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7年秋季新学期开始，全国小学一年级新生和初一新生用上了教育部统编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教材。据有关媒体调查统计，人们对语文教材的关注度最高。那么，语文教材的“变脸”给中小学语文教育甚至整个学校教育带来了哪些启示呢？

中国古代把上学接受教育的人，一般称之为“读书人”。按照古人的标准，读过十年书，就可以算作一个高级的读书人了。古人曾说：“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读书十年是有机会做状元的。

在教育中，古人也是非常重视读书的。《大学》开首就是“格物、致知”，书本既是前人格物致知的记载，自然列在教育的首要位置。中国古代很多大教育家都提出有关读书法的思想，最著名的是朱熹的读书法。后人把朱熹读书法概括为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

然而，今天的中小学生不爱读书的情况却非常普遍。有调查表明，59.2%的学生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时间来阅读课外书籍，甚至有6.2%的学生阅读时间为零。大量的手机等电子产品替代书本，正成为学生手中的常见物。有媒体报道，现在只要走进中小学校就能听见小学生们谈论《王者荣耀》的声音，“开黑”“干将莫邪”等游戏词汇不绝于耳。粗略计算，这款游戏玩家中，17岁以下玩家数量超过3600万。

有鉴于此，部编语文教材在学生读书方面便下了大力气。比如，小学一年级就设置了“和大人一起读”，意在和学前教育衔接，一开始就引导读书兴趣。小学中高年级几乎每一单元都有课外阅读的延伸。初中则加强了“名著选读”，改变以往那种“赏析体”写法，注重“一书一法”，每次“名著选读”课，都引导学生重点学习某一种读书的方法。激发兴趣，传授方法，是“名著选读”设置的改革方向。如浏览、快读、读整本书、读不同文体等等，都各有方法引导。很多课后思考题或拓展题，也都有课外阅读的提示引导。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教授说，让学生养成读书的生活方式才是语文教育的成功。他还说，新教材期望实现的主要作用，就是专治学生不读书、少读书的通病。

其实，对于成年人而言，“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提法非常恰当。但是，对于中小学生而言，特别是在当前这个充满各种诱惑的多媒体时代，仅仅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还略显不够，应该在校园中重新引入和确立“读书人”的概念。中小学生就是读书人，是以读书为主要生命状态的人。当然，这里并非要求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要求他们以读书人的品格、素养、行为规范、精神风貌来时刻要求自己的言行，从而日积月累，养成一种高素质的人格。

所以，把“学生”首先定义为“读书人”，应该是新教材给我们的一大启示。

陈平原先生说：“人一生的基础，取决于语文。”从这个意义上讲，语文的选文就显得非常重要。那么，什么样的文章才有资格进入语文教材呢？专家们一般会列出几条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标准，但有一条应该不会少，那就是“是否为经典”。曾听过这样一句话：“阅读经典长大的人，一眼就能辨别出什么是垃圾。”

经典一般有两个特点：其一是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其二是让人百读不厌。“部编本”语文教材的课文选篇，回到了“守正”的立场，尚未沉淀的“时文”相对少了，而经典的作品增多了。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古诗文的篇目大量增加了。据了解，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有古诗文，整个小学六个年级12册共选古诗文129篇，占所有选篇的30%，比原有人教版增加50多篇，增幅达80%。平均每个年级20篇左右。初中古诗文选篇达到132篇，占所有选篇的51.7%，比原来也有提高，平均每个年级40篇左右。体裁更加多样，从 《诗经》 到清代的诗文，从古风、民歌、律诗、绝句，到词曲，从诸子散文到历史散文，从两汉论文到唐宋古文、明清小品，均有收录。

另外，近现代一些名家的经典之作也占了较大比重。比如，朱自清的《春》，老舍的《济南的冬天》，梁实秋的《鸟》，鲁迅的《故乡》 和《阿长与山海经》，梁启超的《最苦与最乐》等。

为什么要让孩子学习经典？哲学家基尔凯戈尔说过：“生活始终朝着未来， 而悟性则常向着过去。”对于经典的学习和体悟，可以在过去的参照中，形成面向未来的心灵的结构。因为，经典提出的基本都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根本性问题，它表达的，往往是特定历史时期一个伟大心灵与社会碰撞交融的心声，从而能引领人的思想、文化、行为等。

所以，回归经典是语文教育的正途。

读书或者说阅读，是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让儿童爱上并学会读书，其前提是要弄明白儿童的读书是怎么样的？

儿童读书和成人读书是有区别的。成人读书务求读懂，读不懂等于没有阅读。然而，儿童的读书却不是如此的。儿童的读书就像牛吃草一样，开始只管埋头吃，什么时候消化先不管，到了一定的时间自然就会发生作用。中国古代的教育方法基本是如此的。对于懵懂儿童，只要求他们“背书”，特意避免去做解读。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让儿童利用超强的记忆力，为自己增加经典“存货”，另一方面也是遵循了儿童读书的特点，先背下来，然后在反复咀嚼中慢慢消化和理解。

对于儿童阅读能力的培养，温儒敏教授也说，从根本上要让孩子从小“海量阅读”，读些“闲书”，读些“深”一点的书，可以“似懂非懂地读”“连滚带爬地读”。不只要精读精讲，不要“抠”得太死，要交给学生各种实用读书方法，比如快读、浏览、跳读、猜读、群读、还有非连续文本阅读、检索阅读等。书读多了，语文素养才能真正提升上去。

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提出过一个“动物式读书法”，其中有一个“牛读”的方法。他说，我们都知道牛有反刍的饮食习惯，它吃饲料以后可以在胃里面储存很久，四个胃可以分别储存，时不时把其中一个拿出来重新消化一遍，这样它就可以把饲料当中所有的营养充分的吸收。当人要真正学会阅读时，也要经过这种“牛读”的方法。在“牛读”过程当中，那些“海量阅读”内容和背下的经典，就会进一步消化掉，对自己而言就会有特别的滋养。

所以，引导儿童读书，就像“放牛吃草”一样。不要让牛吃一口，就立刻让它消化给你看。儿童读书是不需要完全弄懂的，只要他读得快乐、高兴，读得多了，自然就有效果了。

在教育过程中，很多人都反对“死记硬背”。对于很多学科和课程而言，死记硬背的确是教育的敌人，应该被清除掉。可是，对于经典的学习，特别是中国古代经典内容的学习，其实是少不了死记硬背的。

比如，对于“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句话，记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仁乎？与朋友交而不义乎？传不学乎？”可以吗？对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记错其中的几个字可以吗？对于周敦颐的《爱莲说》，不把它全部死记住，能体悟到其中的精髓吗？显然都是不能的。教育中有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非此即彼思维的祸乱。一说不要让学生死记硬背，就都不背了。这种思想对教育是很有害的。

对于经典的学习，一定是少不了死记硬背诵的，甚至是记住了还反复再记。比如，一代学问大师陈寅恪在清华任教时，他讲课从《连宫洞》到《琵琶行》，再到《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这些内容都是他早年背诵下来的。再比如，蔡元培、胡适、钱穆等人，在早年求学时期都有过“背书”的经历，就连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也说，他曾背诵过《孟子》。

然而，死背并不是目的，活用才是目的。学以致用，在生活和工作中灵活运用我们的知识，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可是，对于古代经典的学习，活用的前提是死背。没有死背的过程和经历，就没有活用的灵感和智慧。因此，我们在一味强调活用时，切不可忘记甚至是抛弃死背，要明白“死背而后活用”，才能真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