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澳人都觉得自己更穷了，尽管这段时间内的工资涨幅还略高于衡量通货膨胀的官方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Fidelity International的资产管理专家多伊尔（Anthony Doyle）根据消费者价格指数中的子类别追踪了自2000年以来“需求”与“渴望”的价格变动。 

虽然官方CPI上涨了57％，但中学和高等教育、医疗保健、幼托、保险，住房和大多数公用事业的价格涨幅明显高于CPI。

这些是大多数澳人必需的商品和服务——而且无法避免。在过去20年中，就连食品成本也比CPI上涨得更快。

另一方面，经历过通货紧缩（相对于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商品和服务类别通常是那些澳人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购买的类别，如衣服、汽车、视听设备（经过质量调整）、家具和玩具以及游戏。

多伊尔说，要编制真正的生活费用指数对统计机构来说太难了，因为不同的人会购买不同的东西。他辩称，通过查看CPI的基本子类别，就可以了解家庭面临的价格压力。

虽然所有统计学家都认为CPI是衡量通货膨胀的最佳指标，但它并不被认为是一种可以追踪生活成本和生活水平的工具，多伊尔说。

“我们有这个官方的CPI通胀指标，它决定了储行如何对货币政策采取行动——（为了）把CPI保持在2-3％目标范围内。但如果你考虑一下生活的实际成本。某些（CPI）项目的成本在20年内已大幅增长。”多伊尔说。

自2000年以来，虽然CPI上涨了57％，但医院和医疗服务的费用上涨了195％，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增加了近160％，而电费却增长了194％。

另一方面，服装和鞋类的成本下降了10％，家具价格仅上涨了10％。

在此期间，工资上涨了78％。

因此，许多澳人越来越难以保持他们的生活水平或增加他们的储蓄。

为了努力提高目前只有1.3%的CPI，储行选择进一步降低官方利率至1%来放宽货币政策。

储行的理由是，这将刺激企业投资，改善失业，增加消费者需求和提高价格。

“随着储行将利率降至历史最低点，产生的投资回报越来越难以与这些正在大幅上涨的部分保持一致。”多伊尔说。

因此，现在家庭投资于高收益投资产品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银行储蓄甚至定期存款，哪怕是政府债券的收益都不足以抵消澳人需要的许多商品成本的通货膨胀。

因此，许多依赖投资收入生活的澳人，特别是老年人，正在被迫转向风险较高的高收益资产类别——特别是股票和房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