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FAO（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预警，起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等东非国家的沙漠蝗灾正在蔓延，或对非洲粮食安全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
蝗虫具有暴发性、迁飞性和毁灭性等特点，蝗灾是危害农牧业生产安全的世界性重大生物灾害。
蝗灾对于生长在城市的年轻人来说，很难想象出具体的概念。感觉说起来，也就是一群虫子嗡嗡的飞而已。
然而现实中的虫子，不是什么一群，一大群，或者一整群。它甚至无法以数计算。肯尼亚政府的报告是：在该国的东北部，仅仅一个蝗虫群就长60公里，宽40公里。
历史上蝗灾频繁发生，与水灾、旱灾并称为“三大自然灾害”。
FAO表示，对于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而言，正在经历25年来最严重的蝗虫入侵；对于肯尼亚而言，则在近70年内从未面临如此大规模的蝗灾威胁。
受灾区域快速蔓延，非洲之角、红海两侧和西南亚是三个重点区域，西南亚国家中，印度、伊朗、巴基斯坦也受到威胁。
从FAO 蝗虫月刊报道中，可以看出1月份沙漠飞蝗的爆发区域、程度超过12月。
干旱是造成此次蝗灾的重要原因，FAO预计新繁育的蝗虫将于2月孵化，4月初将形成新的蝗群，此时正值新的播种季节，将对农作物产量带来更严重的结果。索马里、巴基斯坦等国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FAO对蝗虫预警监测分为四个等级：冷静（Clam）、警惕（Caution）、威胁（Threat）、危险（Danger），颜色区别分别为绿、黄、橙、红。
若预警后不能得到控制，则可能发生更为严重的灾害，共分为三类灾害等级，爆发（OUTBREAK）、高潮（UPSURGE）、瘟疫（PLAGUE）。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算，此次东非蝗灾的蝗虫数量应在3600亿只以上；如果不加以控制，到6月份，此次蝗灾的数量将达到现有的500倍之巨，并可能会蔓延到非洲和亚洲的30多个国家。将成为全球粮食安全的重大隐患。
也就是说：饥荒。
目前，这场蝗灾已经让世界部分地区造成了一场严重的粮食危机，根据联合国现阶段不完全统计，造成东非地区2360万人陷入粮食饥荒，其中，仅在埃塞俄比亚就有840万人需要粮食援助。
2月10日，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筹措资金，以帮助非洲之角国家抵御蝗虫入侵，避免发生严重蝗灾和人道主义危机。
有人不仅想问：
蝗灾从何而来，又将如何消去？
在鲍里斯·彼得洛维奇.尤瓦洛夫（Boris Petrovitch Uvarov）揭开谜底之前，这两个纠结了生物学与环境学的复杂问题，无从解答。
1920 年，举家从第比利斯（今格鲁吉亚首都）迁到伦敦的尤瓦洛夫终于得以摆脱生活的困顿，抽出精力聚焦到中东地区那“两种”截然不同的蝗虫身上。
他敏锐地发现，尽管外貌和习性差别巨大，但从解剖学角度来看，它们似乎是同一个物种，他将其命名为Schistocerca gregaria——沙漠蝗。
然而，为什么昼伏夜出又生性孤僻的沙漠蝗，又能表现出聚集成型、危害人间的一面？尤瓦洛夫认为，气候或许是促使沙漠蝗摇身一变的那把关键的钥匙。
“蝗虫之父”尤瓦洛夫找到了寻求解答的方向，但真正揭开这个谜底，却还要等到八十年后。
2005 年，牛津大学的史蒂芬·辛普森（Stephen Simpson）开始着手找寻那把尤瓦洛夫未曾找到的钥匙。
他发现，在大部分时间里，严酷的沙漠环境只能维持稀少又分散的植被，适应了这种生境的沙漠蝗自然也偏向于分散生活，但当沙漠迎来异常的降雨后，休眠的植物骤然生长，以此为生的蝗虫也随之大量繁殖。
但干旱终归是沙漠的主角，昙花一现的沙漠繁荣不能长久，不断紧缩的食物迫使突然涌现的大量蝗虫不断聚集到持续萎缩的剩余植被上。
在同样饱受蝗灾肆虐的中国中原地带，这样的蝗虫聚集更为直接——原本稳定的植被只需经历一场旱灾就会缩减，而原本稳定的蝗虫为了追寻不断减少的植被，也将不可避免的越凑越近。
显然，越来越少的植被无法维持如此庞大的虫群生存，迁徙，成了决定族群存活的关键。
但漫长的迁徙显然并非这些喜好独居又势单力薄的蝗虫所能应对的，它们必须形成一个数量足够庞大又紧密的集群，以便在经过长途飞行的巨量损耗之后，还能保留下足够维持族群繁衍的规模。
孤立的蝗虫亟待一场习性上的转变，而开启变革的秘密正藏在它们的大腿上。在蝗虫的后足上节部分，有许多接受机械刺激的神经接收器，当越来越多的蝗虫不可避免的摩肩接踵起来时，腿部的相互碰撞打开了这个危险的开关，神经的冲动让沙漠蝗释放苯乙腈，气味的集结号飘荡在空中。
现在，蝗虫不再是一个体重只有 2.5 克的个体，它们共同组成的集团是世界上最为澎湃的力量。1875 年，肆虐在北美密苏里南部的落基山岩蝗蝗灾，蝗群广达 51 万平方公里，12.5 万亿只蝗虫所到之处，足以荡尽一切绿色。
而尽管自身的飞行能力并不出色，但蝗群和风的结合却可以将征伐的路途拓展到令人咂舌的地步——跨越红海对它们来说不值一提。
1954 年，西北非的蝗群曾一路蔓延到英国。
1988 年，萨赫勒的蝗群只用了 5 天就跨越大西洋，出人意料地出现在 5600 公里之外的加勒比海岛上空。
在喷气式飞机普及之前，螺旋桨客机的机师们甚至常常能在 3 公里的高空与浩荡的蝗群相遇。
在中国，大量使用化学农药之后，肆虐中原的蝗灾终于在 60 年代消解。
1986 年，中国从美国引进了蝗虫微孢子Nosema（ Paranosema） locustae，这种真核病原微生物不仅可以直接致死，还能极大地削减蝗虫的繁殖力，由此产生的亚致死作用限制了蝗虫的数量和集群能力。
与之类似的蝗虫病毒、病原线虫，以及通过转基因技术产生的毒性更强的真菌，亦可以起到类似的效果。
可是，即便在大多数国民已经将蝗灾淡忘的中国，蝗灾依旧存在。得益于高原的阻隔，非洲和中东的沙漠蝗几乎不会影响到中国境内，但原本肆虐中原的亚洲飞蝗、东亚飞蝗蝗灾依旧在东北和华北地区时有发生。
而在中国西部的内蒙、新疆、西藏、四川和甘肃等地区，草地蝗灾的发生规模和频率在 90 年代至今不断攀升——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草原蝗灾年均成灾面积达 1000 万公顷，每公顷损失鲜草达 600 公斤。
如此高强度地使用农药和灭蝗微生物手段都无法彻底扑杀中国的蝗灾，在技术手段更落后、人力投入更匮乏的非洲、中东和澳大利亚等地，蝗灾的势头便更一发不可收拾。
回顾蝗灾爆发的机制便不难发现，古代中国的蝗灾肆虐，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森林砍伐与耕地开垦。
同样的故事也在萨赫勒地区一再上演，由此带来的水资源失调和生态多样性丧失，让蝗灾爆发失去了最后的防线。
而在今日东非肆虐的蝗灾，也应从日益变暖的印度洋里寻找答案——过去两年的异常降雨，正是全球变暖大背景下气候极端化的冰山一角。
如同追求利益的冲动压制了理性，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催发了聚集信息素在蝗虫体内涌动。
而全球气候变暖与恶化，谁敢说和我们每个人没有关系呢？
《流浪地球》开头这么说道：
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
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
一个物种的灭绝，
一座城市的消失。
直到这场灾难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非洲之角的蝗虫静待着风，
非洲之角的人们迎着命运的捉弄。
可是，风终究不是
指引人类命运的罗盘。
这块罗盘，
始终握在人类自己的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