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需浪费时间和精力来探究美国的枪支文化，这个文化是改不了的。跟美国人辩论枪支的问题就跟争论宗教问题一样，你现在和将来都根本无法通过讲道理，来改变他们的观点。

可恶的奥兰多大屠杀并不是什么令人震惊的事件，而是常态化的事情。在美国，警方已公布了关于此类事件的教育视频，告诉公立学校如果某个地方出现大规模枪杀事件，该如何应对。

FBI告诫每位民众，必须准备好应对这类事件的计划，基本原则是“跑，躲，以及迫不得已之时，搏斗。”

在澳大利亚，我们有类似的视频，比如如何应对丛林火灾，因为这种火灾在咱们这是不可避免的。而在美国，他们教育人民要如何躲避大规模枪击事件，因为这事儿在他们那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奥兰多事件之后，我们看到了很多机会主义行为，从总统候选人Donald Trump到当地评论员，个个都急于从屠杀事件中获取好处。这些人真是食腐肉者，而且还为数不少。

在澳大利亚，我们对这件事情的优越感让人隐约不安，因为在1996年我们也经历过亚瑟港枪杀案，夺走了35条生命，而正是“我们”也要应对枪支管理的问题。我们忽视了进口武器的数量激增，以及地下枪击案的数量日益上升的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奥兰多枪击案的凶手是通过访问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网上资料，受毒害，且显然自我激化了。

这对于澳洲的执法部门来说也是个大问题。仅在维多利亚州，警方已经识别了超过200个可能的恐怖分子（风险从轻微到极其严重），年龄从10几岁到30出头。

这仅仅是已知人数，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数字。

这将给警方的处置手段带来一个重大的改变。近25年来，警方一直被训练用警戒和隔离控制的手段来应对人质劫持事件。

早在1990年代初，验尸官Hal Hallenstein发现警方在处置1987年墨尔本澳洲邮局人质案时，意图硬闯进可能危险的现场，结果导致一系列致命的枪战。他认为这种“勇猛文化”是反效果的，而且会付出生命代价。

自此之后，警方被重新按照安全第一的理念进行训练，也就是以保障公众安全，警方安全和嫌疑人的安全作为第一要素。

但是2014年悉尼Lindt Café人质案又改变了一切。对于宣称代表恐怖组织的武装罪犯，警方不会再采取等待和静观其变的方式了。

对于持枪凶手，之前警方被训练要警戒并等待特种部队到达现场处置，现在他们被训练成要主动处置。也就是说现在首位到场的警员可能要冲入现场而不是等待。

这意味着我们将可以看到巡警们变成犯罪现场的英雄，或者重建勇猛文化，当年Hallenstein曾批评就是这种文化引起警察在现场开枪导致悲剧。

还有另外一个改变。之前警察狙击手必须在发现劫持人质的枪手有马上开枪的风险时，他们才可以开枪。

但是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携带一个隐藏炸弹那怎么办？现在一批警察被训练成为专家，他们收集关于罪犯的各种情报，并推断出这些罪犯是否可能带来恐怖主义威胁。得出结论后，这些信息会通知给狙击手，完成合法的最后一击。

尽管我们不会有美国式的枪支文化，但是我们已经走进了发生以恐怖主义的名义进行大规模杀戮事件的时期。警方警告说，这已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何时将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