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博拉 · 坦纳（Deborah Tannen）

乔治城大学的语言学教授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人发现，我们很容易遭受那些我们以为只会发生在遥远国度的灾难。2008年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我们也会遭受过去时代的灾难，比如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崩溃。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变成了我们今天生活中突然出现的幽灵。

这种天真或自满的丧失，意味着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它将改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我们现在知道，触摸东西，和其他人呆在一起，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呼吸里空气，都是有风险的。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这种风险意识消退的速度会有所不同，但对于任何一个挺过今年的人来说，这种意识永远不会完全消失。不握手或不摸脸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我们可能会继承整个社会的强迫症，没有人能停止洗手。

他人陪伴带来的舒适可能会被他人缺席时的更大的舒适所取代，尤其是对那些我们不熟悉的人。不要问“通过网上做这件事有必要吗?”我们反而会问，“有何必要亲自去做呢?” 虽然有些事情确实需要亲自去做。不幸的是，那些无法轻易接入宽带的人将进一步处于不利地位。网络交流的矛盾将会加剧:它创造了更多的距离，但也创造了更多的联系，因为我们与那些离我们越来越远的人交流得越来越多，距离而让我们感到更安全。

马克 · 施拉德（Mark Lawrence Schrad）

维拉诺瓦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将爱国主义荣誉赋予武装部队。但你不能射杀病毒。那些在抗击冠状病毒前线的人不是义务兵、雇佣兵或士兵， 他们是医生、护士、药剂师、教师、护理人员、商店职员、公用事业工人、小企业主和雇员。像李文亮和武汉的医生们一样，许多人突然承担起了沉重的任务，并承担着而被感染甚至死亡的风险。

当这一切都过去之后，我们会承认他们的牺牲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向我们的医生和护士致敬，并恭敬的说，“感谢你们的服务”，就像我们现在为退伍军人所做的一样。我们将为他们提供有保障的健康福利和公司折扣，并为这些为我们牺牲健康和生命的新阶层建立雕像。或许，我们最终也会开始更多地理解爱国主义，把它理解为培养你所在社区的健康和生活，而不是炸毁别人的社区。也许美国人把爱国主义的非军事化过程，将是走出这整个可怕混乱的好处之一。

彼得 · 科尔曼（Peter T. Coleman）

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冠状病毒大流行对我们体系带来的巨大冲击，有可能使美国摆脱50多年来一直困在其中的不断升级的政治和文化两极分化模式，并帮助我们改变方向，走向更大的国家团结和社会功能。这听起来可能有些理想化，但有两个理由让我们相信这是可能发生的。

第一个是“共同的敌人”场景，当人们面对共同的外部威胁时，他们开始忽略他们的分歧。COVID-19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强大的敌人，它无法区分红色和蓝色，它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种类似融合的能量，以及一种帮助我们重置和重组的目标。在为期56天的纳粹轰炸英国的闪电战期间，温斯顿·丘吉尔的内阁对人类善良——利他主义、同情心和慷慨的精神和行动——的崛起感到震惊和振奋。

第二个原因是“政治冲击波”情景。研究表明，在某种类型的重大冲击破坏了关系模式的稳定性后，这种强而持久的关系模式往往更容易受到变化的影响。这并不一定会立即发生，但一项对850起发生于1816年至1992年的持久国家间冲突的研究发现，超过75%的冲突在一次重大冲击后的10年内结束。社会冲击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打破，使事情可能变得更好或更糟。但是，鉴于我们目前的紧张局势，这种情况表明，现在是开始在我们的文化和政治话语中促进更有建设性的模式的时候了。变革的时机显然正在成熟。

汤姆 · 尼科尔斯（Tom Nichols）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教授

几年来，美国已经从根本上变成了一个不严肃的国家。这是和平、富裕和高水平消费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奢侈后果。我们不必去想那些曾经让我们全神贯注的事情——核战争、石油短缺、高失业率、飞涨的利率。恐怖主义已退回到一种名义上的威胁，为应对他们，我们派遣军队的志愿人员到沙漠的遥远角落。我们甚至把电视真人秀明星选为总统，作为对官僚主义和专业技能的民粹主义攻击，而正是这些官僚主义和专业技能让政府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COVID-19危机可能在两个方面改变这一点。首先，它已经迫使人们重新接受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在大流行到来之前，人们很容易嘲笑专家，然后这次他们希望听到像Anthony Fauci这样的医学专家的意见。第二，它可能让美国人重新严肃起来，或者至少让他们重新认识到政府是严肃的人的事情。特朗普政府在保持美国人健康和减缓由流行病引发的经济内爆方面的巨大失败，可能会让公众震惊，因此坚持要求政府提供绩效，而不是情感上的满足。

艾里克 · 克里南伯格（Eric Klinenberg）

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

冠状病毒大流行标志着我们与市场社会和超个人主义的浪漫关系的结束，我们可能会转向威权主义。想象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暂停11月大选，想象军事镇压的前景，这些反乌托邦的场景是真实的。但我相信我们将走向另一个方向。我们现在看到，基于市场的社会组织模式灾难性地失败了，因为自利行为（从特朗普开始）让这场危机变得比原本危险得多。

当这一切结束时，我们将重新调整我们的政治方向，并对公共产品——尤其是卫生和公共服务——进行大量的新投资。我不认为我们会变得不那么合群。相反，我们将能够更好地看到我们的命运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我在一家拒绝给收银员和厨房员工带薪病假的餐厅里吃的廉价汉堡，让我更容易生病，就像一位邻居在流行病爆发时拒绝待在家里一样，因为我们的公立学校没有教他科学或批判性思维技能。如果政府不能保证数百万在大萧条或大萧条中失业的工人的收入，那么经济——以及它所支持的社会秩序——将会崩溃。如果政府不帮助减少或取消学生债务，年轻人将无法开始他们的生活。冠状病毒大流行将造成巨大的痛苦和折磨，但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是谁，我们看重什么，从长远来看，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发现更好的自己。

艾米 · 沙利文（Amy Sullivan）

公益选择战略负责人

许多基督徒都喜欢说我们是复活的人，强调希望和生命战胜恐惧。但是，如果人们不能在复活节的早上一起庆祝，又怎么能庆祝他们最神圣的日子呢?犹太人如何庆祝他们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如果逾越节家宴必须在Zoom上举行？如果穆斯林家庭不能到当地清真寺进行祈祷，或者不能与所爱的人聚在一起开斋，他们还能庆祝斋月吗?

所有的信仰都面临着在战争、迁移或迫害的不利条件下保持信仰活力的挑战，但此前从来没有所有信仰都同时面对这种挑战的时候。隔离时期的宗教将挑战“事奉”和“团契相交”的概念。但它也将扩大那些没有地方集会的人从远处聆听讲道的机会。冥想练习可能会流行起来。也许——仅仅是也许——那些打着“社会正义战士”旗号宣扬共同利益的文化战争，可能会在我们相互关联的人性的现实提醒中得到缓解。

乔纳森 · 劳奇（Jonathan Rauch）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在最近记忆历史中，男同性恋群体经历了一场变革性的流行病， 当然，HIV/AIDS在所有方面都与冠状病毒不同，但有一个教训可能会适用:瘟疫推动变化，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政府辜负了我们。美国同性恋动员起来建立组织、网络和技术，改变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并在今天留下了不朽的遗产。这一流行病还暴露了卫生保健系统中致命的缺陷，它使我们认识到保护婚姻的必要性，从而导致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如果在冠状病毒之后出现类似的变化，我不会感到惊讶。人们正在寻找新的方式在逆境中相互联系和支持;他们肯定会要求对医疗体系进行重大改革，也许还会要求对政府进行改革;他们会重新意识到相互依赖和社区归属。我无法预测确切的影响，但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数年，我们会看到这些变化。

凯瑟琳·曼古-沃德（Katherine Mangu-Ward） 

《理性》（Reason）杂志主编

COVID-19将扫除许多人为的障碍，让我们更多的生活转移到网上。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变成虚拟的。但在我们生活的许多领域，对真正有用的在线工具的使用，被实力强大的老牌企业拖慢了脚步，这些企业往往与过于谨慎的官僚合作。医疗保险允许远程医疗收费是一项早就应该做出的改变，允许更多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使用我们其他人每天都在使用的通信工具，如Skype、Facetime和电子邮件。如果不是这场危机，监管机构很可能会在这方面拖上很多年。教师工会和受惠于教师工会的政客们带头反对允许部分家庭教育或在线教育给K-12的孩子，这种抵制已经被疫情扫除了。在秋季，许多家庭发现他们更喜欢全部或部分在家上学或在线作业。对于许多大学生来说，在人口稀少的校园里住在一间昂贵的宿舍并不是什么吸引人的事情，这将迫使一个长期以来就具备创新条件的行业发生巨大变化。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可以远程完成，但很多人都意识到，戴上领带、通勤一小时或在家高效工作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能否下载一两款应用，以及能否得到老板的许可。一旦公司理清了远程工作步骤，拒绝员工的这些选择就会变得更加困难，而且成本也会更高。换句话说，事实证明，大量的会议，以及医生预约和课程， 真的可能如同一封电子邮件一样简单。

雪莉 · 特克（Sherry Turkle）

麻省理工学院科技社会研究教授

或许我们可以利用电子设备和我们的时间，重新思考我们可以通过它们创建什么样的社区。在冠状病毒社会隔离的早期，我们已经看到了鼓舞人心的一些例子。大提琴大师马友友每天都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演奏实况。百老汇女歌手劳拉·贝南蒂邀请高中音乐剧的表演者把他们的表演发送给她，林-马努艾尔·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也加入了这场运动，并承诺也会观看。企业家们会花时间倾听推销，瑜伽大师教授免费课程。这是一个出现在屏幕上的不同生活，而不仅仅是视频游戏，这是在打开一个具有人类慷慨和同情心的媒介，这是审视自己，并问自己:“我能真正提供什么?我有我的生活，我的历史。人们需要什么?” 如果在未来，我们能将人类的本能运用到我们的设备上，那将会是一份强大的vid19遗产。我们不仅一起孤独，而且在一起孤独。

伊丽莎白 · 布拉德利（Elizabeth Bradley）

瓦萨学院院长

虚拟现实让我们获得我们想要的体验，即使我们不得不被孤立、隔离或独自一人。也许这就是我们如何适应并在下一次爆发时保持安全的方法。我期待看到一个虚拟现实项目，帮助那些不得不自我隔离的人的社交和心理健康。想象一下，当你戴上眼镜，突然间你进入了一间教室或另一间公共场所，甚至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干预。

伊齐基尔 · 伊曼纽尔（Ezekiel J. Emanuel）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伦理与卫生政策系系主任

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改变我们的卫生保健服务提供的模式。多年来，作为一种成本可控、高度便利的系统，远程医疗却一直处于边缘地带。由于病毒流行，传统护理设施不堪重负，远程医疗服务的流行程度可能会急剧上升，因为隔离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呆在家里打视频电话可以让你远离交通系统，远离候诊室，最重要的是，远离需要重症监护的病人。

浦爱仁（Ai-Jen Poo）

全国家政工人联盟负责人

新冠病毒大流行暴露了我们医疗基础设施的漏洞，数百万美国家庭被迫在没有安全网的情况下渡过这场危机。由于亲人生病，孩子们突然无限期地放学回家，他们被迫在家庭、健康和经济上做出不可能的选择。毕竟，有意义的儿童护理援助极其有限，获得长期护理的机会充其量是零碎的，获得带薪家庭和医疗假期的工人太少，这意味着错过工作就意味着错过工资。

这场危机应该引发广泛的政治支持， 来设立普遍家庭关爱联邦基金,我们都做为之出贡献,我们都从中受益,帮助我们照顾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照顾孩子和照顾老人，支持残疾人和家庭休假。冠状病毒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人们对我国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以及他们所依赖的数千万家庭和专业护理人员的关注。关爱一直是我们共同的责任。然而，我们的政策从来没有完全支持它。这一时刻虽然具有挑战性，但应该促使我们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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