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除在军事上保持强大压力，政治上加紧对蒋介石进行诱降外，还进行“经济侵略”，想利用金融、经济手段搞垮政府。

中国银行作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处于与日伪进行金融斗争的第一线。中行想方设法采取多种措施，坚持进行货币斗争，抵制日伪的金融侵略。

一、采用灵活、隐蔽方式解付汇款。

上海中行为解付天津等地的大量汇款，平抑上海汇划贴水以及应付本身和南京、杭州等地联行的提存，需用大量法币现钞。限于当时环境，钞券不能自运，库存储备又不能太多，所以设法将现钞的调运和资金的拨付通过汇丰银行进行。由中行香港分行委托香港汇丰银行装运到上海汇丰银行，再分批转给上海中行，并使用寄库方式作为掩护，存欠收付不在上海中行帐面上反映。

对于政府机关的汇沪款项，设法加强隐蔽。从1940年9月起，所有重庆到上海的军政汇款，一律改汇香港，由香港中行设法转汇，以免暴露。

二、努力维持华北法币地位。

日伪联合准备银行建立后，天津中行停止供售外汇。当时，因为存在私人南调资金和购买南方物资的需要，所以经常会有到上海的汇款，因而上海法币价格高于天津。为了维持法币在华北的流通，天津中、交两行决定，凡委托两行往上海汇款的，按规定收取1‰的手续费，对上海地名的法币也同样接受。由于在上海租界内中外银行仍用法币买卖外汇，天津地名的法币可向上海汇款，还能在上海买到外汇，增强了人民对法币的信心，使得法币在华北沦陷区内仍占主要地位。

青岛中行所发行的青岛地名券也同样受到日伪压力，被强制贬值和禁止流通。为了维护持券人利益，中行委托香港汇丰、麦加利（渣打）两银行转托它们的青岛分行代为收兑法币。垫付的款项由上海中行归还给它们在上海的分行。1939年3月到5月期间，上海中行共代为拨还350万元。

三、拒绝交出京津两地库存白银。

中行在京津两地的库存白银共有2000多万元。其中天津部分存放在法租界内的中行库房，北京的白银存放在使馆区内的中法工商银行和东方汇理银行库房内。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得到这批白银，对中行天津分行负责人多次进行威逼利诱，中行负责人均予以坚决拒绝。加上英、法使领馆的保护，日方无计可施。

四、抵制日伪发行中储券。

伪中储行成立之前，国民政府便举行金融会议，安排抵制中储券。伪中储行依仗军政势力，强行推行伪币。汪伪特务曾持中储券向中行上海分行强迫存款，中行先以不再开新存户拒绝，被迫无奈，便在存折上注明“不付利息，提存时仍以原券支付”。后来，法币与中储券斗争加剧，发生了一系列的恐怖活动，中行员工遭汪伪特务枪击，造成两死一伤的血案。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五、支持抢购沦陷区物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日伪的金融经济斗争以由货币金融战转变到以物资经济战为主。1942年6月，国民政府制定《战时争取物资办法大纲》，规定“抢购物资之资金得由抢购人请求主管机关商请国家及地方金融机关予以汇兑之便利”。中行总处通函各分支机构予以积极配合。

为抢购沦陷区物资，平抑后方物价，中行参与筹组通济贸易公司。该公司一经成立，即从上海购到棉纱布匹4000件，又在安徽界首抢购棉织品一批，安全运抵内地。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行坚持进行货币斗争，有针对性的采取了多种措施，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我方资产，维护了法币信用，有效地抵制了日伪的金融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