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04年度，55岁及以上的人拥有澳洲48％的家庭财富，现在这一数字已跃升至56％。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增加了老年家庭的数量，但老年家庭的个人财富增长速度仍然明显快于年轻家庭。

2003年，70岁家庭每拥有100块钱，一个30岁的家庭只有33块钱，到2016年更是减少到24块钱。

到目前为止，这十年对退休人员特别友好。

从2010财年到2016财年，65岁以上的人几乎享有财富总收入的一半，相比之下，从2004财年到2010财年只有四分之一。

这是因为，后一个时期恰逢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和澳洲主要城市的大规模房地产繁荣。

尽管房地产是2016年澳洲老年人收益的最大组成部分，而现在市场已有所下降，但他们也看到了金融资产和退休金的显着增长。

在一份题为《各个世代的财富》的2014年报告中，格拉坦研究所发现，年轻澳洲人的住房拥有率下降正在推动不平等的增长。

它说，引爆点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房价相对于工资的空前增长。

虽然房价在过去一年中已经降温，但与整体趋势相比仍然是昙花一现。

报告称，“房价上涨为1995年之前就拥有房产的人带来了意外收益。”

“这些可以被视为不劳而获的收益——是政策和经济因素的结果，而不是生产活动的收益或承担投资风险的补偿。”

虽然一些退休人员可能对“不劳而获”的说法感到愤怒，但墨尔本大学的教授研究员威尔金斯（Roger Wilkins）表示，这帮人“故意不想正视”自己其实就是运气好。

“人性就是这样，如果你在生活中取得成功，你倾向于把这归结为辛勤工作的结果，却不考虑还有运气的因素。还有很多其他人也在辛勤工作，只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也许一些澳洲老年人没有充分认识到的是，许多年轻人都在努力工作，但并没有像婴儿潮世代那样取得同样的经济进步。”

但澳洲老年人协会临时会长麦卡勒姆教授（John McCallum）表示，将辩论定位为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争论“有点乱”。

“人们觉得年轻人发生的任何不幸事件都是老年人的错。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麦卡勒姆教授说。

“现在的人生轨迹跟从前不同，人们较晚生育，寿命更长，家长提供遗产，帮助孩子们在悉尼和墨尔本买房。基本上，社会已经变了。”

麦卡勒姆教授承认房价飙升使老年人受益，并留下了重大的政策挑战。

“但是，我们必须抵制的是营造一种鼓励年轻人对抗老年人的趋势，因为这不是事实。还有第三个方面，即这是一个贫富差距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场年轻人VS老年人的辩论。”

根据2002年至2014年的调查结果，65岁以上老人的中位数财富实际增长了61％，而25-34岁人口仅增长3.2％，35-44岁人群为7.4％。

威尔金斯教授表示，不平等加剧的影响超出了金融危机的范畴。

“这会影响年轻一代的生活，”威尔金斯教授说，“对拥有房产的期望在我们的社会中根深蒂固，人们总觉得要扎根就得买房。但许多有这种观念的人都感到无法自立。”

不断增长的代际不平等并非澳洲独有。

2017年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强调了全球“不幸的千禧一代”的困境，最明显的是在发达国家。

虽然该报告指出，婴儿潮一代在其一生中也遭受过经济挫折，但千禧一代（也叫Y世代）在收入、房屋所有权和其他方面都比父母同龄时表现要差。

在英国，2017年6月的《财富一代》报告发现，1981年至1985年出生的典型成年人在30岁时的净财富总额仅为五年前同一年龄段的典型成年人的一半。

“说道财富，每个世代都期望比上一个世代更好，可能20世纪大部分时候确实是这样，但最近已经发生了逆转。”

共同撰写格拉坦的《各个时代的财富》报告的经济学家伍德（Danielle Wood）说，大额遗产往往导致更大的不平等。

“我们知道老年人退休后用不了多少钱，所以会传递大量财富。不幸的是，最有可能获得这些大额遗产的，恰恰是那些已经很有钱的人。人们现在活得更长——这是一件好事——但这也意味着继承遗产的是那些五六十岁的人，而不是三四十岁的人。这意味着人们在他们已经不太可能需要钱的时候获得了这笔钱。”

当被问及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扭转不同世代之间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时，伍德说，“我们需要考虑促成这一趋势的政策环境。”

“在住房方面，这需要考虑有利于投资者的税收环境，例如资本利得税优惠和负扣税，以及在人们希望居住的市中心区域增加房产供应。我还认为，我们需要对（65岁以上的）退休金收入征收一定程度的低税，以使该系统更具可持续性。”

麦卡勒姆教授表示，老年人协会支持增加内城区的住房供应的，但不支持对退休金征税。

不过，对威尔金斯而言，主要解决方案仍然是让年轻人进入房市。“最终还是得降低房价，这似乎接近于政治自杀，但这是非常可行的，并不是没有政策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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