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澳洲著名高校来说，2010年代是平静的十年，根据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澳洲目前有7所大学进入全球百强，而在2010年只有3所。除阿德莱德大学外，八大盟校几乎都进了全球百强。
为了反映中国赞助商的偏好，ARWU完全基于严格的研究指标。排名丝毫不涉及学校声誉或学生满意度，只看诺贝尔奖的得奖次数、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以及发表在著名期刊上的论文篇数。哪怕你写了一篇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屡获殊荣的关于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的书，也不会被计算在内。
可是，澳洲高校的真正（却难以衡量的）实力明明是在人文、法律、音乐和艺术领域，又是怎么在以科学为重的ARWU排行榜上跃居世界第三的呢？
一个字：钱。在过去二十年中，澳洲的顶尖大学一直在购买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研究人员，为他们提供世界一流的设施和免除教学义务的职业发展轨迹，以换取他们发表的论文。结果，澳洲现已成为一个与英国不相上下的研究中心。
然而，澳洲高校的校长永远在抱怨政府拨予的研究经费减少，那么这些钱都是哪儿来的呢？四个字：中国学生。
在过去二十年中，在澳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增加了六倍。中国学生几乎都是全额自费，并且不成比例地集中在高利润的专业型硕士学位（course-work master）。至少有八所澳洲高校总收入的11%到26%来自中国学生。
冠状病毒的流行和入境禁令有可能让这棵摇钱树枯死。所以，大学校长们积极游说，要求取消对中国学生的入境禁令也就毫不奇怪了，哪怕实际上大多数高校都禁止自己教职员工和学生前往中国，甚至是香港。哪怕实际上，连中国大陆和香港自己的大学都停课了。
香港和澳洲的校长们关于自身安全管理冠状病毒爆发的能力评价怎会如此不同呢？还是四个字：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一种预期：组织（及其领导者）可以攫取成功的果实，而失败的负担则由其他人去承担。如果政府取消旅行禁令，10万名中国学生飞来澳洲，大学收入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从而推动它们跻身国际排行榜。
万一这些学生把冠状病毒传染给普通人群，反正有Medicare（也就是纳税人）担着。如果大学得向政府赔偿可追溯至其中国学生的任何冠状病毒病例的医疗费用，那么他们可能不会如此急于取消旅行禁令。
道德风险也是澳洲顶尖高校被卷入疫情的最初原因。过去二十年中，他们不顾一切地扩招中国学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财务风险。许多人都警告它们，一旦中国入学人数突然下降，后果可能会很严重，但它们不是装聋作哑，就是反唇相讥。
现在，另一种道德风险出现了：政府可能救助陷入困境的高校。我看任何此类提案都应该被掐灭在萌芽中。
冒险追求快速收入增长的高校本来就应该留出一笔准备金，或者利用意外之财购买保险。但这些大学自吹自擂的财政储备大部分都不是这种性质。重要的是，不仅要保持大学的偿债能力，而且要改变其行为。顶尖研究排名的主要受益者是校长们的自负，但大学的核心业务应该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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