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Daryl Guppy是一位金融技术分析国际专家。十多年来，他每周都为中国内地媒体提供上证指数分析。Guppy经常出现在CNBC亚洲频道上，被誉为“K线技术分析大师”，他同时是ACBC澳大利亚中国工商委员会全国理事。该文英文原文在CGTN首发，本网已获得作者授权编译刊发此文，文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对于国际投资资本而言，盈利的前提条件是投资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如果这样的投资前提无法合理实现，那么投资资本要么寻找其它投资地点，要么在主权风险上升时增加计划投资的溢价。投资资本具有天然的流动性，对于可能的投资障碍具有风险厌恶。

澳大利亚目前正在对外商投资规定进行修改，联邦政府希望在2021年1月1日之前形成新的外商投资审查法律框架。 

这意味着，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将对被列为“敏感国家安全事务”资产的每一笔交易进行严格审查，无论投资者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资本，也不论被投资标的资产价值大小。

这样做无意间增加了外界对澳大利亚投资可能面临的主权风险的担忧。

澳大利亚是最近一个对外国投资规定进行修改的国家。2019年，包括中国在内有超过6个国家对外国投资规定进行了相关的修改。

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严重依赖外来资本的投资，此次政策层面的变化将对澳主要外来投资国——美国和英国产生影响。而对来自中国资本的影响，将排在比利时、日本、荷兰、卢森堡和新加坡之后。

新的外来投资资审查框架下，澳大利亚财长将被赋予新的干预权力，当投资可能带来国家安全担忧出现时， 财长有权对收购进行重新审查，作为最终手段，财长有权利下令外资撤资。

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将对能源、电信、港口、水和数据行业的外来投资，采用新的国家安全测试。

如何对那些可能会对国家安全产生潜在影响的控制个人数据企业的外来投资做出处理，将对投资决策至关重要，毕竟个人数据安全的话题，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概念。

尽管一些澳大利亚人很快暗示， 这些变化主要是针对中国，但真正的影响显然要大得多。

投资行业的新加坡同行们已悄悄地提高了警觉，美国和英国投资者也普遍感到担忧，因为拟议的改革削弱了投资确定性和适应市场变化、调整投资机会的应变能力。

（堪培拉澳大利亚议会大厦 图片来源：CGTN）

拟推出的政策变化还赋予了财长新的权力。如果情况发生变化（If Circumstances Change），财长可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对已批准的投资及协议进行审查并对外国投资施加新的条件， 作为最终手段，财长可以强制外国所有者进行资产剥离。

“变化的情况”之一，可能包括外资投资人海外母公司的业务变化——如果在澳大利亚投资期间，投资者外国母公司业务拓展至涉及国家安全的商业领域。

这意味着，新的投资审查政策将会对外资投资者母公司在澳大利亚以外的投资活动构成限制。

而对于需要不断改变投资组合的投资基金来说，这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因为财政部长将有权对外国投资者施加新条件，在极端情况下，还可以强迫投资者出售资产。

外来资本对澳投资时的长期承诺，将在新的外资审查框架下“情况发生变化”这一假定场景下变得无力和不堪一击， 尤其是“情况发生变化”可能因政治因素驱动被认定。

保留终止交易的权利和回溯调整投资条件，这样的做法通常让人联想到非洲和拉丁美洲这样主权投资风险很高的国家。

这些广泛的变化还可能影响依赖于外国天使投资者的小型科技公司。他们技术系统可能会开发安全运用， 从而触发强制撤资条款。如果一家3D打印软件公司承担了与国防相关的合同，那么未来外商旨在发展该公司民用商业机会的投资可能会面临被撤销风险。

收集客户信息的企业，包括处理患者记录的医疗保健和老年护理公司，或收集客户个人信息和支出记录的零售商，也不能避免这种未来的投资风险。

还有人担心，这些被政府形容为自1975年以来对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框架最全面的改革提议，大部分是内部制定的，没有进行行业咨询，而六周的公众意见咨询期则显得非常有限。

针对私营部门外国投资者的拟议规则并没有公开针对中国，但它们助长了一种误解——即中国所有私营企业都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

除了对日益增长的主权风险的担忧，中国还有其它理由担心，因为这些拟议的政策变化，偏离了2014年中澳自贸协定的宗旨和精神。

即使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这些变化是仅仅针对中国的，但更仔细地审视这些变化就会发现，澳大利亚所有主要外国投资者都将受到连带伤害。尽管这些政策变动提议与包括中国在内其它国家的类似改革在原则上没有太大区别， 但澳大利亚的政策改动提议似乎更多体现了旨在削弱投资确定性的综合特征。

判定外来投资是否涉及国家安全的权力集中在财长手中，将无可避免地使投资审批过程披上政治化色彩，同时外商投资业务在投资期内的运行和发展也将受到政治层面因素的影响。 

其结果是，这些变化进一步提升了国际投资界对澳大利亚投资面临的主权风险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