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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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并不愉快的澳美通话

        最近一周，关于特朗普是否在电话中对澳大利亚总理谭保无礼的新闻引发了全球舆论的普遍关注。尽管事后双方都强调媒体有夸大矛盾的嫌疑，但是两者之间毫无疑问产生了明显的分歧。这起事件谈不上有多么令人意外。

       首先，俗话说兄弟之间谈钱伤感情，而在特朗普的价值观中，却是谈感情伤钱。特朗普在竞选中曾多次强调，美国对盟友承担的义务太多，而对澳大利亚的付出需要更多利益回报。事实上无论哪任美国总统都注意美国利益优先，但特朗普强调的利益，显然主要不是国家声望。他相对轻视美国通过更多承担国际义务带来的众星捧月感和道德优越感，特朗普要实实在在的好处。

其次，正式执政之后，特朗普在履行竞选承诺的诸多事宜上都雷厉风行，绝不是某些天真评论家所期待的那样只是为了当选而放嘴炮。围绕限制所谓的七国移民，特朗普不惜和本国的高级行政事务官与法官公开冲突，对澳大利亚放一些狠话又如何？ 

我相信学界和媒体普遍关心上述问题。但作为一个更关注澳大利亚社会本身问题的人，我更想谈谈双方矛盾的焦点，即澳大利亚的难民安置问题。澳大利亚的难民问题，怎么跟美国扯上了关系？ 

尽管澳大利亚社会存在浓郁的孤立主义传统，但是由于它在国防与外交上先后追随英国与美国等世界大国，澳大利亚从来没有，也不可能避免全球化以及同盟体系运作带来的难民接受问题。

澳洲的难民政接收史

        澳大利亚的难民，有一个独特的称呼叫“船民”（Boat People），因为抵达澳洲的难民常常是坐船自行抵达的。这个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40年前：1970年代中后期，随着惠特拉姆总理终止限制亚洲移民的“白澳政策”以及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崩溃，大量来自印度支那的难民开始就近逃往澳洲避难。红色高棉政权解体后联合国难民署与美国安排西方盟国分担接纳来自柬埔寨、老挝及越南的难民，仅1977、1978两年就接受了1500人，包括相当一批华侨。澳大利亚这样做，固然是出于真诚的人道主义关怀和责任感，但同样也是因为追随美国，不得不有所付出。立竿见影的是，当时澳洲社会对激增的难民以及边境控制的薄弱表达了严重的焦虑和紧张。当政的弗雷泽政府仍然强调澳大利亚有人道主义责任接纳难民，但是必须要有控制权。相对美国而言，从一开始澳洲接纳难民的门槛就更高，主动性也更差。

        1980年代中后期，印度支那船民问题一度又有抬头，但此时政治难民的色彩很淡，所以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开始采取隔离拘留的方式加以处理，难民经甄别后大部分被遣返。这又形成了澳大利亚对难民进行强制隔离拘留的传统。整个1990年代，亚太地区没有出现大规模政治、军事与经济动荡，澳大利亚享受了大约十年的难民真空期，加之隔离措施，澳洲社会对难民激增的忧虑极大缓解。但是这意味着一旦再出现难民问题，舆论的承受力也更低。

1999年，随着东南亚经济危机后引发的社会动荡，澳大利亚一口气遭遇了75艘难民船抵境，人数达到惊人的4175人。这立刻引发了澳大利亚社会的轩然大波，此前澳大利亚是偶然关注并接纳国际难民，而现在难民问题则引发了国际关注。

2001年，澳大利亚为了阻挡来自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难民，严禁装载其的船只入境并强行控制船员，酿成了著名的“帕坦号事件”。在国际压力下，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分担了难民的隔离拘留，但最终没有允许任何难民入境。因而，澳大利亚遭到了联合国难民署和西方国家的许多批评，同时也被认为损害了其中等强国的形象，但霍华德政府坚决实行了所谓的“太平洋解决方案”。

从法律角度上看，这具有将难民拒绝于千里之外的里程碑意义。首先，澳大利亚把容易让船只抵达的澳大利亚海域及所辖岛屿删除出境外区域，即缩小法律上澳大利亚的国土。其次，允许军队检查和驱逐运载难民的交通工具。第三，在邻国成立拘留和审理中心，彻底不让难民登陆澳大利亚大陆。以上这些政策，反映了当时自由党政府相对保守的国际观以及当时国内部分民众抵制外来移民的排外情绪。

但局面很快又出现了反复，工党的陆克文政府上台后提出了“大澳大利亚战略”，批评前任政府缺乏人道主义精神和国际责任感，不仅废除了“太平洋解决方案”，还将难民处理中心设立在国内。这种高姿态的后果就是澳大利亚面临的难民压力急剧增加，到2012年，抵达澳大利亚的难民达到惊人的1.7万多人，吉拉德执政的最后6个月，难民人数又增加1.3万以上。这酿成了澳大利亚前所未有的难民危机，也是工党政府丧失政权的重要原因。

接，不接？这是个问题

       所以说最近5年以来，澳大利亚政府面对难民问题是骑虎难下的。一方面，无论是国内难民拘留中心还是境外拘留中心都是人满为患，尤其是澳大利亚在瑙鲁以及马努斯的难民营，人道主义丑闻和管理危机频繁引发国际关注及谴责，另一方面，在国际恐怖主义始终没有平息、国内就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澳大利亚绝不敢放开接纳难民进入定居，唯恐引发社会内部更大的问题。所以澳大利亚不断将以邻为壑的难民处理政策发挥到极致。比如瑙鲁在1990年代矿业经济崩溃后，依靠收容澳大利亚转移来的难民换取援助，因此澳大利亚政府毫不犹豫地向其转移难民。

可以说，澳大利亚难民问题与西欧及美国的难民问题有相似之处。但它更幸运的地方在于，目前中东难民地理上距离澳大利亚更远，而汪洋大海也比陆路更打击难民投奔澳洲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能够让其他弱小邻国替自己背锅。这是欧洲解决难民问题难以复制的条件。跟美国比，澳大利亚孤立主义心里更深，国际责任感更淡薄，尤其是许多人内心深处对亚裔移民有传统的抵触情绪，澳大利亚采取更严厉的难民限制政策相对不容易引发民间反弹。

2013年艾伯特政府上台之后，几乎是以残酷的方式将难民抵制在澳大利亚海岸之外。他重启了自由党政府的保守主义政治立场，但是他也跟随美国承诺愿意接受1.5万名左右的中东难民，这无形中增加了澳大利亚的压力和恐慌度。

但是谭保政府又成功利用奥巴马的国际人道主义责任感，使美国政府签署协议接纳澳大利亚隔离在瑙鲁和马努斯的难民。对奥巴马来说，签署这种协议并没有太大负担，因为他即将离任，落实这种协定的麻烦将由后任承担。

而澳大利亚则郑重对待了此事，这当然会引发特朗普的不满。因为特朗普对难民问题的态度本质上与澳大利亚类似，那就是不管难民感受如何，不管盟友感受如何，我只注重给自己减负。澳大利亚这回算是遇上真正的对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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