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政府从组成以来，财政收支就十分拮据。1912年底，政府欠债高达1.7亿多元。1914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军政费用急剧增加，耗尽国库，于是挪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发行准备金，迫使中、交两行大量增发钞票充作军费，从而引起通货膨胀。

政府军队以“不相信纸币”为理由，要求发给现洋，袁世凯政府只好从银行库存中提取现银发给军队，于是中、交两行的现银库存大量下降，加之为政府的垫款激增，至1915年底时，中、交两行的发行额猛增到3844万元和3729万元，社会上对两行的兑换券信心已呈现动摇之势。

为保存有限的现银，1916年5月12日，袁世凯政府发布了震惊全国的中、交两行兑换券停止兑现和存款停止付现的命令，引起轩然大波。中行上海分行毅然率先抗拒停兑令，将停兑令的影响减少到了最低程度。

上海中行登报通告照常兑现钞票，抗拒停兑令

中国银行股东为防万一，早在1916年4月1日就成立了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把股东会作为应付事变的后盾。停兑令发布后，中行股东联合会立即发布通告强调：“环顾全国分行之最重要者，莫如上海一埠，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且为中外观瞻所系，故以为保全中国银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且证之辛亥大清银行全体瓦解，幸沪上有股东会之设立，竭全力以维持沪行，沪行因赖以保全”。

上海中行在停兑令下达之前，已有思想准备。在收到国务院停止兑现付现的命令后，上海中行率先抗拒停兑，股东联合会立即召开会议，议定五条应对办法，内容如下：公举监察员2人，到行管理全行事务；请律师2人，代表股东接收全行财产；所有发行准备金也移交律师管理；登报通告，中行仍旧照章办理，所有分行钞票一律照常兑现；到期存款一律照付现金。

上海中行负责人宋汉章、张嘉璈把严守银行信用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他们在抗拒停兑电复政府时表示：“愿尽一切力量，将库中现金兑至最后一元，始行停兑”。上海中行率先抗拒停兑，也面临着诸多困难。最大问题便是，北京政府可以违抗命令为由，将上海中行负责人免职，则上海中行抗拒停兑的预定计划便难以实施。于是上海中行负责人宋汉章前访上海会审公堂法官，征询有何方法可使现任经、副理有数日时间留行继续工作，以抗拒停兑命令。法官认为，中行利害关系人可以假装寻找缘由起诉中行经、副理，在诉讼未判决期间，北京当局不能逮捕现任经、副理。上海中行便依计行事，未出差错。

5月12日，袁世凯政府的停兑令正式公布，给上海金融带来了一次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慌”，也是上海中行经受严峻考验的第一天。一清早，上海分行门前就挤满了挤兑顾客。张嘉璈在“自述”中说道：“晨8时由私寓赴行办公，行至距离行址三条马路时，即见人已挤满。勉强挤到行门口，则挤兑者何止2000人，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或五元钞票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纸。”

5月13日是星期六，上海分行登报公告延长办公时间，下午照常开门兑现，当天挤兑人数减为400多人。

5月14日是星期日，上海分行特别开门半日进行兑现，挤兑者已减为不到一百人。

上海中行登报通告延长营业时间收兑钞票

5月19日，挤兑风潮完全平息。

停兑令给全国的金融业带来了灾难深重的影响。北京市场发生恐慌，物价飞涨，当铺止当候赎，商号停止交易，市况十分惨淡。上海金融市场更是混乱异常，南北市各钱庄因洋厘飞涨，对于纸币只能暂不收兑，部分银行因现款短缺，直至停业。

在停兑风潮中，中行员工抱定“宁可刑戮及身，不忍苟且从命”的决心，坚决抵制停兑。在上海分行的带动下，太原、汉口、九江等地的分行也纷纷拒绝执行“停兑令”。中行抗拒停兑取得胜利，提高了中行兑换券的信用，使中行声誉大振，备受社会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