2008年以来，澳大利亚吸收了990亿美元中国资本，仅低于美国的1380亿美元。2016年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

然而，最近两年中国对澳投资有从高峰回落趋势。有澳大利亚专业报告指出，2017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显著减少。

这个现象的背后原因是什么？新的国际形势下投资澳大利亚面临什么新挑战？当前中国资本投资澳大利亚有什么新动向？有什么新机遇？这些都是有意投资澳大利亚的中国企业所比较关注的问题。

近期，澳大利亚商会暨新南威尔士州商会（以下简称澳大利亚商会）刚在中国成功举行投资澳大利亚路演，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智森拜访了负责这次路演的澳大利亚商会国际业务总监程凯璇(Sara Cheng)女士，就中国对澳投资议题进行专访。

智森：Sara，作为商会的国际业务总监，你对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颇有研究，也有许多实际经历与经验。就总体走向而言，你能告诉我中国企业在澳投资经历了哪些历史阶段吗？

程凯旋：中资企业在澳投资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3年中国进入高速增长期之前的减少全球贸易顺差下试探性的在澳小规模投资；

第二阶段是2003年至2016年在中国经济大发展和走出去政策鼓励下，以国企为主导的投资，以满足中国作为全球多品类生产基地和中国本土大规模基建对矿业资源的需求，以及国有资金大型海外战略投资的需求。我们看到了高速增长的矿业和这段时期的中后期加入的房地产、基础设施、再生能源与农业类投资；

第三阶段是过去几年中资企业和中国市场逐渐成熟的情况下，中国私企开始积极参与的在海外包括澳大利亚的多样化投资，包括在最近上升速度加快的服务业、先进生产业与大健康领域的投资。这三个阶段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重点。

智森：最近一两年国际格局在变，澳大利亚民众和媒体舆论好像有些微妙变化，这些社会现象影响到政府决策与在澳投资环境，2017年后中国对澳投资量在2016年达到高峰后显著回落。

根据毕马威的统计，2017年中国对澳投资下降了11%，而下跌的89%是基础设施投资，你在这方面有否注意到什么倾向性变化？

程凯旋：总体来说，澳大利亚的低利率、巨大增长潜力、准入门槛较低、低运营风险等因素使它成为全球非常有竞争力的国家。

同时澳大利亚公共基础设施构建和政府资产私有化需要大量海外投资。也正是以上这些因素吸引了众多的中国投资。

然而，过去几年海外在澳投资的快速增加引发一些社会现象，例如在矿产资源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投资引起了一部分人对国家安全与资源控制权的担忧，而房价快速上涨，令许多当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人望“房”兴叹，“买房难” 成了澳大利亚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对海外投资管理有所调整。

智森：对于海外投资，澳大利亚有哪些主要审批部门？有什么审批原则？

程凯旋：目前政府对外资管理主要涉及到两个部门，考量两个原则：由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ACCC）审核投资行为是否构成垄断；由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FIRB）审核投资行为是否威胁国家安全。 

智森：我听说目前澳大利亚对海外投资的黄灯通常来自FIRB。你能说说澳大利亚政府FIRB对海外资金的审批涉及到一些什么内容吗？

程凯旋：关于国家安全因素的考虑包括海外政府主导的企业或主权财富基金在战略资源方面的投资，澳大利亚的“外商投资审查准则”强调FIRB可根据“国家利益”原则审查投资，并由财长来决定是否通过该项投资。

规则阐述了六大“国民利益准则”，包括：投资者的业务运作是否独立于相关的外国政府；投资者是否遵守法律和一般企业行为准则；投资是否会有碍竞争，或导致不适当的行业集聚或控制；投资是否会影响澳大利亚政府收入或其他政策；投资是否会影响国家安全；投资是否会影响澳大利亚企业的运作或管理，包括其对经济和社会的贡献。 

智森：好像澳大利亚还有一个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原则？

程凯旋：“竞争中立”是指外国政府的商业活动不得因其国有性质而享有高于私营部门的净竞争优势。

澳大利亚政府有一个 “15/50准则”，即：外资对澳大利亚矿业企业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5%或在新项目上的投资不超过50%，外国国有（国有股份占15%以上）企业必须拿到联邦政府的投资许可，才能和州政府商谈勘探权的转让和延续。

智森：在新的国际大格局及以上政府政策框架下，澳大利亚哪些领域容易受到政府监管？

程凯旋：如前所述的战略性投资容易受到政府监管，包括矿业资源、农业用地、大型基础设施、金融行业、能源类。

其实，这些战略资源领域的投资监管并不仅限于澳大利亚，它是许多国家的普遍惯例。比如，中国的外商投资指导目录也清晰地列出了限制类和禁止类的投资，其中也有部分战略资源在这个名单上。

智森：我们谈了澳大利亚方面的变化，中国经济环境也在变化，而中国企业也变得更加成熟，你觉得当今中国投资者投资澳大利亚的动机、目的有什么新动向？

程凯旋：现在中资企业的海外投资动机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成熟。我们注意到中资企业越来越注重通过本行业的上下游兼并收购来更好地控制供应链和分销渠道，或通过并购澳大利亚公司打入其他国家市场，或获得澳大利亚最先进的技术和知名品牌以提升自有企业国际竞争力。

智森：你的观察分析有道理，我也注意到了这些变化，在这些变化之下，你知道目前哪些领域最受中国投资者青睐?

程凯旋：中国投资者对包括金融技术、医疗科技、教育和培训、奶制品、食品、保健品、农业综合企业、先进制造业和消费品生产表现出浓厚兴趣。近几年中资在澳投资中大健康、服务和先进生产技术所占份额虽然仍远低于矿业、农业、基础设施、再生能源和房地产的投资，但保持持续上升。

前不久我在中国组织投资路演时，与200多位中国的私募基金经理、风投和机构投资者进行大量交流，这种动向再次被确认。

智森：尽管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影响了澳大利亚的投资环境，澳大利亚商界对于与中国同行的合作继续保持兴趣。譬如这次你带领的澳大利亚企业远赴中国路演就表明了这一点。 

Sara，你感觉澳大利亚企业只是想得到中国资金吗？还是也希望从与中国企业的合作中得到一些其他竞争优势？

程凯旋：随着海外投资资金供给增长，澳大利亚企业可以比较从容地分析资金成本和投资者背后的资源和渠道，这些渠道和资源会提升澳大利亚企业在国内和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其带来的长远收益对澳大利亚企业非常有吸引力。

以我们目前在进行的几个项目为例，所有这些项目都不急需资金，而且也很容易从澳大利亚国内拿到私募或风投的资金，但这些企业的所有人都非常希望能绑定与中国投资者的利益，借助中方投资者的渠道来进入中国市场。

智森：原来这样，我一直以为澳大利亚更多的是需要中国资本，这一点恐怕中国投资者不是十分明了。

但是反过来，你感觉澳大利亚企业在希望吸引中国投资者的时候对潜在中国投资者了解吗？他们在中国吸引投资者方面成功率如何？

程凯旋：许多投资项目都在寻找中国投资者，但缺乏对中国投资者需求、动机的真正了解，无法准确定位自身的卖点，存在着报价过高或过低的问题，而且也不善于构架和谈判有利的投资交易。这些方面澳方企业有待加强。

智森：这个情况也是中国企业需要了解的。中国企业来澳投资，进入一个文化、社会、营商规则都十分不同的市场环境，应该有许多挑战。你对投资澳大利亚的人士有哪些建议？

程凯旋：目前为止，在澳的中资国企短期盈利的并不很多，大中型私企处于在澳投资的初始阶段，

这些企业对并购标的公司的评估、其自身的海外企业管理、与本地商圈的融入等还处于经验累积阶段，这个过程很难有捷径。我有三个建议：

第一，通过政府、商协会及专业人士做好功课，了解澳大利亚的投资环境，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竞争环境、游戏规则及投资标的公司,充分做好投资战略、计划，并严格按战略执行，不要在专业人士上吝惜服务费用；

第二，合规，严格遵循当地法律法规，不要用母国经验假设；

第三，了解当地经商惯例，小到会议时间、场合约定、各类场合着装，大到诚信；多参与澳大利亚商界活动，多与本土企业家及各类机构沟通，秉持开放的学习心态去融入，不能仅安于华人社团的舒适圈。

智森：Sara你说投资为了什么目的？我有时观察到，有些中国企业家喜欢投资一些好看的项目，你能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门面投资？

程凯旋：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利。无论是通过完善价值链，获取先进技术和优质品牌和渠道来提升企业竞争力，还是分散风险，最终都是要达到获利的目的。

但中国资金确实有很独特的“门面投资” ，或 “面子投资”，以满足或构建市场对其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或影响力的正向认知。这样的投资尤其集中于娱乐类和高档奢侈品类。这里面也有些有跟风投机性投资的成分。

我所熟悉的一些南澳和新州酒庄已有很多被中资溢价“门面收购”，或投机收购，但这些收购有一定的中端期资产价格回落风险。

智森：可能中国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我听到中国政府最近对海外投资类别有所管控，你知道在中资投资澳大利亚时，有哪些领域受到来自中国官方的政策限制？

程凯旋：2017年中国政府下发了《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明确限制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数字货币等境外投资。

这些被限制的境外投资都属于我要提到的一类或几类企业：价值难以评估的投资、高市场风险或高政治/高政策风险投资、可持续竞争力弱的投资。中国政府的这个指导意见是非常聪明、有战略高度的。

我目前仍然收到大量中资企业在房地产和数字货币方面投资的需求，表明资金在这方面还是有需求的，但预计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监管中期内不会减弱。

智森：你刚才提到中国资本海外投资效益好的不多，你感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购入成本和后续经营管理方面有哪些问题？

程凯旋：这个问题从国企到民企都有存在。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尤其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累计了大量国家、企业和个人财富，但在海外投资方面经仍然不够成熟，还在经验积累阶段。

海外并购的购入成本方面，大中型中资企业都会雇用专业的财务、审计公司来做财务尽职调查，但除此之外的商务尽职调查却不完善，

包括对标的公司的行业声誉、标的公司所在国的行业法规、市场风险、竞争环境，标的公司的管理团队、企业文化、产能扩张度、销售渠道、管理系统等了解不够，因此容易并购不适合的目标公司，或溢价并购，或并购后无法按计划运营。

另外也发现并购目的与企业整体战略兼容性差，或缺乏战略性考量，或目的根据标的改变，或投资原则和逻辑不清晰等。

我们经常会遇到现金充沛的中资企业问有没有好的投资项目，但具体谈到投资目的、理想目标公司标准、投资周期、期望回报率及计划退出机制方面，很多企业都无法作出有准备的回答。

后续经营管理方面，最大的问题是持续监管和本土市场融入。我们了解到多起并购后的企业，缺乏母公司的有效监管，外派到澳大利亚的管理团队人员变化频繁，而且外派人员缺乏对澳大利亚本土营商环境的了解，直接影响到本土市场融入。

这些都是中资企业海外投资的经验积累过程，难免会付些学费。当然，最近几年中资企业海外经验积累迅速，人员素质大幅提升，新加入的大中型民营企业尤其成长迅速，商业化运营程度高，这其中和新一代高素质的民企所有人丰富的海内外经验以及他们对海外投资投入的时间精力的增加关系很大。

智森：投资有风险，澳大利亚也不例外。你觉得就投资澳大利亚而言，来自澳大利亚方面的风险有哪些？

程凯旋：澳大利亚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国情，投资澳大利亚拥有地方智慧十分重要。过去几年澳大利亚政府更替比较快，不同的选举结果会显著影响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政策走向。

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低利率、投资房需求火热和大幅房价增值的推进，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经历了强劲增长，其中存在一定成分的泡沫。

近期计划启动的税务和会计改革可能影响许多企业的未来盈利。所以了解熟悉中短期澳大利亚民意动态、政府政策走向、市场价格变化及汇率风险等对投资者制定发展战略至关重要。

智森：Sara，谢谢你为读者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与你一席谈，我们看到了尽管在当前多变不定的国际格局下，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遇到了一些挑战，但是基于中澳两国经济互补所隐藏的巨大商机，当前与将来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还是有很多机遇。愿更多的中国企业来澳投资成功！

（张智森，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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