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托尼·格雷科 FIPA

IPA AU技术政策总经理

很不走运，重大税制改革并没有得到两党支持。事实上有些评论说现在政治环境乌烟瘴气。小报上的争论还停留在消费税是否应该增加。公众非常关心生活成本增长对口袋里钱包的影响，这可以理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指出重大税制改革的必要性，并探讨另一选择—建立更好税制体系。

在与公众交流时，不应当仅谈论消费税，澳大利亚人需要知道改革举措将如何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解释改革红利比较困难，变化通常错综复杂而且有时并不一定符合预期。

赢家与输家

改革通常伴随着许多风险和付出。需要大量政治资本作为王牌才能展开重大税改。在混合税进行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会有赢家，也会有输家，输家怨声载道是难免的。

在国库部，税改代表着政府可以任意支配的重振生产力、竞争力和增长率的杠杆之一。所以未来税收政策设计对于保持澳洲令人眼红的增长记录非常关键（20多年来经济连续增长，为澳洲成为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目前的税制体系已被视为经济的拖累，而非支撑。经济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除非我们提高生产力，否则我们将有可能经历长时间的经济低迷。

恢复与修补

于是，澳大利亚面临互相联系的双重挑战：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如在最近“年度预算”更新中提到的，和促进生产力提高来确保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

生产力方面的挑战需要广泛和全面的应对，其中税改扮演着重要角色。未来税改不再是一种选择，尤其是当资源充裕的时代即将过去，更暴露出收入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最近的“年中经济和财政展望”文件暴露出财政的不稳定状态以及填补预算赤字任务。政府不再期待2020年前即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12年后，实现财政盈余。简单讲，如果再来一轮全球金融危机或者萧条，我们可没有足够火力抵抗。

“代际报告2010”（IGR）同样强调了重要税种和联邦政府改革的必要性。往期IGR都预测了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我们无法再依赖于商品价格提升以支持生活水平了。

政府致力于起草《税收白皮书》，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税收白皮书》应于2015年年初发布。白皮书中的任何提案都将进入下一届政府选举话题。《税收白皮书》主要推动力在于税制现代化。灵活性和竞争性问题正在被《竞争政策回顾》、生产力委员会审查的《公平劳动法》，金融系统调查组织审查。

首相指出，税改不是增加税负的另一种方式。真正的税改需要的不仅是税率全面降低，还需要优化税收体系，以降低成本、增加收入，从而影响经济。换句话说，就是收入要提高多少以及如何提高的问题。

混合税挑战

我们的混合税制中，个人和企业直接税的比重很大。40多年前，在1975年《阿斯普雷税收评论》委员会报告中就已经指出这一点，同时建议税收比重应向商品税、服务税倾斜，而非所得税。最近2014年12月披露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报告中强调，如果澳大利亚的混合税商品税和服务税在税收中权重增加，对于澳洲来说大有裨益。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引入了消费税，减少了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收盈亏一直变化不大。如果保持目前的税制设计，我们对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依赖程度只会有增无减。

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个税起征点并未按照实际水平进行调整，生鲜、医疗和教育支出并未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与OECD平均水平相比，消费税以10%的税率征收，税收免除范围大，只拉动了其在GDP比重中的一半收入。税负最终落在了劳动者和企业头上，这种混合税不利于经济增长。税级攀升意味着低收入人群将在2017/18年损失他们三分之一的额外收入，中等收入人群将按照37%的税率缴纳税款。

唯一的出路是，将直接税税负转移至间接税。

吸引投资

《税收白皮书》谈到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我们税收制度的竞争性，尤其是企业税，以及在目前企业税结构下澳洲吸引国内外新投资的能力。在最近几十年，降低企业税已成为国际趋势。尽管政府承诺从2015年7月1日起将企业税率降低1.5个百分点，但我们还需要做得更多才能使得企业税率更具竞争力。

各行业经济数字增长、跨国公司越来越多、资本流动性越来越强、无形资产越来越重要，愈发凸显税改的重要性。

经济全球化和供应链全球化意味着公司在选择厂址、生产性资产包括知识产权时拥有更大的选择范围。由于不同选择会导致税后收入差距极大，尤其是在澳洲公司高税率，政府对公司所得税严重依赖的条件下，我们的公司税收体系正面临着很大压力。

注资政府

政府还承诺披露《联邦政府白皮书》，解决联邦和各州的经营与资金问题。《税收白皮书》将着眼于方程中提高收入的一侧（最优税收结构）,而《联邦政府白皮书》的重点在于政府支出和服务。

在澳大利亚，各州的收入有一半左右来自工资税、印花税和土地税，其余收入则来自联邦政府的固定、非固定补贴和消费税。

取得收入的政府级别与进行支出的政府级别并不一一对应，被称为纵向财政收支失衡。州政府级别的财政支出一般会超出政府收入。比如印花税等征收缺乏效率、产生税收扭曲的税种通常由州政府征收。

《联邦政府白皮书》需要处理政府提供服务时的责任重叠、不确定性和问责不明确等问题。联邦政府组织结构削弱了州政府进行税制改革的积极性。原因在于州政府没有提高其支出的边际效用的动力，不太可能将他们的税收体系变得更有效。

这两份同时披露、彼此联系的白皮书为我们落地实质性改革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公众买账

由于改革对个人、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显而易见（比如向普通收入人群解释他们可以从公司税减少中获益），解释税收改革红利极为困难。最近，司库部分析师在《经济综述》发文，超过一半的企业税长期经济负担都出自于工资。

改革红利的释放、触及广大分散的群体和个人需要一些时间。相反，损失则会很快被感知到，而且蒙受损失的往往是集中程度高的团体。抱着一揽子改革中每一项都要“公平”的期待，改革便举步维艰。换言之，公众应衡量全面改革是否能够带来符合国家利益的改革成果。

混合税的变化要求制定政策帮助那些无法适应改革的人，并提高社区的整体生活标准。我们的社会福利支付体系在混合间接税改革中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服务，比在当前税收体系扭曲的情况下提供的服务要好得多。间接税的低税率受益者反而是最富有的一批人，这很令人费解。

过渡时期的巨大挑战将会出现，但我们在未来十年面对的问题还需政策制定者给出合理的解答。

原载自澳大利亚公共会计师协会《公共会计师》（Publicaccountants）2015年04-05月刊，第52-54页，《公共会计师》数码港http://pubacct.org.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