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港和流放者

一种静态文化，仿佛因自古以来的原始主义而凝固，在亘古不变的风景中保持永恒不变——这，直到最近，而且直到现在对许多人来说，就是关于澳大利亚土著的一种普遍看法，其产生有这样几种来源：关于高贵野人的神话传说，关于土著技术的误读，传统的种族主义和对澳大利亚史前期的无知。

但是，第一批白种澳大利亚拓居者明显不适合在这片新土地上生存，尽管土著人好像觉得大自然富饶丰足，这些拓居者却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他们根本不知道吃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弄吃的。

第一舰队的大多数流犯此前从未离开过他们的出生地，连10英里之外的地方都没去过，在他们戴上脚镣手铐，被人推上流犯船之前，他们连大海都没见过。对白人来说，无论是流犯还是官员，悉尼海港都是天涯海角，但对土著人来说，这儿就是世界中心。这片风景及其难以捉摸的资源，在白人那儿连名字都还没有，它们横亘在两种文化之间，让每一个集团的人都看到，它与另一个集团的人毫无相似之处。

地理无意识

若想理解流放至这样一个地方意味着什么，就必须考虑一下，18世纪末期世界之大，已经远远超过了今天。

1780年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几乎不为欧洲人所知。除了澳大利亚和南极之外，所有大陆的轮廓都已描画出来。外形上，它具有今日的形状，但海岸之后横亘着大片空白。所谓北美，是东部一道有人居住的边缘地带，与几百万平方公里的荒野相衔。南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内地几乎无人探索。欧洲人没有造访过高高的喜马拉雅山、尼罗河水和南北两极，而太平洋盆地在1780年，除了受教育程度最高的英国人之外，是所有地区中最不可想象的地方。

流犯是谁？

澳大利亚工人对其过去的流犯历史并不这么看。在殖民地出生的孩子——用殖民时期的一个词汇来说，就叫“流通货币”，其中很多人的祖先都是流犯——他们自由自在地长大，追求社会信任感，可能一心都想得到人们尊重。但是，人们记忆不死，成了社会神话，特别是在爱尔兰人中间，因为他们忘不了流犯祖先在致命的海滩上遭受了何种虐待。我们即将看到，流放制度一不小心，就造就了澳大利亚的第一批民间英雄，也就是丛林土匪，其中大多数都是在逃囚犯。

在试图遗忘，又想编织神话的双重压力下，产生了一种很受欢迎的澳大利亚流犯身份的滞定型。根据该滞定型，流犯清白无辜，都是不公正法律的受害者，他们犯的小罪，放在今日连罚款都不会，却被判与家人生离死别，惨遭流放，被扔到世界的天涯海角。他们不是偷猎野兔，就是盗窃面包，只是为了养活他们饿得要死的子女——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们的统治者残酷无情，把英格兰治理得一塌糊涂，农业经济濒于崩溃，导致他们作为诚实不欺的自耕农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他们夹在自己也弄不明白的经济力量和由他人制定的法律之间，被压得透不过气来。

在范迪门斯地拖犁

在流犯口头传说中，范迪门斯地的严苛名声永远都是最坏的。甚至听到这个地名，就能让人不寒而栗，这种感觉后来成了澳大利亚文化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早期的民谣提到该地时，都带着某种消极的恐惧，且缺乏新南威尔士流犯歌曲中公然反抗的意味。这儿是惩罚的样板之地:

那天我们在致命的海滩一登陆，

几十个种植园主，就把我们团团围住，

把我们像马排列，转手就给卖掉，

绳子往犁上一捆，就在范迪门斯地拖犁。

海港和流放者

暴雨下，睡在一块潮湿的岩石上，因患风湿症而遍身疼痛，又因拉痢疾而浑身发臭，受着咸水疖和败血症的折磨，但一些流犯还是不服。因此，鞭笞天天都有发生。戴维斯把他在时卡斯伯森进行的惩罚都记录了下来。“我认为［他是］自尼罗以来，世界上最惨无人道的暴君……他的座右铭就是压迫和暴政。他对没有衣服穿、肚子挨着饿、境遇悲惨的人不讲公正，也不讲同情。他不承认有人性是一个美德。”渎职抽25鞭。傲慢无礼抽25鞭。“斯洛普斯”——也就是政府发的粗棉布工作服——如果弄丢一件，就要抽50鞭，铐3个月镣铐，哪怕偷衣服的是另一个囚犯。工具在那个遥远的拓居地坏了就没换的，因此，如果任何人弄断了“锯子、斧头、铁锨、木桨以及其他任何工具，无论是怎么弄断的，因为（卡斯伯森）不接受事故的说法，只说肯定是粗心造成”，就要抽50鞭，铐3个月镣铐。凡是抢劫仓库、企图逃跑或殴打工头，就要挨100鞭，铐6个月镣铐。

……

（摘自《致命的海滩——澳大利亚流犯流放史：1787-1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