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公众号：屋子里的树
公众号ID：treeinthehouse
悬了快两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穆勒报告星期五推出，司法部长今天向国会各调查委员致函通报结果，并公之于众。结果跟许多人的直觉相反：特朗普及其团队没有通俄，他作为总统没有妨碍司法。不论喜欢与否，都需要接受一个特朗普时代继续延续两年甚至六年的现实，并对这样一个现实所存在的挑战做好准备。这些挑战在过去两年已经充分展示，种族主义、权力崇拜、男权中心、敌视科学等各种历史性倒退的步伐，有的可能还将继续变本加厉，而对于作为社会基石的价值和惯例的侵蚀影响更深远。
定罪虽然不成立，但危险切实存在，而且继续影响未来，各种败坏正在公众注目之下发生。然而更可怕的，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个通俄调查中突出体现了社交媒体的份量，在信息时代，我们耳濡目染所接触的信息塑造了我们的思想并影响了我们的决策，那么，这些信息是可信的、平衡的、理性的吗？我们自认为的想法是独立思考还是被灌输诱导的结果？机器智能对于我们的信息摄入的选择是不是需要规范？作为一个凡人到底被多少看不见的手在控制，从无孔不入精准投放的广告到定向制作传播惊人的假新闻。带着对于未来的忧心，我们翻译推送如下的调查总结，对过去两年的悬念做一个了断。
【致国会各相关调查委员会】
作为2019年3月22日星期五的通知的补充，兹致函诸君，通告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S. Mueller III）得出的主要结论，以及我对于他已写好的报告的初步审阅情况。
星期五，依照28 C.F.R. § 600.8(c)规定，特别检察官向我提交了一份“解释其起诉或拒绝决定的机密报告”，题为《2016年总统选举中俄罗斯干预调查报告》。虽然我仍在审阅之中，但我认为，描述这份报告，并对特别检察官所得出的主要结论及调查结果进行总结，将符合公众利益。
该报告解释说，特别检察官及工作人员彻底调查了如下指控：唐纳德·J·特朗普总统竞选活动的成员、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人，与俄罗斯政府密谋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或试图阻挠相关的联邦调查。在报告中，特别检察官指出，在调查过程中，他共聘请了19名律师，他们得到了大约40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情报分析员、法务会计师和其他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的协助。特别法律顾问发出了2800多份传票，执行了近500份搜查令，获得了230多份通讯记录，发出了近50份授权使用笔录的命令，向外国政府提出了13份证据要求，并采访了约500名证人。
与调查相关，特别检察官对一些个人和实体的起诉和定罪，所有这些都已公开披露。随着调查推进，特别检察官还向地方法院转交了若干相关立案，以便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该报告不建议进一步起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尚未公布的密封起诉书。下面，我总结一下特别报告中提出的主要结论。
特别检察官的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调查结果。该报告概述了俄罗斯影响选举的努力，并记录了与俄罗斯政府相关人等在这当中犯下的罪行。该报告进一步解释说，特别检察官的主要考虑因素是，是否有任何美国人——包括与特朗普竞选有关的个人——加入俄罗斯的阴谋策划以影响选举，如然则属联邦犯罪。特别检查官没有发现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人与俄罗斯共谋、或与之协作影响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正如报告所述：“本调查没有证实特朗普竞选团队成员在选举干预活动中与俄罗斯政府密谋或协作。”
特别检察官的调查确定，俄罗斯有两项影响2016年选举的主要努力。一则是，俄罗斯组织“网络研究机构（IRA）”尝试在美国进行虚假信息和社交媒体操纵，旨在播种社会不和、最终旨在干扰选举偏向。如上所述，尽管对一些俄罗斯公民和实体提出了刑事指控，但特别检察官没有发现任何美国人，包括特朗普竞选团队领导及成员，在其工作中有意与IRA共谋或协作。
二则涉及俄罗斯政府开展计算机黑客行动，旨在收集和传播信息以影响选举。特别检察官发现，俄罗斯政府行为人成功地入侵了克林顿竞选团体和民主党组织相关人员的电脑，并从那里获得电子邮件、通过包括维基解密在内的各种中间人公开传播这些材料。在这些行为的基础上，特别检察官指控一些俄罗斯军官，阴谋入侵美国的电脑以影响选举。如上所述，特别调查官结论说，尽管俄罗斯方面多次愿为特朗普竞选提供协助，但并未发现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人与俄罗斯政府密谋或协调行动。
该报告的第二部分涉及总统的一些行为可能会引起妨碍司法的问题，这些行为大多数已被公开报道。在对这些事项进行“彻底的基于事实的调查”之后，特别检查管考虑是否根据部门评估标准进行诉讼决定，但最终决定不作出传统的起诉判决。因此，关于被审查的行为是否构成妨碍司法，特别检察官没有做任何结论。相反，对于所调查的每一项相关行动，该报告都提出了佐证问题双方的证据，而一些特别检察官认为在法律和事实上的“困难问题”则悬而未决，即总统的相关行为和意图是否可被视为障碍。特别检察官指出，“虽然本报告没有断定总统犯了罪，但也不能免除他的罪行。”
特别顾问决定在，未达成任何法律结论的情况下，描述其阻挠调查的事实，由此向司法部长确定报告中所述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调查过程中，就妨碍司法问题调查中涉及的许多法律和事实问题，特别检查办公室与司法部官员进行了讨论。在审阅了特别检察官关于这些问题的最终报告之后，经与部门官员包括法律顾问办公室协商，并遵循指导定罪的联邦检察原则，副部长罗森斯坦（Rod Rosenstein）和我结论，在特别调查期间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总统犯了妨碍司法罪。我们的决定并未基于围绕着对现任总统进行起诉和刑事诉讼的宪法考虑。
在做出这一决定时，我们注意到特别检察官承认“证据并未证明总统参与了与俄罗斯选举干涉有关的基本罪行”，以及缺乏关于总统阻挠的意图的证据，虽然后者没有确定结论。一般而言，为了确立阻挠司法的定罪，政府需要在合理怀疑之外证明一个人意图败坏，对一项未决或预期的诉讼结果进行充分的阻挠行为。在对总统的行动进行查考时——其中许多行为是在公众视野中进行的——报告指出，在我们看来，没有发现什么行为构成阻碍司法，即与未决或预期的诉讼有关、并且是以败坏的意图行事，这些行为需要按照部门规范经得起合理的怀疑才能立案。
相关法规考虑到特别法律顾问的报告将成为呈交司法部长的“机密报告”，见《特别检察办公室》64 Fed. Reg. 相关页面（1999）。然而，如我所说，我注意到公众对此事的兴趣。出于这个原因，我的目标和意图是，在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和部门政策条件下，尽可能多地发布特别检察官的报告。
根据我与特别检察官的讨论和我的初步审阅，显然报告中包含某些材料可能受《联邦刑事诉讼程序规则》6(e)的约束，该规则限制使用和披露与“大陪审团所处置事宜”相关的信息。规则6(e)一般限制在刑事调查和起诉中披露某些大陪审团信息，在某些情况下，超出规则的严格限制而披露材料即构成犯罪。这一限制保护了大陪审团程序的完整性，并确保了其独特和宝贵的调查权力能严格用于其刑事司法职能。
鉴于这些限制，处理报告的时间表部分取决于司法部能够多快地标定那些依法不能公开的6(e)材料。我已请求特别检察官协助尽快查明报告中涉及的所有相关信息。另外，我还必须找出可能影响其他正在进行的办案的任何信息，包括特别检察官移交给地方法院的案子。一旦该过程完成，我将能够根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和部门政策迅速确定可以发布的内容。
* * *
正如我在初次通知中所说，特别检察条例规定，司法部长可以确定，这份给委员会的通知如符合公共利益可以公开发布。我有这样做，因此，在诸位收到此信之后，我会向公众披露。
威廉·巴尔（William P. Barr）
司法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