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雄文：美澳日印要联手抗衡中国？2018年对澳洲的投资重力应当怎样调整？,四方谈微信公众号文章

美澳日印要联手抗衡中国？

2018年2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举行会谈。在特恩布尔行前，两国媒体就开始炒作“抗衡中国”的论调。一段时间以来，美澳日印构建“前线”抗衡中国影响力的做法接二连三。

【两个方面：安全与经济】

在特恩布尔行前，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报道就指出，中国日益增长的势头将成为特朗普与特恩布尔两人的会谈重点。

舆论认为，两个议题尤其引人关注：一个是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重启的“四方安全对话”，该机制被视为抗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的砝码；另一个则是四国正商讨推出一个联合基础设施计划。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18日披露，澳大利亚正在与美国、日本和印度讨论推出一个区域基础设施计划。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在特恩布尔访美期间，这项计划仍处于“初期阶段”，“尚未成熟到可以宣布的程度”，但正在认真研讨。随后，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基本证实了这一消息。

这项计划的出台背景是：特朗普政府支持日本提出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东京大学教授久保文明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6年率先发明了这个短语，此后，特朗普在其首次亚洲之行期间多次使用这个表述。美澳日印四国去年11月在马尼拉东盟峰会期间同意恢复“四方安全对话”。

“四方安全对话”侧重安全方面，基础设施计划侧重经济方面，在分析人士看来，美澳日印为制衡中国可谓费了不少心机。美国彭博新闻社称，四国有关基建计划的探讨似乎在说明，反制中国在亚太的影响力有了新的“经济前线”。悉尼麦考瑞大学安全研究教授贝茨·吉尔表示，在经济和基础设施方面构建四方体系是一种新的尝试，这可能显得与中国对抗性不那么明显。

【一条主线：抗衡中国】

近来，美澳日印四国炒作“中国威胁”的调门明显升高。

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以及美国国防部2018年1月分别发表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报告，都直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彭博社文章称，和三个亚太国家的基础设施合作与特朗普政府不断演变的国家安全政策相吻合。美国CNBC网站称，自去年以来，有关替代性基础设施计划的谈判一直在酝酿之中。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此次访美被看做是从去年的开始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延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学者孙成昊表示，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亚太战略已升级为“2.0版”。在此过程中，澳大利亚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因此，看到这种契机的澳大利亚非常主动地积极推动美日澳印四边互动，并与美国在制衡中国的问题上达成某种默契。

印度也有自己的焦虑。莫迪最新的财政计划要求大幅提高进口关税，直接针对中国这个世界出口超级大国。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表美国锡拉丘兹大学经济学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访问学者玛丽·洛夫利的文章指出，近来，印度总理莫迪似乎确定了一个新的重点：保护印度制造业不遭受所谓的“中国威胁”。

日本也很忙。路透社2月21日报道称，3名消息人士说，日本计划未来6年至少再购买20架F-35隐身战机。报道指出，随着中国使用更多包括隐身飞机在内的先进飞机以及半岛推进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增购F-35将使日本更加依赖美国军事技术，以便在东亚取得针对潜在敌人的优势。

【一种结果：得不偿失】

美澳日印四国变着花样地企图抗衡中国的影响力。但是，分析普遍认为，这种做法得不偿失。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文章指出，印度新预算隐晦指责中国延缓了印度制造业的腾飞。事实上，预算实施的高关税对中国进口搭起壁垒，有可能把外国投资者挡在外面，而把世界最大的劳动力大军锁在里面。

对于美澳日印酝酿的联合基础设施计划，俄罗斯《生意人报》援引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加布耶夫的话说：“四国提出的这一计划旨在对抗中国的战略。然而很难相信，这一计划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能够实现。对抗‘一带一路’最有效的方法是完成TPP的建设，但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谈判。”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专家的话称，那些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国家不愿站在美国一边反对中国，它们不想成为美国加强自己在本地区地位的工具。

不过，各国都留有余地。特恩布尔22日接受澳天空电视台采访时称，中国不是澳大利亚的威胁，“没有任何敌意”。毕晓普也努力淡化与中国竞争的说法，称“任何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倡议不必以牺牲其他任何倡议为代价”。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日前被问到美澳日印基础设施计划时称，四国在各自框架下就“共同关心事宜交换意见”，该计划“不应被视为对抗中国”。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54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说，所谓的中国威胁毫无根据，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俄等大国不应相互视对方为战略竞争对手或威胁，而应加强对话，增强而非破坏战略互信。这才是世界应该认真倾听的中国声音。

深度解析“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历史渊源

【一、战略提出】

“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明确提出。

2006年，时任小泉内阁官房长官的安倍出版著作《迈向美丽之国》，为其此后的竞选做宣传。在书中，安倍提出“从战略出发召开‘日美澳印’首脑或外长会议，为使普世价值观与亚洲其他国家共享而合作”。

安倍从战略角度出发，打着价值观的旗号，倡导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四国进行合作，试图构筑“日美澳印联盟”。这个打着“价值观旗号”的战略构想具有鲜明的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色彩，围堵、遏制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

同年，随着安倍上台，“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被提升到国家施政和对外战略层面。

安倍多次在施政演说中宣扬该构想，并且在与美、澳、印三国首脑的会晤中倡导该倡议，同时进一步阐释该战略构想。

2012年，再次执政的安倍在世界报业辛迪加发表文章《亚洲的“民主安全菱形”》。在文中，安倍提出“民主安全菱形战略”，提议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保障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的公海安全。

“民主安全菱形”构想是对“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的进一步具体化，仍刻着深深的价值观烙印。其钻石菱形结构流露出更加鲜明的地缘战略与地缘政治色彩，围堵抗衡中国的意图愈加清晰。

很显然，安倍提倡的“民主安全菱形”构想，是对其在2006年提出的“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的继续，是其构筑“日美澳印联盟”的继续。“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是打着价值观的幌子，试图构筑围堵遏制中国、扩张其在亚太格局权益的四国联盟构想。

在该战略构想的催化下，特别是安倍的积极推动下，日美澳印四国加快合作的步伐，推进四国战略合作从构想走向实践。虽然日美澳印在四边层面上的战略合作陷入停滞状态，但在双边和三边层面仍不断推进。特别是日本积极推进四国战略合作。

2017年，安倍在施政演说中一边老调重弹继续强化日美同盟，一边强调携手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确保从亚洲、环太平洋地区到印度洋地区的繁荣与稳定，积极推进四国战略合作。

经过10多年的发展，“日美澳印”战略合作不断增强，不仅强化了日美、美澳同盟和日澳、日印、美印、印澳双边关系，而且推动了“日美澳”“日美印”两个战略三角的构建，彼此之间形成了包含同盟、准同盟、全球战略伙伴、战略伙伴的双边关系模式。

其中，日澳准同盟性质、美印准同盟倾向非常明显，日印向准同盟方向发展的趋势也非常明显。在一定程度上，日美澳印四国已构建了一个初具轮廓的“准同盟联合体”框架。

在安倍的倡导和推进下，在美澳印三国不同程度的支持与配合下，“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已不仅仅是日本一国的外交战略设计，也不仅仅是日美澳印四国关系发展、战略合作与互动的模式，而且更是中国崛起和亚太环境急剧变动下世界大国、地区大国、中等国家重塑亚太安全格局的平台与路径。汇聚大国与中强国的“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已越来越成为亚太舞台的焦点之一，并影响着亚太格局的变化。

在亚太地区问题上，日美澳印四国插手地区事务，干涉地区争端，抱团合作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在与中国核心利益攸关的东海、南海问题上，日美澳印四国彼此进行战略配合与呼应的现象时有发生，给中国外交制造阻力。如在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中，日美澳三国外长发表“反对任何有可能改变东海现状的强制性、单方面的行动”的共同声明，为日本抗衡中国增长气势。

在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美日澳三国保持一致立场向中国发难，印度与日本也在联合声明中就该议题发表所谓“基于国际法确保飞行及航行自由的重要性”的声明。

在南海问题上，日美澳印四国作为域外国，不断插手和干涉南海问题，恶化事端，造成地区局势的紧张与不稳定，给中国解决南海争端增加了压力和阻力。

在近期中印边界对峙期间，印美日举行联合军演，澳大利亚外长访印并送去首批铀矿，在一定程度上战略援助印度。“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牵引着亚太安全系统的神经，对中国的周边环境形成严重挑战。

共同的战略利益推进了日美澳印四国的合作，但是一些不可忽视的因素仍制约着其进程。“日美澳印”战略合作为亚太安全格局中逐渐萌芽和发展的新的小多边合作框架，不仅其发展脉络、结构特征、局限性、面临的挑战、制约因素等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这对于中国如何应对“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减弱其对中国构建良好周边环境的冲击，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宏图，推进中国自身的持续崛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框架层面:发展程度不均衡】

“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是以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四国为支点，日美、美澳、日澳、日印、美印、澳印6对双边关系为纽带，“日美澳”“日美印”“日澳印”“美澳印”4个三边关系为角、“日美澳印”四方对话为平面和机制，组成的一个点、线、角、面完整结合的框架。双边、三边、四边层面的发展是“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路径。作为新生的战略合作框架，“日美澳印”战略合作仍面临着自身发展的局限性。

【(一)日美澳印四方对话仍未重启】

四方战略对话是“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最核心的部分，也是该战略合作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是推进该战略框架的显性路径和最直接的平台，也是其推进该战略合作最初采用的优先路径。

2007年，日美澳印四国召开了首次四方战略对话，并进行了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拉开了四方战略合作的帷幕。随着四方战略对话的启动，四国的战略合作态势，特别是四国是否结盟这一动向，引起了周边国家的关注，尤其是引起了中国的高度警惕。虽然安倍以更大的热情积极推进四方合作，但是美国对此持谨慎态度，澳印两国对此持消极态度。

而安倍的突然下台使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失去了最积极的推动力。加之，中国的强烈谴责和反对，澳大利亚、印度甚至美国对于四方战略合作倡议变得犹豫。澳大利亚更在2008年明确表示不推进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冲击，也使“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步伐减缓。2008年以来，“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便陷入长期的沉寂之中。尽管安倍很迫切地希望重启“四方战略对话”，但历时8年仍未重启。

2017年4月，《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指出安倍在澳防长访日期间探讨重启四方安保对话。但美澳印对四方战略对话的谨慎、消极态度使该重启仍面临困境。

显然，四方战略对话的重启仍需时日。这也就意味着“日美澳印”战略合作仍缺失推进自身发展的最直接路径与平台。四方战略对话的长期停滞不仅制约着该战略合作的进程，而且导致该战略合作框架因缺失核心的机制而变得松散、缺失效力。然而，尽管日美澳印在四边层面上的战略合作陷入停滞状态，但在双边和三边层面仍不断推进战略合作。

【(二)日美澳印双边关系发展程度不同】

双边合作是推进“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隐性路径。日美、美澳、日澳、日印、美印、澳印这6对双边关系不仅是四国双边外交的互动，而且是四国战略合作的基础。任何一对双边关系都是“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不可或缺的一边，其发展程度都影响该战略合作框架的构建与发展进程。

在政治层面上，日美澳印四国双边关系发展程度不一，澳印关系与前5对双边关系对比悬殊。

作为同盟的日美、美澳这两对双边关系发展成熟。日澳两国关系日益密切，不断升级双边伙伴关系，在2007年确立“本地区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在2008年又升级为“全方位的战略、安全、经济伙伴关系”，在2014年再次提升为“新的特殊的伙伴关系”。

美印两国关系逐渐增强，在2005年确立“战略伙伴关系”，在2009年升级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日印两国关系不断升温，在2006年确立“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在2014年升级为“特殊的战略全球伙伴关系”。澳印两国关系发展迟缓，在2009年才建立伙伴关系。

而且，从日美澳印四国的首脑互访与高层对话来看，处于同一同盟体系的日美澳三国首脑互访频繁，彼此之间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高层对话机制。随着美国对印度核大国地位的承认，两国关系逐渐回暖并不断升级，两国首脑与高层互访频繁，并于2010年启动高层战略对话，构建美国国务卿与印度外长定期磋商的对话机制。日印自2006年安倍执政以来就逐渐建立两国“部长级战略对话框架”，确立了“每年举行首脑例行互访”的政治对话机制。澳印两国较为疏离，2000年澳大利亚总理时隔11年后访问印度，2014年印度总理时隔28年后访问澳大利亚。

在经济层面上(如表1)，日美澳印四国双边经济合作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澳印经贸合作较迟缓些。美日建立了非常紧密的经济合作与经济依赖关系;日澳建立了非常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的签署，更推进了两国经济合作的发展与深化;美澳经贸合作稳定，2004年已签署的双边自贸协定进一步促进了两国的合作，美国在澳大利亚的进出口贸易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美印经贸合作不断增强，美国在印度的进出口贸易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日印双方在彼此的进出口贸易中并没有占据重要位置，但EPA协定的签署将会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合作;澳印经贸合作虽然有一定的发展，并启动EPA协定谈判，但该谈判仍未取得明显的进展。

美澳日三国加入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这个包括12个国家的协定谈判在2015年底达成了基本协议。虽然2017年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任后明确宣布退出TPP协定，但日澳两国仍共同推进该协定。相较于美日、美澳、日澳、美印、日印，澳印经贸发展仍要缓慢些。

【表1 2007－2016年日美澳印四国经贸关系】

在安全层面上，日美澳印四国双边安全合作不断增强，但澳印安全合作较迟滞。日美同盟不断深化双边安全合作，不断拓展安全合作领域与范围，自2006年以来，两国签署了两份关于情报信息领域的安全协定，出台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两国密切配合，美国在日本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调整驻日军事基地和驻军规模;日本突破宪法制约，放松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扩大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不断提升双方军事一体化。美澳同盟也不断强化双边安全合作，自2007年以来签署了关于军事技术、情报信息、军事基地、军力部署等领域的安全协议，推进双边军事一体化的不断升级。

同为美国同盟的日澳两国在安全合作领域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势，自2007年以来签署了关于两国安全合作框架、后勤防务、情报信息、防卫技术与装备、物资劳务援助等领域共6份安全协议，从不同层面深化、细化双边安全与防务合作的范围与领域。美印根据2005年已签署的《防务合作框架协议》，不断推动双边安全合作的深化，在“十年防务合作协议”到期后签署“新十年防务合作框架协议”，并签署涉及国防、太空、核技术以及军事基地共享等领域的相关协议，逐渐拓展双边合作的范围。

日印安全合作不断加强，自2008年以来签署了双边安全合作框架、联合军演、防务技术与装备、情报信息等领域的协议，逐渐推动双边安全合作的深化。澳印安全合作起步较晚，虽然自2006年以来签署了防务交流备忘录和情报信息方面的协议，但是在2009年才启动双边安全合作，建立基本的安全合作框架，此后发展也较缓慢，2014年两国又签署新的《安全合作协议》，推动双边安全合作。

从日美澳印四国的安全对话机制来看，日美同盟、美澳同盟自战后以来已形成了非常成熟的高层对话机制，特别是“外长+防长”(“2+2”)高层定期会晤机制，对促进双方安全交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日澳两国在2007年确立了“外长+防长”(“2+2”)高层定期会晤机制。美印安全对话启动较早，由双方国防部下属官员开展，近十年来两国防长互访频繁，在2010年启动高层战略对话，提升双方对话级别。

日印两国在2009年确立了“副外长+副防长”(“2+2”)高层定期会晤机制，2013年开启海洋安保局长级战略对话，2014年双方提出将建立“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澳印两国在2014年提出定期举行国防部长会晤，双边安全对话机制仍处于起步阶段。

可见，“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的6对双边关系处于不同的发展层次。其中，具有同盟基础的日美、美澳是“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中最稳固、最深厚的两对双边关系;具有准同盟性质的日澳双边关系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安全合作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该框架中仅次于日美、美澳同盟的双边关系;具有准同盟化倾向的美印双边关系实现了新的飞跃，是该框架中发展较深的双边关系;日印关系持续升温，向准同盟方向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是该框架具有一定深度并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双边关系;澳印关系仍是该框架发展最浅的双边关系，仍需进一步推进。

这6对双边关系发展程度不一。日益深化的日美、美澳同盟是夯固该框架至关重要的两边。迅速而又全面发展的日澳关系已是稳固该框架的重要支撑之一。不断升温的日印关系也逐渐成为坚固该框架的重要一边。发展时缓时急的美印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进一步推动该框架的构建。而澳印关系是该战略合作框架中最疏远的双边关系，发展程度迟缓，两国战略互动程度较低，是该框架最薄弱的环节，直接影响四国战略合作的进程。

【(三)日美澳印三边合作仍存在很大缺口】

三边合作是推进“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又一条隐性路径。“日美澳”“日美印”“日澳印”“美澳印”4个三边关系不仅是三国之间的战略互动，也是推进四国对话与合作的重要平台。这4个三边关系是牢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必不可少的角和半平面，影响着该战略合作的发展与进程。

目前，“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已有“日美澳”“日美印”三方战略合作。其中，“日美澳”三方战略对话建立较早，在2002年启动，并在2006年升级为部长级别。该战略对话已发展了15年，建立了较为成熟的三方定期对话机制，每年围绕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亚太地区与全球问题、特别是与中国相关的地区安全问题等进行对话与磋商，并定期开展三方联合军演。

“日美印”战略对话与合作建立较晚，在2011年启动，围绕中国军事现代化、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三国之间的合作、特别是海洋问题等进行对话和协商，并开展三方联合军演。日美印三国非常重视该战略对话，在2012年就召开了两次。

“日美印”三方战略对话与安全合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发展较缓慢，机制也不健全。而“日美澳”无论在基础、机制还是功能上都比“日美印”战略三角更为稳固、成熟和强化。相较于逐渐走向成熟化的“日美澳”三方战略合作，不断加强的“日美印”三方战略合作，“美澳印”“日澳印”三方战略合作仍处于萌芽状态。

可见，在三边层面上，“日美澳印”战略合作仍存在零界面。虽然，“日美澳”和“日美印”两个战略三角实现了日美澳印四国在两个平台的战略互动与合作，但仍然是以“日美”为核心，澳印两国仍处边缘化。这种不平衡的发展结构影响着四国战略合作的进程。

总体来看，“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无论在双边、三边乃至四边层面，仍面临着发展程度不一的内部结构制约，特别是“四方对话”的缺失，致使该框架成为一个缺少统一机制、松散的框架。

【三、力量层面:大国因素的制约】

“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是由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经济大国日本、地区大国印度与中等国家澳大利亚组成，以阻遏中国崛起为共同目标的力量集合体。从其内部结构力量对比来看，美国在该战略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与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从四国与其遏制、平衡的外部力量对比来看，中国实力与影响力的增强制约着“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发展。很显然，在国别力量层面上，“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刻有非常鲜明的大国因素烙印。

【(一)美国因素的影响】

美国因素既是实现“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主导因素，也是操控其发展进程与方向的决定性因素。在“日美澳印”战略合作中，美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这一方面源于美国是霸权国家，自然在四国战略合作中占据着核心位置。虽然，受经济危机的冲击和反恐战争的损耗，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冲击，美国的霸权呈现出相对衰落的态势。

但是，在21世纪初的世界权力资源分配中，没有哪个国家能与美国抗衡，美国在权力资源分配中居于首要地位。作为世界霸主，美国在众多全球事务和地区事务中扮演着主导角色。在“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中，美国的核心地位无疑是不可撼动的。

另一方面，这也源于日澳印三国的对美倾向与外交方向。战后以来，作为美国的盟友和美国在亚太战略部署的北、南锚，日本、澳大利亚一直采取追随美国的外交路线，与美国保持着高度的战略认同。

虽然日本和澳大利亚还未结成同盟，但“美日澳”铁三角同盟的形象已深深印入亚太格局中。

21世纪以来，印度向美国靠拢的姿态非常明显。为了增强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印度近几年开展以美国为首要对象的外交路线，不断拉近印美双边关系。

印度总理莫迪自2014年执政以来已4次访问美国，更在两国联合声明中提出“优先发展与美国的伙伴关系，美国是印度实现崛起，成为负责任、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的首要伙伴。”在印度的新安全框架及国家关系网络中，美国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虽然，日澳印三国与美国的合作与互动程度有所不同，但在三国外交中美国显然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作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中的主导角色，美国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的调整与变化明显影响、制约着四国战略合作。

美国亚太战略的布局与规划、战略的轻重缓急、战略实施与进展，一方面需要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等同盟国和印度、越南等伙伴国的战略呼应与合作，另一方面也受中美关系的影响。随着中国崛起，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不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愈益视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为其亚太战略部署的重要依托和棋子，并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与合作。可以说，“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是美国亚太战略部署的重要环节与补充。同时，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关系，而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从竞争的角度来看，美国会不断整合亚太战略资源，加强与传统盟国、新伙伴的合作，特别是推进“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建围堵中国的包围圈，维护其在亚太地区格局中的主导地位。而从合作的角度来看，美国在双边关系、地区、全球问题上都需要中国的合作，有时候为了避免刺激中国导致中美摩擦甚至可能的冲突，美国也会在具体策略上进行微调。

2007年，日本防卫相小池百合子与美国国务卿赖斯会谈时提出加强日美澳印四国安保领域的合作，而赖斯表示“关于日美澳印四国关系，有必要考虑妥当推进”。追求亚太战略稳定、维护亚太霸主地位的美国会根据其亚太战略的实际步骤与节奏来推进四国战略合作。

随着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的上台，美国的亚太战略将会出现新的调整。虽然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战略还未成型，但重视亚太，增强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实力和影响力，维护美国霸权仍是其对亚太战略的基本定位。

虽然，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董云裳曾表示“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是上届政府亚洲政策的措辞，暗示本届政府将会有一个新的方案。但是，无论是“亚太稳定计划”抑或其他的战略措辞，都不会动摇美国对亚太战略的根本定位。

同时，“美国优先”成为特朗普重新定位亚太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位推行“美国优先”原则、奉行保护主义的新总统，在竞选中苛责盟友日、韩搭便车的言论，着实引发了盟友的担忧和恐慌，而其与澳总理特恩布尔不愉快的电话谈话更引起了澳大利亚人持续的关注。特朗普希望亚太盟友承担更多责任，以更小的代价追求其在亚太地区更大的收益。尽管，特朗普对盟国进行了安抚，但“美国优先”的政策基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与亚太盟友日、澳和亚太伙伴印度的关系与合作。

另外，热衷于双边关系，倾向于双边合作的特朗普对“日美澳印”这一小多边合作的热情又有多少呢?而这也为四国战略合作增加了不确定性。

“日美澳印”战略中的美国因素非常鲜明。从日美澳印四国战略合作的发展进程来看，虽然日本是积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默许与支持，该战略合作也难以得到进一步的推进。美国因素是制约四国战略合作的首要因素。

【(二)中国因素的影响】

中国因素是导致日美澳印四国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动因。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演讲时，一边指责中国崛起挑战地区规则与秩序，一边强调加强美日印澳四方合作，构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很显然，中国是四国合作共同的战略目标。然而，中国因素也是制约“日美澳印”战略合作进程的主要因素。以中国为共同目标的四国开展战略合作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着中国因素的影响。

冷战后，中国本着韬光养晦的战略准则，呈逐渐崛起的态势，并成功克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一举登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而且，在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金砖四国中，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相当于其他3个国家的总和。特别是2012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随着中国的强劲崛起，日美澳印调整战略，加强合作，围堵、遏制中国。但是，该四国与中国有着紧密的经济依存和利益关系，其在推进抗衡中国的战略合作的同时又保持着一定的克制。

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已成为推动其他亚洲经济体从20世纪90年代的衰退中复苏过来的引擎。其中，日本从中国经济增长中收益最大。

中国在带动亚太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与日、美、澳、印、韩等国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在2007年成为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在2009年超过日本再次成为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并在此后连续8年成为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在2012年再次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并在2014年超过阿联酋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2015年，中国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从2007年至2016年(如表2)，中国在美日澳印四国的对外贸易中位居前列，在出口方面，中国连续10年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国，连续4年为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国，连续8年为澳大利亚的第一大出口国，连续7年为印度的第三大出口国;在进口方面，中国连续10年为美日澳印四国的第一大进口国。

很显然，中国与四国已有非常密切的经济利益关系和非常深的经济依存度。尤其是2014年“中澳自贸协定”的成功签署更加深了两国间的经济关系。美日澳印四国与中国形成了互为交错和影响的经济利益纽带。

这一经济利益纽带，使日美澳印难以对中国形成绝对的对抗和围堵。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使他们在发生危机时不得不克制自己的行动。经济相互依存可以成为战略相互依存的重要平衡量。

以前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战略平衡来源于核威慑，现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平衡则来自日渐增长的经济依存。

已签署自贸协定的中澳两国已步入了双边关系的历史高峰期。相较于美澳印三国，日本与中国的经济依存度更深。尽管，近几年日本调整政策，加强对东南亚市场的开拓，试图减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但中日经济相互依存结构并不是短期内就能够改变的。日美澳印四国均不愿因强硬、绝对的抗衡中国而遭致更多的经济损失和代价。更何况，日美澳印四国都想攫取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的丰厚红利。

【表2 中国在美日澳印四国出口、进口国中的位次】

日美澳印四国对华崛起认知与平衡程度不同

日美澳印四国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不同，从而导致了四国对外战略中平衡中国的程度不同。如果遏制、平衡中国处于一国对外战略的优先位置，就意味着该国将会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进它。而如果其处于一国对外战略的非优先位置，就意味着该国不会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进它，因为还有其他优先推进的战略目标。这直接影响着四国在“日美澳印”战略合作中的角色扮演，从而影响着该战略合作的进程。

【(一)美国视中国为挑战其霸权的竞争对手，平衡中国是其对外战略的优先关注】

老牌大国和崛起中的大国之间存在潜在的紧张因素，这一点自古皆然。崛起大国不可避免地会涉足之前被老牌大国视为禁脔的某些领域。同样，正在崛起的大国怀疑对手会在它羽翼未丰的时候试图遏制它的成长壮大。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对他国的崛起时刻保持着高度敏感和警惕。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维护霸权稳定和世界领导地位的美国重新寻找新的潜在威胁，并把防范的对象定格在不断发展的中国上，视中国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和挑战其全球霸权的“战略竞争对手”。中美之间的战略猜疑、战略性竞争和利益冲突，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平衡中国也将是美国对华的长期战略。

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和戒备不断加强。克林顿执政时期，中国经济虽然呈现出经济大国的潜力，但仍处于起步阶段，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接触”战略。随着台海危机的发生，美国不断增强与亚太传统盟友的关系，重新定义美日同盟，加强美澳同盟，加大防范中国的力度。

21世纪初，中国经济稳步快速增长，成为经济大国的趋势日益鲜明，美国对华采取“全面遏制”战略，阻遏中国的进一步崛起。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不可扭转的事实，美国担心其世界霸主地位遭受挑战，加强了制衡中国的力度。奥巴马上台以来，积极开展前沿部署战略，推出亚太平衡战略和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断整合亚太传统盟友，构建新的战略伙伴，从政治、经济、安全等多维度阻遏、围堵中国。从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的对华战略来看，无论是“全面遏制”战略，还是“接触+遏制”战略，遏制中国始终是美国对华战略不变的主题。

在2008年的国家防卫战略中，美国提出:“中国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有潜力与美国形成竞争的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将需要遏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现代化及其战略选择对国际安全的影响。”美国认为，从长远来看，作为地区强国中国的崛起将会以各种方式潜在地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美国将会继续进行必要的投资，与同盟、伙伴构建密切的网络式合作关系。

虽然特朗普上任以来，更多地关注朝核与中美贸易问题，还未形成更清晰完整的美国对华战略，但是其平衡中国的战略不会改变。韩国已全部部署完萨德反导系统，日本也表现出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意愿。事实上，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加强。在中国已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背景下，平衡中国无疑是美国对外战略的优先关注。

同时，中美两国存在战略性相互依存。虽然，美国仍为当今世界超级大国，但美国霸权的部分衰落也是不争的事实。帝国秩序的重心正从西方转向东方，今天的世界复杂到任一单独强国都难以主导的程度。随着全球和地区问题的凸显，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中美冲突的代价远远超过中美合作的收益。

奥巴马也强调“欢迎稳定、和平、繁荣的中国崛起。……虽然我们会有竞争，但我们拒绝对抗的必然性”。这反映出美国希望中国在不挑战其霸主地位下的和平崛起，避免中美对抗。中美之间是一种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之间的博弈。平衡中国，将中国压制在美国主导的秩序下，是美国始终追求的目标。虽然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但美国不会放弃对中国的制衡。并且，美国会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对华采取软硬两手制衡。

【(二)日本视中国为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对手，平衡中国是其对外战略的优先关注】

中日经历了朝贡体系下以中华为中心的地区等级秩序，朝贡体系崩溃后日本侵略、独霸亚洲的地区秩序以及二战后美国主导亚洲的地区现实。日本对中国始终存有复杂的心态。中日关系存在非常严重的结构性矛盾，既有历史认识问题，又有钓鱼岛领土争端和东海划界争议，也有比印度更为严重的邻国安全困境，更有东亚地缘战略以及东亚主导权之争。日本对华崛起持对抗甚至敌视态度。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力增强的态势，日本逐渐加强了抗衡中国的力度。随着2006年安倍的上任，日本对华政策转向硬对冲下的竞争性接触。特别是随着中国赶超日本，成为亚洲经济巨人和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防范、平衡中国的意图愈加鲜明。自2010年以来，日本转向更强硬的对华制衡，从国内到国外加强对中国的硬制衡。在2012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日本强调“中国的外交姿态和军事动向以及缺乏透明度的军事和安全政策，有必要继续仔细观察中国的动向”。在《防卫白皮书》中，日本政府强调:“在过去25年里，中国以较高的水平增加国防开支，广泛迅速地增强军事力量。……中国不仅政治、经济方面，而且军事方面已经在国际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各国都在关注中国的发展动向”，“中国军事发展趋势、军事与安全方面缺乏透明度，日本对此非常担忧，今后有必要密切关注”，对中国在周边海域的正常活动说三道四，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影响力的提升，日本采取了非常鲜明的抗衡、围堵中国的战略。

从其国内层面来看，日本表现出明确而强硬的抗华姿态。日本政界右倾化持续加深，国民民族主义情绪日趋严重，右翼势力迅速增长，国家整体右倾化趋势加速，对华负面情绪不断膨胀。并且，日本突破战后体制和宪法制约，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推出新安保法，构建军事大国，增强抗衡中国的力度。从其对外层面来看，日本打着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的幌子推进对外战略，拉拢他国制衡、阻遏中国崛起。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日本增强与澳、印、韩、东盟等海洋国家、岛国，蒙、俄等陆地国家的安全合作，甚至加强与英、欧盟的安全合作，增加抗衡中国的筹码，构建从海权到陆权、从周边到全球围堵、遏制中国的重重包围圈。

中日经历了朝贡体系下中强日弱、近代化以来日强中弱、21世纪初中日并强的角色变化。中日之间是一种崛起的地区经济大国取代原有地区经济大国的博弈结构。丢失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经济宝座的日本将会继续对华采取强硬抗衡与全面围堵，在双边、区域和全球等多层面，与中国进行激烈的竞争和对抗，以恢复其在亚太地区的传统优势地位和增强其在地区与世界不断下降的影响力。很显然，遏制中国已成为日本最优先推进的对外战略目标，甚至不惜以损害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为代价。

【(三)澳大利亚:明确提出不将中国视为对手，平衡中国程度较弱】

中澳之间没有明显的战略竞争。对于与其相距遥远的中国，澳大利亚除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大国的天然的警惕外，其与中国没有明显的地缘和战略竞争，而更多的是通过积极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来分享美国治下的地区秩序的权力与利益。特别是随着21世纪初亚洲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意愿更加强烈。同时，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防范也增强，并积极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根据2013年的罗伊研究所民意调查，澳大利亚人希望与美国保持强大的合作关系，而对中国持有警惕。

虽然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有所担忧，但随着中澳两国关系的深化和理解的加深，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明显改变。在国防白皮书中，澳大利亚明确表示欢迎中国崛起，明确提出不将中国视为对手。相较于日美印三国，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平衡意味最浅。在澳大利亚的积极推动下，中美澳开展了首次联合军演。而且，澳大利亚不顾美国的施压，积极加入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通过加强美澳同盟、中澳经济合作，澳大利亚在美中两大国之间寻求平衡，从多层面、多维度汲取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安全、战略变动中的红利。在2016年《国防白皮书》中，澳大利亚政府指出:“美国与中国在本地区的作用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将继续成为印太地区安全与经济发展中最具战略性的重要因素，直至2035年”，并强调“我们与美国和中国仍然以不同的方式保持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对于追求务实的澳大利亚而言，维护亚太地区秩序的稳定，迅速融入和平、稳定的亚洲，是其构建中等强国的关键战略环节。

【(四)印度:对中国高度防范和戒备，加强平衡中国的力度】

中印之间存在边界争端、印度洋地缘战略之争以及互为邻国的战略猜疑。对于邻国中国，印度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和戒备。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印度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平衡中国的意愿愈加鲜明，不断推进东进战略，拉近与美国的关系，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东盟等国的合作。

中印边界锡金段是中印双方已清楚界定、没有任何争议的边界。然而，中国在该边界段的中国领土洞朗地区修建公路设施中，印度边防军却非法越界侵入中国，阻挠中国修路活动，造成长达两个多月的中印对峙。印度挑衅中国的非法行径充分反映了其对中国的高度戒备和防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对中国的“敌性”认知逐渐加深。虽然中印关系不断加强，但是印度对中国的认知难以改变。

尽管印度对中国崛起加强戒备和防范，但不会直接抗衡中国，而是通过游走于美、日、澳、中之间的战略博弈，试图不费吹灰之力获得更多利益。一方面，印度不可能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耗费在与中国的抗衡上，另一方面，印度也不想因此丢掉从中国获取经济红利的机会。对于追逐“大国梦”而仍面临重重发展问题与困境的印度而言，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更符合其国家利益。印度并没有加入美国主导的TPP协定，而是积极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从根本上说，中印之间是竞争与合作并存，而且这种双重性在攸关国家核心利益方面非常明确。

虽然，平衡中国是印度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推动本国快速崛起和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是印度对外战略的优先考虑。

近年来，印度呈现出跃跃欲试的崛起态势，不断加快东向战略的步伐，开展全方位外交，逐渐向大国梦的目标迈进，进一步扩大和延伸印度在亚洲的利益。在2015－2016年的《国家安全报告》中，印度提出:“印度也受到超越其近邻和印度洋地区发展的影响。西亚、中亚、亚太地区的发展直接关乎印度的利益”，“印度在持续和平稳定的亚太地区不仅有经济、贸易利害关系，而且有重要的战略利益。”印度不会放弃借助他国牵制中国获取权益的机会，也不会放弃与中国合作赚取经济红利的机会。印度前外交秘书长希夫尚卡尔·梅农指出:“印度追求其利益的环境将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亚太地区形势的复杂性给了印度选择伙伴、合作者一起追求利益的机会。”对于印度而言，积极穿梭于大国与地区国家之间构建战略平衡，推进东进战略，实现自身的崛起是其孜孜以求的战略目标和利益。

从日美澳印四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来看，美日两国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的程度最深，印度次之，而澳大利亚则不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因此，平衡中国在日美澳印四国的对外战略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遏制中国在日美两国的对外战略中处于主导和最优先关注的地位，并且在日美两国的对外战略优先中的重合度最高，但是其在澳印两国的对外战略中并不占据优先和主导位置。

美日两国对中国是一种冷战式的遏制与对抗，并且以更加明确制衡中国的姿态展开紧密合作，一方面制定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取消日美安保合作的地理限制，让日本扮演更具进攻性的角色，在全球领域开展无缝合作;另一方面共同拒绝加入亚投行，加强与中国在经济与国际金融领域的竞争与抗衡;再一方面拉亚太周边国家抗衡中国的同时，甚至拉英、法、德、意、加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压，推动七国集团首次发表涉及东海和南海的声明。

而印澳两国对中国更多是一种防范与平衡，特别是澳大利亚对华的平衡程度最小，在对中国维持一种战略上平衡的同时，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这直接影响了日美澳印在四国战略合作中的角色扮演，明显制约着四国对于推进该战略进程的积极性。

日本作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的倡导者，表现出积极高调的姿态，特别是安倍不遗余力地推进四国合作。

而美国虽然表现低调，实际上却是该战略合作的主导者和幕后操纵者。澳大利亚更为务实，对该战略合作尤为谨慎，明确反对推进“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但是在双边和三边战略对话上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而善于搞平衡、追求务实的印度，则游离于日美澳中等国之间，对该战略合作持谨慎态度，对“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持消极态度，但在双边和三边战略合作方面更为主动。

在动态中寻求平衡

“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是以遏制中国为共同目标，追求本国多重目标的利益角逐和战略博弈。它不仅存在利益共享，更存在利益纠葛与冲突，面临种种因素的制约和挑战。而且，这些因素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为交错，从不同层面制约着“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发展速度、程度及方向。

该战略合作不平衡的发展结构，特别是缺失“四方对话”这一合作机制，从而使其成为一个松散的缺失效力的合作框架。四国对中国崛起、遏制中国的认知不同，遏制中国在四国对外战略位置的不同，也导致四国对该战略合作的态度不同，角色扮演不同，从而使四国难以凝聚成更大的合力来有效推进该战略合作。而日本高调积极的态势，美国默认与支持的态度，印度与澳大利亚谨慎、消极的态度，使该战略合作标注着非常鲜明的“日美”为核心、澳印边缘化的特征。同时，“日美澳印”战略合作不可避免地囿于大国因素影响的困境。它既不能摆脱受美国主导的命运，也不能逃避与中国缔结利益纽带的现实。日美澳印四国既想平衡中国崛起，又想分享中国崛起带来的利益。这种追求多重利益最大化的战略思维也使其自身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逻辑中。今后一段时期，该战略合作在原有的基础上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从该战略合作的发展框架来看，双边、三边层面的合作将会进一步加强，四边层面的合作仍无起色。在双边层面，日美、美澳、日澳、日印、美印、澳印6对双边关系将继续深化。其中，日印关系在安倍和莫迪的积极推动下将进一步增强，澳印关系也将有所升温。在三边层面，“日美澳”“日美印”两个战略三角持续加强，“日澳印”三边合作将得到进一步发展，“美澳印”三边合作仍处于萌芽状态。由于特朗普的亚太战略仍未清晰化，加之“美国优先”原则的推行，令日澳印三国担忧。日澳印一边将会积极加强与美国的关系，确保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一边也将会积极加强三国间的合作，增强自身在亚太的存在感。

另一方面，从“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发展形态来看，“准同盟联合体”日渐清晰，四国同盟在近期不会实现。从该战略合作的现状来看，除了日美与美澳同盟外，日澳准同盟性质、美印准同盟倾向非常明显，日印向准同盟方向发展的趋势也非常明显。可以说，日美澳印四国已构建了一个初具轮廓的“准同盟联合体”。而且，随着日美澳印双边、三边战略合作的加强，该“准同盟联合体”形态将愈加鲜明。由于“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受不同因素的制约，“准同盟联合体”将是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主要发展形态，而四国结盟尚需时日。

虽然，“日美澳印”战略合作仍存在局限，还未形成事实上的四国同盟，但其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在亚太地区事务中，随处可见日美澳印四国插手地区争端的影子，对中国周边环境形成严重挑战和威胁。该战略合作有着过时的冷战思维，加深了亚太格局合作的分裂，不利于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第一，该战略合作给中国外交制造困扰和阻力。日美澳印干涉地区事务，特别是在与中国相关的地区争端中，四国抱团应对中国的现象不断发生。在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中，美国从中立转向支持日本，澳大利亚逐渐表现出明显的对日倾向，并且美日澳发表所谓“反对任何有可能改变东海现状的强制性、单方面行动”的声明，增加日本抗衡中国的气势。在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美日澳保持一致立场不断向中国发难，日印也发表所谓“基于国际法确保飞行及航行自由的重要性”的声明，干涉中国事务。在南海问题上，日美澳印作为域外国插手地区争端，不断恶化事态。

四国加强与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防卫与安全合作，加大对菲越等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力度，助长其对抗中国的气焰，给中国解决南海争端增添压力和阻力。在今年的中印洞朗对峙期间，虽然美日澳没有明确支持印度，但是三国在孟加拉湾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澳外长访印时强调加强战略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印度借以抗衡中国的无形力量。日美澳印不断插手东海、南海问题，给中国外交增加诸多干扰。

第二，该战略合作阻挠中国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虽然随着美国退出TPP，该战略合作在经济层面孤立中国的计划破产，但是其阻挠中国在亚太地区确立经济主导地位的意图仍在继续。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路径，但是日美澳印都没有参加。虽然美日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发生微妙变化，但是其更重视所谓的美国版、日本版丝绸之路。

日本与印度提出“印度洋－太平洋自由走廊”倡议，并打算邀请美澳等国参与该倡议，试图打造“亚非经济增长走廊”，对抗“一带一路”战略。在前不久的日美印外长会晤中，三国就开发印度－太平洋地区港口基础设施达成一致，与中国竞争。

第三，该战略合作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严重威胁中国周边安全，加剧了亚太安全格局向传统安全格局的倾斜。“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是对美国亚太战略部署的进一步补充和延伸，形成了以日本为起点、经南海周边国家和印度、再到阿富汗，对中国形成C型的包围圈，是比冷战时期“新月型”包围圈覆盖面更广的、几乎接近一个圆的、严密封锁中国的包围圈，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形成严重挑战和威胁。

第四，该战略合作传递“中国威胁论”论调，加剧亚太地区格局的分裂。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平衡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向周边国家传递“中国威胁论”的信号，加剧了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和警惕，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蒙上一层莫须有的阴影，也加剧了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择的困境和亚太格局的分裂。而周边国家采取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两面下注策略，从而成为日美澳印四国与中国的这场战略博弈中的获利者。

第五，该战略合作加剧地区局势紧张，打破地区战略平衡。对于日本放松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这些引起周边邻国质疑甚至反对的行径，美澳印却积极支持，并加强与日本的安全合作，试图加速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步伐。这将严重破坏东北亚地区军事平衡，造成东北亚地区的不稳定。对于朝核问题，美日澳不断加强制裁朝鲜的力度，而今年印度也步入了制裁朝鲜的队伍中。在孤立朝鲜的同时，也加剧了“不断制裁－继续核导开发”的恶性循环，加剧半岛局势的紧张化。在近两年南海局势稍有缓和的情况下，日美澳印不断挑起事端，美国军舰擅入西沙领海挑衅中国主权，日美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印度军舰借助与越南、菲律宾的联合军演驶入南海，澳大利亚舰队也借军演驶入南海，制造地区紧张局势，打破南海短暂的稳定，甚至导致地区军备竞赛的升级。

“日美澳印”战略合作不仅是四国对中国崛起的回应，更是四国重塑亚太格局、角逐亚太权力的平台。而且，随着该战略合作的不断推进，其对中国周边环境与对外战略的影响也将持续加深，其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将持续发酵，其发展进程值得进一步关注。

澳大利亚的投资比例与焦虑

【对澳洲的投资比例】世界最美丽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是全球投资的重要市场；其外资来源多元。根据当前最新的2016年统计数据，澳大利亚组合投资（Portfolio）约占1/2，直接投资约占1/4，其余为金融衍生品投资和其他投资。债权投资和股权投资作为组合投资的主要形式，分别占到组合投资的2/3和1/3。按照投资来源划分，中国并未出现在澳大利亚利用外资来源地前列，无论是投资流量还是在澳大利亚投资存量均排在靠后的位置。2016年，按投资流量计算，美国（27%）、英国（16%）、比利时（9%）、日本（7%）、中国香港（3%）和新加坡（3%）分占前6位，占到了全部投资的65%。

2018年，澳大利亚所采取的策略，以及中澳经贸关系可能面临重要的挑战和机遇，非常值得有对澳投资意愿的企业关注。

【一个对华焦虑加强的国家】2018年，中国企业在适应对外直接投资合规管理加强的同时，也面临因国际环境和澳大利亚自身变化带来的挑战。澳大利亚近年来的政治环境中出现明显分歧，对华质疑增加，不信任表现愈发直接，在国有企业投资等方面更加敏感，不利于中国对澳投资的稳定发展。

外交政策涉华对抗加强2017年11月，澳大利亚发布了10年来第一份《外交政策白皮书》，在阐明其减持文化多元性的同时，表示希望美国扩大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以抗衡中国崛起。在2017年11月特朗普亚太行提出“印太战略”后，澳大利亚白皮书花相当篇幅论述“印太”，很难不引起其与美国强化联盟增强区域影响力的意愿。而包括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等高官在洞朗对峙、中国对南太地区援助等问题的表态，也给中澳大利亚双边合作带来负面影响。

【国内涉华焦虑感增强】近年来，澳大利亚民粹主义盛行，右翼团体对中澳关系日益紧密的趋势表达不满，焦虑感增强。澳大利亚政府对华态度转冷。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2017年12月9日在探访悉尼社区时表示要为国民“站起来”，向媒体表示过去选举中有10人被发现与中国情报机构有密切关系。此前，特恩布尔多次强调“外国渗透”的危险，渲染与中国企业政治献金对澳大利亚政治的影响。涉华问题已经成为一些地区地方选举的重要议题，对当地华裔社会带来了不利影响。一旦涉华焦虑推动澳大利亚议会以法律方式对华投资予以约束，将给已经完成的对澳大利亚投资和可能的投资带来较大负面影响。

【政治环境不稳定性增加】澳大利亚当前执政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所具有的微弱多数优势正在遭受挑战。由于双重国籍身份被迫放弃议员身份的副总理乔伊斯虽在补选中以微弱优势再次当选，但包括工党、绿党等反对党对执政联盟的指责引发更多民众重新选择。如果失去微弱多数的领先优势，执政党联盟的政策将难以通过立法议程。同时，执政党内部对特恩布尔的质疑也在增加，如果党内力量对比发生逆转也同样会造成澳大利亚政治政策环境的改变。

【经济发展前景仍不确定】全球经济依旧面临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变化等带来的冲击，造成了全球供需规模和方向的不确定。包括WTO在内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遭到质疑，经贸格局不断演化发展，美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外溢影响加强，传统能源与新能源格局变动制约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复苏，对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带来一定影响。失业率的下降将导致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供给出现紧张，影响到企业雇员的成本和可得性。

【一个经济增速最快的发达国家】澳大利亚政府近期难以在经济政策上做出明显调整，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的机遇主要来自澳大利亚经济和市场的需求。总体来看，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仍处于初级阶段，可以拓展的空间较大。

中国企业对澳大利亚投资以直接投资为主，2016年中国直接投资占到澳大利亚吸收FDI的5%，高于中国占澳大利亚吸收各种直接投资的比重。这种投资结构反映了中国企业对澳大利亚投资的偏好，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投资结构优化调整的方向。

按照澳大利亚政府的观点，澳大利亚具备6项吸引外资的优势。一是经济保持连续26年增长，实际GDP预计在2017～2021年保持2.9%的年均增长率，将成为增速最快的发达经济体，且保持很低的政府债务水平；二是能矿、农业、金融、教育和旅游等五大产业具备全球竞争力；三是人力资源素质高，对国外学生吸引力强，文化和劳动力市场的多元性满足各种需求；四是地理位置具有优势，与亚洲、欧洲和美国贸易投资密切；五是营商环境良好，监管透明度高，宜居，吸引大量跨国公司；六是创新能力强、研发投入多，大学和科研机构全球领先。

2018年对澳投资初步建议

【总体来看，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仍处于初级阶段，可以拓展的空间较大】2018年，中澳双方政府将继续按照自贸协定实施降税，有助于降低涉及类别商品的关税成本，增强澳大利亚在相关领域的投资吸引力。澳大利亚联邦银行（CBA）、麦格理银行（Macquarie）的经济学家均对2018年澳大利亚经济增长保持乐观，预计就业增长继续保持强劲，无论是矿业还是非矿业投资将有复苏迹象。包括消费与基础建设在内的政府支出也将保持强劲。作为“坐在矿车上的国家”，澳大利亚受全球经济复苏的需求拉动明显，能矿价格上升、流入的矿业投资预计将保持增长。作为澳大利亚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动力的增强同样对澳大利亚经济增长带来较大的拉动。亚太地区对澳大利亚天然气等能源需求的上升、对农产品需求的持续增长，以及美国减税政策推动下经济再创周期高点，都将对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带来利好。澳大利亚相对成熟且规模巨大的金融市场为各类金融资产提供更为多样化的选择，也有利于中国资本寻找更为多元的投资空间。

【一个需要理性拓展的国家】2018年，中国企业应把握澳大利亚经济发展机遇，通过对澳大利亚投资在内的多种方式提升自身竞争力，同时避免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冲击和影响。

【紧密关注澳大利亚政策变化】应注意澳大利亚政府的表态和立法机构对可能影响投资的人员入境、并购审查和工作居留等各领域法律的调整过程。关注澳大利亚主要相关部门负责人变化对各类政策带来的影响，对于可能造成的冲击提前做好应对方案，避免政策突变造成的措手不及。

【重点参与澳大利亚地方合作】澳大利亚地方政府重视利用外资，在吸引外商参与地方经济发展、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的意愿相对较为稳定，不易受到澳大利亚政治变动的负面影响。可加强与地方政府就投资合作进行沟通，在明确的地方权限范围内探索可能的合作领域，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合理选择投资行业与路径】由于不同行业和类型的投资的生命周期有较大差异，需要企业在投资时注意选择。投资既要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优势和目标，又要充分考量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对投资行业的态度。2018年，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能矿领域的投资虽可能受益于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复苏，但可能涉及资金规模较大、投资周期较长且会受到跨国巨头的影响。农业领域投资受土地政策、劳动力影响较大。服务业投资可能成为新的热点。企业需要合理设计投资路径，在寻求伙伴协同发展中更为开明。

【谨慎接触政治生态圈】2018年，澳大利亚对华焦虑预计仍不易得到明显缓解，各种政治力量在争夺影响力的同时将充分利用媒体煽动公众情绪。尽管企业的经济活动更多关注于市场供需，但与政治仍然难以做到完整切割，澳大利亚许多政治力量背后也代表着经济力量。企业需要与澳大利亚各方加强沟通，阐明自身意愿，减少误解，但在方式和方法上应更为谨慎，尽量避免授人以实，将正常的市场行为说成带有政治意图。对于缺乏相关经验的企业，可咨询澳大利亚当地专业咨询机构或参与行业协会，在获得良好发展的同时减少受负面政治宣传的影响。

【充分用好澳大利亚优势资源】企业赴澳大利亚投资，应综合考虑澳大利亚在资金、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源和经验等方面的优势，努力将这些优势与企业自身能力相结合，增强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中澳之间互补性较强，可拓展的市场空间广泛。伴随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与能力的增强，中澳在多元化发展等方面有众多共同理念。中国企业可探索通过赴澳大利亚投资为当地发展创造更大空间，帮助解决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与瓶颈，改善中国形象，减少对华焦虑。

原文请见：

——张红，《美澳日印要联手抗衡中国？》

——屈彩云，《解析“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局限性》

——周密，《2018年：你会向澳大利亚投资吗？中国资本由初级阶段到寻找更多元空间》

——转载请注明《四方谈》公众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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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协会】

《全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学术会议暨矿冶绿色发展高峰论坛将在武汉举行》

近年来，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对矿产资源的刚性需求仍将持续；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正向纵深推进，全球矿业开发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及绿色生态硬约束给矿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的矿冶发展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要求。

为践行党的十九大报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和“节约优先、绿色发展”的方针。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总体要求，加快转变资源利用方式，以科技进步为手段，以管理创新为基础，以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为重要着力点，发展绿色矿冶和循环经济，全面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和矿冶协同水平；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中国矿业联合会选矿委员会、中国有色金属学会选矿学术委员会、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北京矿冶研究总院）、武汉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武汉工程大学、矿物加工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钒资源高效利用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九届全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学术会议暨矿冶绿色发展高峰论坛于6月下旬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会议以“推动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助力绿色矿冶发展”为主题。将就近年来国内外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清洁矿冶技术的新进展、新成果、新思路等方面进行交流。

届时将邀请殷瑞钰、余永富、黄伯云、邱定蕃、何季麟、孙传尧、张文海、王一德、王国栋、姜德生、刘炯天、邱冠周、毛新平、彭金辉、黄小卫、聂祚仁、张清杰等院士，以及武汉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武汉工程大学、中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昆明理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江西理工大学、广西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南科技大学、华东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郑州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公司、中国宝武中央研究院、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广东省科学院、长沙矿冶研究院、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钢铁研究总院、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大冶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山东方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陕西五洲矿业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的专家、科技管理部门解读政策并作专题报告、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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