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澳大利亚内政部最新数据显示，在澳申请庇护签证的中国公民人数，仅仅一年内就激增了3倍之多，人数达近万人。

然而，获签成功率却是最低之一，仅有87人最终获批。

记者查阅大量案卷后发现，此类避难申请者大多持留学或旅游签证入境，而申请庇护的理由可谓林林总总，千奇百怪。许多申请者打着“人权”旗号，却无法给出充足证据和理由。更有甚者，反复利用申请和上诉复议程序，换取在澳工作的过桥签证长达22年之久。

业内人士表示，大量虚假庇护签证申请“耗费巨额纳税人的钱”，且“抢占技术移民配额”，呼吁更完善立法。

马来、中国申请人数霸榜，获签率极低

澳大利亚内政部数据显示，2017/18财年间，在澳申请庇护签证的中国公民人数，从2269名激增至9315名，增幅达311%，总人数也仅较排名第一的马来西亚少了4名，不分“仲伯”。

然而，两国公民申请通过率，却与申请人数成反比，为获签率榜的倒数第一与第二。中国公民申请通过率为10%，而马来西亚则是最低的2%。

即澳洲移民局认为，10个中国申请者里，仅有1人的情况是真实的，而马来西亚申请者的诚信度，在移民局的眼里堪称“高危”，真实情况者可谓“百里挑一”。

该榜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饱受战火摧残的利比亚与叙利亚申请者，获签率高达99%与100%。

申请理由脑洞大开，“回国没面子”都行？

因澳大利亚行政上诉仲裁庭与联邦巡回法庭有权推翻移民局的决定，加之上诉成本不高，且可延长申请者在澳停留时间，导致移民局拒签的大量庇护申请者，纷纷向仲裁庭上诉。

记者查阅大量仲裁庭相关案卷后，发现庇护申请者使用的理由可谓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使用次数较多的申请理由包括躲避宗教迫害、患病恐回中国无法医治、无法负担计划生育罚款、同性和双性恋、变性者、非婚生子女等，更有甚者以“在澳没房子、没票子、没妻子，回国会很没面子”为由，希望澳洲政府给予庇护。

记者通过查阅统计，发现上述申请者大多被移民局与仲裁庭最终认定为——“不符合澳大利亚保护义务”。

难民保护签证审核最看重的条件之一，为申请人须证明他们有充分理由，担心在自己国家遭受迫害。如被遣返，其公民自由或生命可能面临风险。

然而，在成千上万的申请者中，只靠打着空洞的“人权”旗号，例如宗教信仰或性取向，却无法给出充足证据和理由支持的人屡见不鲜，更有甚者一经细查，便露了马脚，前后说法和逻辑漏洞百出。

“基督徒”不进教堂，“必须先挣生活费”

例如一名中国申请者，2014年8月14日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持旅游签证抵澳后，便开始痛斥中国当地警方因其“信仰基督教”及“参与宗教活动”，而对其“多次羁押”，“暴力执法”，以及“持续监视”。

其在上诉中称，他是在警方监视下，“秘密逃离家乡四川”。之所以选择逃到澳洲，是因为这里有“真正的宗教自由”，自己也能“自由参加各种教堂活动”。

然而，顶着“因多次参加宗教活动被捕，却仍不放弃信仰”这样一个忠实信徒人设的他，却很快被仲裁庭几个务实的问题问住了。

仲裁庭问：“你在澳洲进行了哪些基督教相关活动？”

其答：“我有一本《新约》和其他书。”

仲裁庭询问其是否去过澳洲基督教堂，他回答称“不常去”，原因是“必须先挣生活费”。

据法庭文件记载，该申请者对于基督教具体问题回答语焉不详，对该教宗教所知甚少，对其亲身参与的宗教活动描述也十分概括，更无实质证据证明其在澳参加过任何基督教活动。

故仲裁庭认定，该申请者不是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不接受该申请者“过去在中国参加过，将来在澳洲会参加基督教活动”的说法。

面对仲裁庭的决议，该申请者却强调，虽然他“并不完全理解基督教”，但因其是“逃离中国政府的监视”来澳，如被遣返回国，将面临“严重惩罚”。但仲裁庭驳斥了这一理由，原因是其在中国申请护照和赴澳签证时，并未遇到任何阻碍，并且根据他在一家国营汽车制造厂的连续工作记录中，并无任何遭警方逮捕的纪录。

就这样，又一名打着“宗教信仰自由”旗号的虚假避难申请者被拒了。记者纵览多份法庭案卷发现，像这样空有“避难需求”，实则“必须先挣生活费”的案例，不胜枚举。

乙肝女躲中餐馆打工10年，“回国治不好”

再看下面几个例子，既有“花式求庇护”的代表，也有申请理由让人细思恐极的案子。

2014年1月15，一名中国男性公民持学生签证来澳。同年9月1日，该男子向澳洲申请避难签证。

除了“被政府迫害”这类常规理由外，该男子的另一理由连仲裁庭都称为“非常规”。

该男子称，由于其在澳洲“无法成功就业，没能购置房产，无法偿还债务，以及妻子选择离开他”等原因，让他感到“回中国会毫无面子（loss of face）”。

虽然该申请最终被拒，但不得不让人感叹，在某些申请者眼中，澳洲政府竟有“保护其面子”的国际义务。

而另一案例的理由和细节，则更让人不寒而栗。

一名48岁的中国女公民，其学生签证在2003年3月18日过期后，她仍选择非法滞留在澳洲境内。

一滞留就是9年多，2012年10月4日的一次移民局行动，她在一家中餐馆打工时被捕并羁押。

2014年6月，她正式提出庇护申请，理由有3点。

首先是其身患乙肝，如果被遣送回中国，“恐怕难以治愈”。

其次是长时间羁押导致其“压力过大”。

最后一点为如果被遣返，中国的亲朋好友“可能会知晓其在澳遭羁押”一事，恐将对其“产生排斥”，致其“难以重新融入中国社会”。

一名乙肝患者在中餐馆打工数年，且乙肝传播途径中包含唾液及血液传播，这些细节虽与庇护申请大方向无直接关联，但读到仍会令人细思恐极。

其上诉最终于今年4月，被联邦巡回法庭驳回。

此外，还有更多以各式各样理由申请庇护签证的案例，如“购买假护照来澳，回国会被迫害”，无法负担计划生育罚款、同性和双性恋、变性者、非婚生子女等，本文不再一一赘述。

除了理由千奇百怪外，记者还发现了这些案例中的另一个共同特点，即申请和上诉程序时间很长，一拖就是10年以上的案例屡见不鲜，更有反复申请者，将在澳时间拖延长达22年之久，直到今年仍未结束。

22年反复申诉，模板式拖延？

在一个涉及中国公民申请庇护签证案例中，记者留意到了这样一组时间线。

1997年4月，其持访客签证来澳，提出庇护签证申请。

1997年6月，移民局代表拒绝其申请。其上诉至难民复审仲裁庭（RRT）。

1998年12月，RRT核准移民局代表决议。

2013年12月，第二次庇护签证申请。

2014年6月，申请再次被拒，向行政上诉仲裁庭（AAT）申请复议。

2015年12月，AAT核准拒绝决议。

2016年1月，上诉至联邦巡回法庭（FCCA），申请复议AAT的复议决定。

2016年11月，FCCA驳回其上诉。

2018年7月，第三次申请庇护签证，于5日后即遭拒绝。

光速遭拒后第二天，其再次上诉至FCCA，提出4点复议理由。

据案卷记载，负责该案的FCCA法官Barnes指出，4点复议理由存在严重问题。

“每一项理由中存在的打字错误或语法不当等问题，与本庭此前审理的许多该类案件如出一辙，一模一样。”

最终，该申请者的第三次庇护申请，于今年4月30日再次被拒。

综上，从1997年4月至2019年4月，该申请者通过“申请庇护——复议——上诉”的三次循环，在澳时长竟达22年之久。

虽再无公开资料表明该申请者如今命运几何，是被遣返回国，抑或仍在继续这个循环，但其“模板式”的申请循环以及“模板式”的上诉理由，背后都隐隐透露着一条灰色产业的影子。

专家警告：虚假庇护被“产业化”

信为留学移民总裁董乃瑞告诉今日澳洲App，他认为由于难民签证申请费用低，审理时间久，加上上诉和复议期，可很大程度延长申请者在澳时间。

“他们可以在澳待上2-3年甚至更久，且等待期间有全职工作权利，以及临时的Medicare卡，所以这条路径常常被滥用。”

“最终签证虽然可能被拒，但达到了在澳洲逗留的目的。”

据悉，截至2018年8月，澳大利亚境内共有17万6000余人持过桥签证，人数较去年同期4万人的水平翻了3倍还多。

“我觉得是有人把这个事情产业化了。”董乃瑞告诉记者。

Proactive Legal首席律师顾大卫认为，近两年的学生签证收紧，技术移民配额减少，加上雇主担保名额降低，都是庇护签证人数激增的可能原因。

向行政上诉法庭上诉被拒的人数同样激增。

据该庭2017-2018年度报告，与上一个财年相比，中国公民上诉人数增长了135%，现占庇护签证持有者总数的25%，申诉成功率仅为5%。

每个庇护签证申请的平均处理时间，据ABC报道为8个月，但内政部不会公布庇护签证申请的处理时间。

编故事假申请，“抢占技术移民配额”

澳大利亚难民委员会政策负责人Joyce Chia表示，移民代理为客户递交虚假庇护签证申请已成为一个问题。

“我们听说过欺诈性移民代理，向希望申请庇护签证的人们作出不切实际的承诺。” 她说。

德勤资深持牌移民代理Rachel则认为，有需求才有市场，不能简单理解成移民中介单向售卖。

她强调，上述庇护签证申请，对在澳中国留学生也会产生实际影响。

“移民总额不变，难民配额多了，这就抢占了广大留学生的技术移民配额，”她告诉记者，“之前技术移民配额不是砍半了吗？”

指南针负责人Paul认为，因处理虚假申请浪费澳洲巨大人力财力，澳洲政府也一直在打击造假者和代办中介。

“我们这个行业想吊牌快，就做难民。”他说，“移民局一旦觉得是虚假申请，或看某个中介代理过多，就会来查这个中介所有Case。”

“本身就是编假故事，很容易查出问题。只是里面有不小的利益，所以不断有人前赴后继。”

纳税人高额买单，中国申签人整体未拖后腿

利用法律程序延长在澳时间成本高昂。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在过去3年里，仅为处理马来西亚公民庇护上诉申请，辩护费花了澳洲纳税人近5000万澳元。

Rachel告诉记者，政府有专职机构负责难民案件，而这些机构的费用由政府支付。

“据我所知，主要服务对象来自如伊朗、伊拉克等国的难民。”她说，“中国难民有，但之前很少。”

她表示，中国签证申请者仍是促进澳洲经济增长的主流。“数据显示，中国公民申请投资移民，是稳居第一的大户。”

董乃瑞则向记者表达了庇护人数激增背后的担忧。

“如果庇护申请滥用太严重，就会逼迫政府修改法律或申诉流程。”他称，“这会减少很多滥用现象，但同时也会让很多真实申请人受‘一刀切’的影响。”

“之前大幅度收紧雇主担保名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Paul也认为，从移民中介行业角度来看，要想实际杜绝滥用庇护申请情况，还得靠完善立法，去打击虚假申请者和中介。

“这个钱肯定是不光彩的钱，中介一个Case第一步的行价也就1000-2000澳币，但可能会花掉纳税人成百上千万的钱。”

“但没有明确立法的话，法规之外有利益的地方就一定会有黑市存在，人性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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