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满文革中将一批批老干部打倒，在1967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和聂荣臻等中共元老一起“大闹怀仁堂”，与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爆发激烈冲突。当事人陈丕显在《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一书中，详细讲述这段中共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
1986年9月，江泽民（右二）、陈丕显（右四）、曹禺（左三）等人在北京与昆曲艺术家俞振飞合影
1967年2月16日，在我被关押一个多月之后的这天，一场酝酿了半年之久的政治风暴在北京中南海突然爆发了。这就是后来被江青、林彪一伙诬为“二月逆流”的震撼全国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说起来，这次事件的导火索还是我。
1966年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加紧了向上海市委夺权的步伐，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激烈地进行着。1967年元旦社论发表之后，夺权的狂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市委、市人委处于极其被动的状态，整个上海的局势也处于动荡不定、岌岌可危的境地。处于这场斗争漩涡中心的我和荻秋同志心急如焚，可又力不从心，难挽狂澜。面对这种从未经历过的危急情况，我和荻秋同志商量，决定向中央汇报，向中央求援。1967年1月3日，我挂通陶铸同志的电话，向他汇报了上海局势紧急的情况，倾诉了内心苦衷，请求中央的支持和帮助。陶铸同志听完之后急切地问我：“你们能坚持一个星期吗？最好能坚持两个星期！”他在电话中对我又加重语气说：“总之一句话，坚持就是胜利！”放下电话，我立即把通话情况向荻秋同志说了，并一起分析了陶铸同志指示的含义和精神。我们都预感到，似乎党中央将有新的决策、新的精神。因为原先中央就曾说过，“文化大革命”搞三个月，以后又说最多搞半年。按以往搞运动的经验，我们觉得中央可能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了。想到这一点，我们都深受鼓舞。可是从《元旦社论》的精神看，并没有这个迹象。《元旦社论》说“今年的任务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想到这变幻莫测的斗争形势，我们又忧心忡忡；而心里总存在着一种美好的期望，希望中央尽快扭转眼前这种危急形势。我带着病痛坚持着，期待着中央的新精神。
可是，我期待到了什么呢？期待到的是一场震惊，一场更大的灾难！
1月10日，大街小巷的大字报、造反派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令我心惊的“北京来电”：“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打倒陶铸！”有的大字报还传出了1月9日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说，陶铸问题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他在十一中全会前后，执行的都是刘、邓路线。接见红卫兵，在报纸上、相片里、电视中，刘、邓的镜头都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给管住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震惊之极，难道这消息会是真的？根据“文革”以来的经验，这消息大概不会错，因为谁也不敢随便编造毛主席的指示，即使是胆大包天的王洪文也没有这个胆量。何况那时政治风云变幻，康生、江青说打倒谁，谁就立即倒霉。彭德怀、贺龙已被揪、被斗，陈老总也朝不保夕，煤炭部长张霖之被活活打死。在这无法无天的年代里，什么事不可能发生？即使这样，我仍心存侥幸，希望陶铸同志没有被打倒。我立即吩咐人去打听情况。
不幸消息终于得到了证实，而且后来我还知道了许多更详细的情况：
1966年12月25日，陶铸同志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因为要保护余秋里、谷牧、王任重等同志，与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受到了这些人猛烈的围攻。
性格直爽、刚直不阿的陶铸气愤至极。经过一番思考，他去找毛主席，直言不讳，慷慨陈词，要求保护老干部，并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处于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还流露出“京官难做”的情绪。
陶铸的真情感动了毛主席。12月29日，毛主席对他说：“过罢新年，你到几个省、市去考察一下，去看看运动情况到底怎么样？还是老问题，‘糟得很还是好得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亲自去看一看。几个省、市委第一书记要保啊，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云南的阎红彦，江苏的江渭清……凡是能保的都要保。要救人于水火呀！你代表中央去，讲话的作用会大些。”毛主席自己拟定了一个名单，大约有一二十人。
陶铸将毛主席同他谈话的记录整理好后，立即报告了周总理。总理又慎重地请示毛主席具体保哪些人，毛主席说，凡是受严重冲击的都可以保。周总理得到了毛主席的指示，于当天下午在中央的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说：“毛主席的指示现在就作为中央的决定。把主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陶铸同志电话里要我“坚持”，原来是这个意思呀！我得知这些情况时，陶铸同志已被打倒，成为“全党全国共诛之”的对象。我了解陶铸同志，我从心底里感激他，感激毛主席。
江青一伙对陶铸同志即将代表党中央外出考察极为恐慌。因为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的目的，就是要把全国搞乱，要打倒老干部，以便乱中夺权。因此，他们千方百计要阻止陶铸外出调查。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要立即回上海，堵住陶铸的去路。老奸巨滑的康生、江青想出了毒计，把陶铸就地打倒，拔除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他们便施展恶人先告状、先下手为强的卑劣手段，在毛主席面前告了陶铸刁状，栽赃陷害，使陶铸罹难。康生、江青、张春桥这伙害人虫残害了多少忠良！
陶铸想保护一批党的老干部，结果自己却引火烧身先被打倒。自此，康生、江青、张春桥一伙更是肆无忌惮，有恃无恐了。全国掀起了揪斗、迫害老干部的一阵阵恶浪，陶铸没有能够出京考察，张春桥、姚文元却飞回到上海来“摘桃子”，掀起了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
上海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遭殃了。我和曹荻秋以及市委、市人委的绝大多数同志开始陷入生死关头。
陶铸被打倒之后，周总理的处境更加艰难了。我们敬爱的总理为着党和国家利益，不顾个人安危，以他博大的胸怀、超常的才华，忍辱负重地同林彪、康生、江青、张春桥之流展开顽强和巧妙的斗争。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拟出了一份中央局和省市委第一书记的保护名单。陈毅同志也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把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名单都开列在保护之列。毛主席批准了周总理和陈毅同志所拟的名单。名单中有我、叶飞、江华、江渭清、谭启龙、杨尚奎等人。
1967年1月28日，中央分别派出专机，从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等地把叶飞、张平化、杨尚奎、江华等同志接到北京。叶飞是在当时福州军区副司令皮定钧同志的干预、帮助下，从造反派手里接走的。接我的飞机也到达上海机场，由于张春桥暗中搞鬼，王洪文控制的造反派把我和曹荻秋扣住不放，结果没有走成。据当时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告诉我儿子小津，当时飞机在江湾军用机场一直停了好多天，一直在等。张春桥、王洪文明明知道保护的名单里有我，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决定的，可他们就是扣住我不放。事实又一次证明，当和他们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照样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
由于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完全落实，引起了尚能讲话的老帅们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不满。于是我便成为轰动全国的所谓“二月逆流”的导火索。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原定议题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王力、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等。
开会之前，与会人员陆续进入会场。
在怀仁堂门口，谭震林和张春桥从不同方向走向怀仁堂的台阶，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谭震林对张春桥投以鄙视的目光，没有理睬这位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老奸巨滑的张春桥深知这位老上级是个不好惹的人物，原想主动上前打招呼，可看谭震林如此蔑视他，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对谭震林的鄙视迅速作出了反应。此时的张春桥已非昔日可比了，他有靠山，已是冉冉上升、说一不二的人物了。他昂首阔步、目中无人、目空一切地往前走。突然，性烈如火的谭震林扭过头来，厉声问身旁的张春桥说：“陈丕显为什么没来？”谭老板指的是进京的名单上有我，但我没到北京来。张春桥现在是上海的“太上皇”，所以问他是理所当然的。
谁知张春桥却扳着面孔阴阳怪气地说：“他来不了啦！”
“咦，毛主席批准的，而且还专门派了专机去接，怎么来不了了呢？”谭震林看着这位新贵竟敢如此无礼，居然“一阔脸就变”，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张春桥有恃无恐地说：“群众不答应呀！”
谭老板怒吼道：“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呀！如果什么都由群众说了算，还要党的领导吗？”
张春桥反唇相讥说：“党？党组织不管用了。在上海，科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老板听了十分气愤，讥讽地对张春桥说：“噢，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
事隔多年，当谭震林同志给我讲述这场在怀仁堂门口与张春桥唇枪舌箭的“遭遇战”时，谭老板诙谐地对我说：“我这一番话把张春桥气得脸色像猪肝一样。不过，我也气得不得了，恨不得上前煽他两个耳光。”要是在战争年代，谭老板是完全会这样做的。他平时是个极为宽厚的人，但发起脾气来也很厉害，和平时判若两人。
张春桥阴沉着脸进去了。谭老板也早已憋了一肚子气。说实话，对江青、张春桥一伙的倒行逆施，开国元勋们早有看法，早憋不住了。
碰头会刚一开始，谭震林便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重问张春桥：“进京的老干部中，为什么陈丕显没来？”
张春桥还是那句话：“群众不答应啊！”
谭老板一下气炸了，连珠炮似地向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发火了：“群众！群众！不要张口闭口用群众压人！陈丕显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省委第一书记有什么问题？毛主席都批准保他们，为什么你们不让陈丕显来北京？”
张春桥在谭震林的逼视下不阴不阳地说：“群众起来了，这些事都要跟群众商量，他们不签字嘛！”
“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形而上学！”
谭老板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地继续吼道：“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明明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他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好些话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工作！”说完，谭老板穿上衣服，拿起文件夹起身便走，一边走一边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谭老板这一番大义凛然的慷慨陈词和责问，说出了与会的老帅们郁积心中已久的心声，引起了在场的老帅们、前辈们的共鸣。他们早就按捺不住了。
陈毅接着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义。现在有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谁是拥护毛主席的吗？”
谢富治不断插话，以老干部身份替中央文革说好话，真是奇怪之至。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力则一言不发，低头匆匆猛记笔记。这里引用的怀仁堂上老同志们的发言就是根据谭震林同志生前的回忆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的记录整理的。他们没有想到经他们亲手记录下来的材料，恰恰成了老一辈革命家铮铮铁骨和他们卑鄙嘴脸的见证。
谢富治又一次插话说：“文革小组经常讲震林同志好话。”
先念同志说：“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老板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身边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老板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老板立即回击道：“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先念同志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逼、供、信。这个搞法是从1966的第13期《红旗》社论开始的。”
《红旗》13期社论的标题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里面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发表在1966年10月。听先念同志如此说，总理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是分管《红旗》的，《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都要送他审查，而且许多文章是由他授意组织的。这篇社论明明是他参与炮制的，康生却当面撒谎道：“我没有看过。”
叶剑英同志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老一辈革命家在会上拍案而起，仗义执言，骂得酣畅淋漓。如果说，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心中更多的还是疑虑、担忧、迷惘和观望的话，在1967年2月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这种疑虑和迷惘已经转化为愤怒和抗争了。这个抗争是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大量血的事实的教育下所触发的。郁积在老一辈革命家心头的怒火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一时间，怀仁堂里正气压过了邪气，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在老帅们猛烈的炮火轰击之下毫无招架之力。
可是，老同志们越说越激动，逞一时之气，图一时之快，也说了一些过头话。没想到后来引起天威震怒。
会后，谭震林在激怒之余写了一封信给林彪，信中说“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刘少奇、陶铸、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住在中南海的以外，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北京的《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我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
一个老革命家、老共产党员对党和国家的耿耿忠心和无私无畏的情操跃然纸上！今天重读这篇“讨妖檄文”，我仍然肃然起敬。
谭震林本来想通过此信打动一道打江山走过来的林彪，再通过林彪的特殊地位对主席施加影响。可是谭震林心地太善良了，他看错了林彪，更没有想到林彪不仅没有被谭震林的凛然正气、对党的耿耿忠心所感动；而且，这个阴谋家还出卖了谭震林。林彪阅信之后大笔一挥批道：“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林彪的批示连谭老板给他的信一起被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张春桥一伙在会上大气不敢吭一声，会后却紧锣密鼓开始了恶人先告状。
怀仁堂会议的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连夜整理出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然后找江青添油加醋地作了汇报。江青听后又害怕又恼怒，说：他们是冲着我来的，我们必须反击。接着这群魔鬼便在江青那里密谋，由江青给主席写了个字条：
主席：
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仅仅几小时之后，主席就接见了张春桥、姚文元，并听信了他们一面之词的汇报。
张、姚当年是怎样汇报的，现在无法查到原始资料了；但从第二天主席的“震怒”里，可以肯定这几个阴谋家在两根最敏感的神经上做足了文章。
一是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上。主席曾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政权；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不管“文革”在错误的路上后来走了有多远，主席始终认为发动“文革”的起因是要在中国走出一条反修防修的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和贡献。谁若在这个问题上和他唱对台戏，他是不能容许的。
二是对待“中央文革”的态度。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是直接联系着的。尽管主席对与他出生入死打江山的这一批老革命家并不准备全部打倒，也不否认他对“中央文革”里的某些人包括江青有看法（这从不久以后的一些讲话和作法就可看出），但就总体来讲，他不允许否定“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是指导和左右“文化大革命”的工具，否定了“中央文革”，也就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第二天，2月18日，毛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按照康生的说法，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
毛主席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叶群当时代表林彪出席会议）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毛主席又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毛主席的批评确实是很重的，于是在这场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张春桥一伙邪恶势力再次占了上风。从2月23日至3月18日，中央开会多次，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轮番围攻谭震林和其他老帅们。很快，3月份，江青等人又将党内斗争公开于社会，在接见造反派的大小会上不断披露被他们有意歪曲的所谓“二月逆流”真相，社会上迅速掀起一股狂热的“反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扞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潮。
所谓“二月逆流”触发的原因之一同我有关。我深深地感激这些老帅们，特别是深深感激谭震林、陈毅。至今每想到此事，我对老帅们都充满感激之情。“二月逆流”事件后，林彪、江青一伙对老同志、老一辈革命家的迫害更加变本加厉了。如果在这批老同志的抗争下能够使某些人清醒一些，迷途知返，党和国家陷入灾难的时间可能会大大缩短；然而事实是抗争的人被打下去了，正义再一次被邪恶所征服，国家和人民又将面临更深的灾难。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经历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囚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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