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的林弗（Man-yee Leanfore）从餐桌上厚厚积压的一摞文件中，小心翼翼地抽出了一份来自1907年的旧移民文件。

这份文件，属于照片上那个身着斜襟旗袍，梳着一丝不苟的旧式传统发髻的中国女人，是林弗的曾祖母Yuck Land Hing（音译：于兰馨）——也是整个家族中，从中国移民至澳大利亚的第一人。

来源：MATTHEW ABBOT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两张正面与侧面照的上方，还有非常简短的几行关于她的身份信息描述：

年龄：29。

体型：瘦。

头发：黑色。

国籍：中国。

事实上，这份寥寥数字的移民文件，在当时几乎无异于一张“特赦令”：

这不仅使于兰馨得以在当时将大部分亚洲移民拒之门外的白澳政策时期，能够顺利出入澳大利亚；还使她可以在3年内免于接受常被用来排挤非白人移民的听写测试。

1901年，澳大利亚第一届联邦议会通过立法，要求所有移民通过50个词的听写测试后才能入境。

事实上，由于这项听写测试实际上是为了阻止非白人移民入境，因此规则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官方甚至可以用任意一种除英语之外的欧洲语言测试申请人。

虽然于兰馨成功申请到了免试出入境，但林弗的祖母却干脆放弃测试，回到了老家广州。

“我们吃尽苦头” ，林弗看着照片上的曾祖母百感交集，“但我们没有做错什么。”

来源：MATTHEW ABBOT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世事变迁，而如今年逾古稀的林弗，也早已子孙三代同堂：

虽然家中年轻一代的孩子大多有着高鼻深目的混血儿样貌，从小在悉尼出生长大的他们中文水平也远远比不上英文——但他们仍然毋庸置疑是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后代。

“他们没有一个是纯正的中国人” ，林弗看着身边的孩子们，在那个曾祖母于1928年买下的院子中嬉笑打闹，微笑着说：

“但未来就是如此。”

根据记载，华人移民澳洲的历史已逾两百年。

1818年，22岁的广州人麦世英(Mak Sai Ying)乘坐“Laurel号”抵达杰克逊港(Port Jackson)，也成为了最早一批来澳的华人移民之一。

为了入乡随俗，除了沿用“麦世英”的本名之外，他还给自己取了不少颇有异国情调的英文名：

John Shying, Mark Opong，John Sheen…

来到澳洲后，麦世英起初为一个英国籍的老板Blaxland（巴克斯兰德）做过一段时间的木匠，待遇与其他同事一样——周薪两英磅。

又辗转在农场上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他终于决定放弃打工，并在悉尼西部开了一家名为“孔雀旅馆”（Peacock Inn）的知名酒吧。

麦世英的孙子John Joseph Shying / 来源：Sydney Live Museum

据悉，麦世英曾在当地先后娶了两任爱尔兰籍妻子并生了几个孩子，但可惜两任都是红颜薄命，早早离世。但是直到参加第一任妻子的葬礼之前，麦世英其实早已回了中国。

澳大利亚华裔移民史研究专家Kate Bagnall表示，虽然麦世英当初离澳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根据当时中国的民情，他很可能是要照顾在中国的妻室。

“我们从之后的移民家庭调查中得知，当时像麦世英一样来自中国南部的男人，一般在澳大利亚及中国都各有家庭。我研究了当时的许多家庭，澳大利亚的家庭其实是他们第二个家，他们在中国早另有家室。这是(麦世英返回中国)一个可能性。”

麦世英的曾孙Barry Shying表示，虽然由于自己独特的姓氏经常被人笑称“很有中国人”特色，但自己其实在大约三十年前才得悉自己真正的“中国身世”。

他表示，他的曾祖父卖掉了其位于Parramatta的物业后，似乎留下四名儿子便永远离开了澳大利亚，而其后人则在澳大利亚分别从事家具制作及殡仪业。

“我不能说我觉得自己有一部份是中国人，但我知道我是。有人告诉过我，’他的血仍在你身上流’。”

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金矿的发现，彻底点燃了维多利亚州的淘金热。

虽然为了阻止来自中国的移民，维州的港口尤其对中国矿工征收重税，但这仍然阻止不了成千上万名的中国人长途跋涉前来淘金。

其中大多是广东人和客家人，有那些决心下得最狠的，甚至会先在南澳的港口上岸，然后再徒步跋涉500公里抵达维州金矿——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命走完这条通向着未知财富的漫漫长路。

维多利亚本迪戈的金龙博物馆，一个描绘了淘金热时代的展区 / 来源：ASANKA BRENDON RATNAYAK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些矿工大多为了避免缴纳10镑的人头税，而选择从如今南澳州港口罗布（Robe） 上岸再步行到维州，途中大约死了三分之一的人。

在简斯顿（Henry Gunstone）撰写的一书《四邑淘金工在澳洲》中，细致地描绘了中国广东四邑人来澳淘金和生活的点点滴滴：

“19世纪50年代，中国南方经济生活混乱，数千中国人向亲友举债，更多的人与包工头签合同，离家前往澳洲淘金。一路上，他们忍受着比英国流放囚犯所经历的还要恶劣的待遇……由于拥挤和禁闭，很多中国人在船上死掉，另一些到达目的地时已经奄奄一息。”

而那些千辛万苦抵达了金矿之后的中国矿工们，实际上过得也并不是什么风和日丽的好日子：

在矿区，欧洲和中国矿工之间冲突不断，不时有聚众暴乱事件发生。在其中一起闹事中，一个由三千名欧洲矿工组成的团伙放火烧毁了一处中国人的营地。

不过，中国人还是在寻找金矿的过程中，在异国他乡的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家园：

事实上，墨尔本以西198公里处有一座名为亚拉腊（Ararat）的城市，也是澳大利亚唯一的一座由华人建立起来的城市。

来源：Ararat Rural City Council

了解这段华人淘金史的当地矿业公司麦克德默特（Geoff Mcdermott）称：

“华人对这个地区的贡献至关重要。华人矿工他们建立起了亚拉腊，让这座城市出现在地图上。澳大利亚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我们是各种文化的交汇处。华人在金矿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建立起的城市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1973年，随着当时澳洲政府宣布了一项多元文化政策，持续了几十年的澳洲种族政策才算真正告一段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中国香港和大陆的大批移民也逐渐涌入了这片南半球的大陆。

大林回忆当年刚来澳大利亚的时候，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就是：“I can do everything.” （我什么都能干）。其实，真要是佶屈聱牙地去纠结这句话的英文语法，可能更应该是“I can do anything.”

因为对于在那个阶段来到澳洲的人们来说， 他们面前并没有什么机会，可以选择自己“做什么”与“做多少”。

在2000年初来到澳洲的Jessica，也对这句话感同身受。

“整整十七年了——我最好的青春都献给了墨尔本，再也回不去了。”

我前去采访的当天，Jessica穿着一件简单的黑色外套，正在墨尔本维多利亚女皇市场（Queen Victoria Market，别称“维妈”）的一个摊位忙进忙出。

她看上去有着与年龄不太相符的沉稳，回答措辞也多极为简明扼要——或许只有那一抹闪着珠光的浅玫色口红，与说话时不经意间一扑一扑的长睫毛，才出卖了她并没有来得及全副武装的那一面。

来源：Time Out

她回忆起自己18岁那年刚来澳大利亚的时候，由于与家里闹了矛盾，便一定争了一口气要自己挣到学费与生活费。而这个在国内家境优渥、从来没进过厨房的山东女孩，来到澳洲面对的第一道难题便是做饭。

“我一开始的时候都不知道饺子是要开水煮的。放进冷水煮，水一开就都散了。那时候又要面子，也不敢问周围的人。”

没有工作经验的她，虽然大学主修的是媒体专业，但却只能不断到处去各个中餐馆和中介试工，甚至专门去学了粤语——因为那时候来自中国香港与广东地区的华人老板占了大多数。

后来，她在墨尔本结婚成了家，也开始在市中心经营一家咖啡馆。她说，最困难的那段时间，是那时她的一个孩子刚出生几个月，她早早地四五点钟便起床背着孩子去看店。

再后来，她与先生一同盘下了这家海鲜市场的几间店面，做起了老板娘。她聊到此处，神色间也多了一些光彩：“我们是这家市场唯一的华人店面，其他老板都是希腊人。”

“也不是没有回过国，只是每次回去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感觉——回不去了。”

说罢，她形色匆匆地离开了。

Jessica义无反顾地选择留在了墨尔本，而与她几乎同一时间到达澳洲的大魏，却在当时的一番纠结后最终决定从卧龙岗迁往悉尼。

卧龙岗大学 / 来源：doorwaysolutions

彼时，大魏已经成功申请到了澳洲永居身份——按照他的话说，这完全就是个意外。当时是他的室友误打误撞帮他申请填表，一千几百元澳元申请费，短短一周就轻松下签了。

他当时也绝不可能想到，短短几年乃至十几年之后，这薄薄一纸的永居签证竟然会成为许多人都求之不得的终极目标。

大魏说，当时自己虽然读的专业是IT，但是其实最赚钱的却反而是建筑、贴瓷砖的活，身边留学生基本都做过这个。他回忆，自己当时白天在工地”搬砖“，晚上还要去中餐厅打工。当时有一阵子来自福建、河南等地的黑工非常多，而一旦移民局严打的时候，可能一整个建筑工地都剩不了几个人。

他聊起自己的瓷砖师傅，在卧龙岗一年就靠贴瓷砖买上了别墅，现在更是早就买上了连网球场、图书馆都一应俱全的半山豪宅云云。

但是他还是想去悉尼。

“梦想？你去悉尼能干嘛呢？” 

大魏回忆起当时师傅一直语重心长地劝他别走，事实上他也不止一次地扪心自问过——毕竟连工科博士出生的师娘，找到的工作也不过是在餐厅端端盘子、站站前台而已。

不过不管怎么说，初来到悉尼的大魏，还是如愿以偿融入了澳大利亚的西方社会——他在一家西人餐厅找到了一份端盘子的工作。

”我一点儿不后悔。“ 

辗转了多份工作的大魏，如今这么些年过去也终于在悉尼有了自己的事业，几个孩子也都上了附近数一数二的私校——可以称得上是众人眼里的“人生赢家”了。

来澳洲前在中国曾是语文老师的小艾，言简意赅地总结了目前澳洲华人的构成：

“目前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基本可以分成三拨——第一拨是80年代末左右过来的，第二拨是00年左右过来的，这两拨都是过了苦日子的；第三拨就是最近这些年来的留学生。”

小艾说，自己就是属于当时那批吃过苦的澳洲华人。他提到了当时高强度的搬砖作业，给他的腰和背都带来了如今仍然时不时隐隐发作的伤痛。

与小艾相比，Stella在悉尼的这五年就基本上没干过什么体力活。唯一做过比较辛苦的兼职工作，可能就是酒水服务——毕竟可能一晚上要对上百个客人都保持礼貌而不失优雅的微笑。

“来澳洲的时候糊里糊涂的就来了，也没想那么多。”心大的Stella，虽然已经几乎踏在了“90后”的尾巴上，但还是对未来不免迷茫。

与许多留学生选择住在华人聚集区不同的是，她反而住在了一个人口构成绝大多数都是西人的区域。

她说，自己的英文水平还不错，也就很快就融入了周围的澳洲本地朋友群体，交过的男女朋友都无外乎都是西人——短短几个星期，就基本上把这个周末哪个house有轰趴、哪个海滩可以游夜泳都摸了个门儿清。

虽然在国内为了自己的淑女形象只敢轻轻抿嘴笑的Stella，却在脸书发布在澳洲的比基尼照片中永远笑得那样肆意开怀——但是她也有一些自己平时不愿意提起的事情：

家中冰箱上曾经被室友涂满了英文粗口的涂鸦，房间里的零食和手表总是会莫名其妙地消失，有一天她甚至听到了有人在客厅聊天中小声议论，“她的英文名不错，Asian Stella（亚洲的史黛拉）——听着就很像XX网站的化名。”

她并没有那份勇气冲出房间与那些闲谈嗤笑的人对峙。

只是从此，她把求职简历上的Stella改回了自己听起来有些拗口的中文名字。

据ABS统计，目前在澳大利亚约有120万人口具有中国血统。

这些故事是他的，是她的，是我的，也是你的。

那么，中国人究竟需要在澳洲待多久才能找到真正的归属感呢？

说实话，对于在不同时期移居澳大利亚的华人来说，归属感对于他们的具体意义也可能截然不同。

比如对于两百年前抵达澳洲谋生的麦世英，曾为了入乡随俗给自己起了不少的英文名；

但两百年后在澳洲求学打工的Stella，却能够最终想通，坦然换回自己的中国名字；

对于曾经在卧龙岗起早贪黑贴瓷砖的大魏来说，炎热下午中的一杯凉啤就曾经使他觉得分外安心；

而对于仍在墨尔本辛苦经营海鲜生意的Jessica来说，她在这座城市的近二十年，也早已经深深地融入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割据的一部分。

不过虽然大概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正如恋爱大师告诉我们的一条箴言所示，“安全感是自己给的。”

美国畅销书作家安迪·安德鲁斯也曾说过：“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为了寻找生命中的光，终其一生，行走在漫长的旅途上。”

这些可爱的人儿啊，仍在奋斗和迷茫的漩涡里挣扎着前行，希望阅读着这篇文字的你也能一路坚持下去——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是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