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同事说：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我要尽最大力量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

钱学森说到，也做到了。而“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个振聋发聩的“钱学森之问”，在今天，依旧值得每名国人思考。

1955年底，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有两人对坐而谈。

其中一人问道：“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另一人听完后斩钉截铁地回答：“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听完后，发问者非常高兴。

这段对话，后来开启了中国科技工业的一个新纪元。对话的发问者是时任哈军工校长的开国大将陈庚。

回答者便是刚刚从大洋彼岸回到祖国的钱学森。

1955年9月17日，当钱学森乘坐着克利夫兰总统号游轮，几经辗转回到祖国之时，故土焕然一新的面貌令这位早已名满学界的科学家大为吃惊。

彼时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神州大地呈一片生机勃勃之景象，这让踌躇满志的钱学森迫不及待地想要投入国家的建设工作。

而归国之前，在“麦卡锡主义”的狂潮下，钱学森刚刚经历了5年极度屈辱的软禁生活。

在那5年时间里，钱学森曾被囚禁在美国一个小岛之上，四周布满电网，这位“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在那里被折磨了整整13天，出院的时候境况堪称凄惨。

“他不仅失去了13磅（约12斤体重），还失去了语言的能力。”后来钱夫人蒋英女士回忆道。

这段经历对于钱学森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屈辱，美国人的霸道蛮横，中国人的孱弱无力，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那时中美国实力对比的真实写照。

Photo by Tim Mossholder on Unsplash

后来钱学森在写给毛主席的求救信中写道：“被美国政府拘禁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

当年的钱学森就是带着这样一颗赤诚之心，历经千辛万苦，才最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记得当年，美国人不愿意放钱学森归国，他们说：“钱至少值5个师！”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确实有先见之明，回国之后，钱学森：

担任中国首枚导弹的设计师；

成功设计核导弹；

参与研制人造卫星和洲际导弹；

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

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为“两弹一星”培养大量人材；

又开展载人航天研究，被后人誉为“中国航天之父”。

几乎在新中国科技领域前进的每一个巨大步伐里，我们都能找到钱老的影子，这些贡献岂是“5个师”三字就能草草囊括的？

而就在钱学森归国参加建设不久，他马上就给自己在美国的一位好友写信，信中钱老殷切热情地说：

“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这里的工作，不论在目标、内容、条件方面都是世界先进水平。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

这封信的对象，是远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的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

当收到师兄钱学森的信，郭永怀当即向学校请辞准备归国。

美国同事知道彼时中国贫穷，完全给不了郭永怀相匹配的条件，纷纷劝他留下，结果他说：

“家贫国穷，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我自认是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去和大家一起建设祖国。”

不仅如此，为了避美国盘查，他甚至烧掉了自己的手稿。

1956年9月30日，在钱学森归国近一年之后，郭永怀同样回到了祖国的臂弯。

归国时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周恩来问郭永怀有什么要求，郭永怀说：

“我和学森等同志相比，已经回来晚了，我只想尽快投入工作！”

之后，中国力学研究所成立，钱学森担任所长，郭永怀担任副所长。

再之后，在我国的原子弹，氢弹研发过程中，郭永怀成为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可命运无常。

1968年12月4日，当郭永怀带着一份至关重要的热核导弹实验数据乘飞机飞回北京的途中意外失事。

当人们找到郭永怀的尸体时，尸体早已烧成了焦炭。临死前，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将他们尸体分开时，发现那份装在公文包里的数据完好无损。

钱学森知道后，悲恸痛哭。

郭永怀逝世20天之后，中国热核导弹实验圆满成功。

为中国科技事业，郭永怀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而除了钱老和郭永怀这对同门师兄弟，另一对师生也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们就是邓稼先和王淦昌。

邓稼先在拿到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就回到了1950年的中国。而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的王淦昌早在1934年4月份就回到了祖国。

离开德国之前，王淦昌对着一众同僚说：“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是有国界的，身为中国人，我的祖国正在蒙冤受难，我要回去为她服务。”

而说起邓稼先和王淦昌为祖国作出的最大“服务”大概要属原子弹的研究了。

50年代的中国在西方大国的核威胁，核讹诈下惶惶不可终日。

1959年6月，苏联撤走了所有的专家，赫鲁晓夫说：“没有我们，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一年之后，钱三强和刘杰部长将王淦昌郑重其事地约在了一间办公室里。

刘杰说：“王先生，今天请您来，是想让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请您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听完后，王淦昌目瞪口呆，他望了望一旁的钱三强，只见老友用力点了点头。

片刻后，王淦昌回答：

“我愿以身许国。”

从此，他化名“王京”，开始了新的征程。

邓稼先也是如此，得知即将调职参加原子弹研究的当晚，邓稼先对妻子许鹿希说：

“鹿希，我要要调动工作了，去北京，以后这个家，就靠你了。”

之后，他“消失”了整整28年。

在黄沙漫天的罗布泊，惟有马兰花和邓稼先、王淦昌们相伴。

在一次国宴中，陈毅元帅问邓稼先：

“那个东西啥时候响噢？”

由于实验的时间还没有确定，邓稼先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王淦昌在一旁回答道：“正在准备轰爆冷试验。”听了这话，陈毅深感欣慰。

终于，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传来一声巨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了第5个能够造出原子弹的国家。

而在这背后，是邓稼先们多年来承受的精神和身心压力。

有一年除夕夜，王淦昌和邓稼先在帐篷里小酌，酒过三巡，邓稼先感慨地说道：“叫了王京同志十几年，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

话音刚落，两人抱头痛哭，多年的压力，实在不是一两句话能言说道尽的。

最终，邓稼先和王淦昌获得了原子弹和氢弹各10元的奖金。很多人以为立下这种丰功伟业，得怎样巨大的嘉奖才足够分量？

真的没有，他们的奖品就是“两弹元勋”四个字和20元人民币。

在那个年代，许多人都有着“无问西东”的气质，这在当下充斥着利己主义的大环境里，早已成了实打实的稀缺品。

当然，除了钱学森，郭永怀，邓稼先，还有程开甲，钱三强，姚桐斌，赵九章，彭桓武，黄纬禄等等。在新中国23位“两弹元勋”中，就有20位有留学经历。

他们于烽火连天时节，远渡重洋求学，又在祖国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回到了自己的故土。几乎每一位都可以写一本荡气回肠的个人史。

真国士，必胸怀天下也。

记得钱老在离开美国时曾说：

“我打算回中国去，与中国人民一道建设国家，使中国人民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回看如今的中国，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军事实力排名世界第三；

即使和美国人打贸易战，我们也一点不怵。

或许，钱老当年所说的“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已然近在咫尺。

Photo by LARQ on Unsplash

只是，唯愿我们都不忘记，到底是那一些人，到底是怎样的精神，引领我们走到这里。

煌煌华夏，贵在继往开来。

2019年，借钱学森先生逝世10周年之际，缅怀一代国士。

犹记得钱学森先生曾在一篇学术报告封面写下这么一句话——

Nothing is final.

望我辈承中华傲骨，行至柳暗花明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