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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上午10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二层新闻发布厅举办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财政部部长刘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出席,介绍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并回答记者提问。
见闻君从新闻发布会上整理了以下八大要点,供大家投资参考。
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的情况下,央行会不会进一步考虑降息降准?
对此,易纲表示,目前全世界的经济确实有下行的压力,大家最近看了中国的经济数据,也有一些下行。但是我们的总体判断是中国目前的经济还是运行在合理的区间,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就是,目前中国在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上,应对下行压力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大家知道,以货币政策为例,我们目前的利率水平应当是一个适度的利率水平,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水平应当说也是为今后的宏观政策调整留有充足的空间。
“我们并不急于像其他一些国家央行所做的那样,有一些比较大的降息和量化宽松的政策。我们的判断是,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是要保持稳健的取向,要保持这个定力。”易纲称,不管是在货币政策工具上,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上,还是在其他的方面,我们的空间确实都是比较大。
他认为,“我们应该在整个货币政策操作的过程中,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的空间,使得我们能够在这个正常的货币政策的空间中尽量长地延续正常的货币政策,这样对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老百姓的福祉是有利的。”
社会各界对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运行情况都比较关注,对此,刘昆首先明确,目前中国的养老保险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养老金的发放是有保证的。
截至去年底,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是3.8万亿,支出是3.2万亿,当年收支结余接近6000亿,累计结余已经达到了4.8万亿。今年的1-7月,基金收入是2.2万亿,支出2万亿左右,当前收支结余是2000多亿,累计结余是5万亿左右。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养老金发放是有保证的。
刘昆称,注意到受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和人口流动不均衡等因素影响,再加上以前基金是不能在省际之间调剂的,确实有一些省份存在基金收支平衡压力较大的问题,个别省因为抚养比的问题,在省内的收支会出现一些不平衡的状况。主要是从提、划、补、改四个方面入手,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朝着更加公平和可持续方向发展。
第一,提,即提高中央调剂比例,重点解决个别省份基金收支压力较大的问题。2019年为了进一步均衡地区间的基金负担,我们加大了中央的调剂力度,把调剂比例提高到3.5%,全年调剂基金规模达到6300亿元。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省份受益是1500多亿元。通过这项措施,个别省份的基金收支压力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有些省份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上解决了他们的困难。
第二,划,即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资金。2017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资金实施方案,决定划转中央和地方、国有和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10%的资本充斥社保基金。实施方案下达以后,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试点先行、分级组织、稳步推进”的原则,积极推进划转工作。目前,中央层面已经陆续对53家中央企业和14家中央金融机构实施了划转,划转的规模是8600亿元。地方层面也相继开展了前期准备工作,今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决定,全国要全面推开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我们将积极采取措施,推动全国划转工作顺利进行。
第三,补,即加大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力度。近年来,中央财政逐年加大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力度,并重点向基金收支矛盾较为突出的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省份倾斜。今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企业的职工养老保险补助资金是5285亿元,同比增长9.4%,增长幅度也是相当大的。我们今后还将继续加大补助的力度,支持地方做好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工作。
第四,改,即深化制度改革。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我们将配合有关部门在省级统筹基础上,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进度,完善养老保险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约束机制,建立健全基本养老金的合理调整机制,不断推动养老保险领域的改革。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确保亿万人民“老有所养”。
回顾70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币的发行量大幅度增加,国际化水平也大大提高了,这几年人民银行对于数字货币进行了援助,在世界上有一些猜测,人民银行会很快发行数字货币,对此,易纲今日也做了回应:
第一,人民银行从2014年就开始研究数字货币,我们有一个数字货币研究所,有一个专门的团队,目前取得了积极进展。我们把央行的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工具结合起来,所以叫做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这样一个一揽子的计划。
第二,将来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的目标是什么呢?目标是替代一部分M0,也就是说替代一部分现金,它不是说去替代M1或者广义货币M2。
第三,我们数字货币将来的框架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双层运行体系,不改变现在的货币投放路径和体系,这样就充分调动了市场的积极性。
第四,我们会坚持中心化管理,在研发工作上不预设技术路线,可以在市场上公平竞争选优,既可以考虑区块链技术,也可采取在现有的电子支付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新技术,充分调动市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也设立了和市场机构激励相容的机制。
至于你问到什么时候能够推出来,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表,我觉得还会有一系列的研究、测试、试点、评估和风险防范,特别是数字货币如果跨境使用,这里面还有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避税天堂和“知道你的客户”等一系列的监管要求。
刘昆称,减税降费是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头等大事。中国今年的减税降费规模是空前的,在世界上、我国财政史上,以前都没有这么大规模。
整个减税降费工作主要是五个方面,在四个时间点进行。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和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从1月1日起实施,深化增值税改革从4月1日起实施,降低社保费率从5月1日起实施,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从7月1日起实施。应该说,政策惠及面非常广,几乎所有纳税人都能够在今年的减税降费过程中得到实惠。
从今年的实施情况看,执行情况和预期基本相符。从减税量来看,比原来预计还会多一些。按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全年将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2万亿元,从今年1-7月份的情况来看,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3492亿元,其中新增减税11740亿元。分行业看,制造业新增减税3648亿元,占31%,是受益最大的行业;分经济类型看,民营经济新增减税7450亿元,占63%,受益是最明显的。减税的效果如何,市场主体和纳税人是最清楚的,社会上普遍反应今年实施的综合性、一揽子减税降费政策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也是最公平的惠企措施。
国家统计局对北京等9个省市、311家企业开展的专题调研显示,减税的红利中,七成以上是用于企业研发、技改和扩大再生产再投资,并明显带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同时减税降费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有力增强了市场信心和经济增长后劲。1-8月份,日均新登记企业达到1.9万户,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3%,增速比1-7月份和上年同期分别加快1.6和1.1个百分点,高于全部投资7.5个百分点。从1-8月份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当前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减税降费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减税降费的正确决策是顺时应势之举,是惠企裕民之策,也是民心所向之政。
至于减税降费是不是会加大规模?刘昆表示,减税降费是一个动态调整和完善的过程,我们还将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的结果调整有关政策措施,推动减税降费政策发挥更好的效益。
宁吉喆表示,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意义重大。一是有利于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二是有利于促进供需动态平衡,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有利于对冲当前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风险,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为此,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大“六稳”工作的力度,稳投资、促消费、扩就业、增收入,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这就需要做好四个“着力”:
一是着力扩大有效投资。这是当前推进“六稳”工作、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举措。要促进今年的预算内投资、其他政府投资、企业和民间投资、地方专项债券加快用于补短板、调结构、扩内需。要提前下达明年的专项债券部分新增额度,重点用于交通、能源、生态环保、民生服务、物流、市政、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项目,确保早日见效。要适当降低基础设施等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更好地支持有效投资。要多措并举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发挥民间投资占总投资60%以上的作用。还要加快项目建设的步伐和进度、加强项目储备工作,形成开工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三个“轮子”一起转,合理扩大有效投资。
二是着力促进消费提质扩容。这是繁荣经济、改善民生一举两得的有效举措。要促进消费更新升级,积极推动汽车、家电、电子消费品以旧换新。要破除汽车消费的限制,目前广州、深圳等城市已经放宽或取消了限购规定,西安、昆明、贵阳等城市也正在考虑,后续一些具备条件的地区也会陆续跟进。要鼓励绿色消费,支持居民购买节能家电。要支持服务消费,出台实施养老、家政服务、婴幼儿照护服务等政策措施,进一步激发服务消费的潜力。
三是着力补齐城乡区域发展短板。这是化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释放市场潜力的重要措施。要挖掘四大板块的发展潜力,所谓四大板块是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要发挥五大战略新增长极的效应,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协调落实,还有就是抓紧启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推进工作,通过规划引领,带动项目实施,进一步释放巨大的潜在市场。还要大力推进城镇的改造建设,包括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支持城市停车场等群众关心的设施建设。要积极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加快补齐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
四是要着力推进产业升级,这是调结构、促发展的积极举措。要完善5G、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深入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要加强传统制造业重点领域的技术改造,包括大力推进传统制造业信息化网络化的建设、数字化的转型、智能化的升级,以及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等绿色化的改造。要积极推动制造业与生产型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刘昆介绍,今年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减轻实体负担,又要保持较高的财政支出强度,支持国家的重大战略、重点改革和重要政策措施落地。财政收支平衡压力确实比较大。从今年预算收支情况来看,我们的支出一直保持比较高的速度,但是在收入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从整个监测数据来看,中央收入预算目标增长5.1%,到目前的情况来看是3.5%,后面几个月还会有一些收入入库,所以我们中央财政预算能够完成今年预算报告中的目标。
从地方来说,地方财政预算是由各级地方政府上报本级人大批准的,部分地方可能会低于他们批准的预算目标,从上半年我们就要求各地根据情况适当调整预算。从全国看,今年预算目标可以基本实现,和我们的预期是基本一致的。您刚才问到采取了什么措施,我们采取了四个方面的措施,经过努力,前三季度的预算支出情况良好,各地收支基本平衡。
第一,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切实保障“三保”和重点领域的支出。2019年中央部门带头严格支出管理,除刚性和重点项目外,其他项目的支出平均压减幅度达到10%。地方也加大了一般性支出压减力度,按照要求,压减幅度力争达到10%以上。节约出来的资金拿来做什么呢?主要用于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
第二,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基层经费的保障水平。2019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预算安排超过75000亿元,增长幅度9%。所以您把9%的数据和收入增长数据比较,就知道我们的转移支付力度是非常大的。同时,我们加大了预算下达的进度,今年均衡性转移支付、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都已经全部下达,重点向财政困难地区和受减税降费影响较大地区倾斜,及时充实地方财力,缓解收支矛盾,增强基层地区的财政保障能力。
第三,强化了预算的严肃性,除应急救灾等应急支出以外,原则上不再有新出台的政策;必须出台的政策,通过以后年度预算安排解决,防止加剧收支矛盾。严禁各部门铺张浪费和大手大脚花钱,结余资金及时交回,集中统一用于急需资金支持的领域。
第四,我们安排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也加快了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使用进度,1—8月份新增地方政府债券28951亿元,发行进度比去年提高了34个百分点,预期在9月底前将全部发行完毕。这些资金在10月底前全部拨付到实际项目上,会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从目前来看,债券资金使用情况是良好的。
重点七:化解风险过程中注重保护普通存款人和理财投资者权益
针对会上有媒体提问,去年有30多家银行没有按时发表2018年年报,其中3个银行已受到相关部门的帮助,将来会有更多银行需要纾困吗?易纲表示,现在正在进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三年攻坚战,今年是第二年,第二年是攻坚克难,要化解很多金融风险。
易纲称,总体来讲,之前一些中小银行年报推迟,现在这些年报也陆续发出来了,并且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化解这些风险。
比如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在今年5月严格依法接管了包商银行,接管后,500多万储户、20多万理财产品的投资者,还有绝大多数对公业务的存款者都得到了完全的保障。整个处置目前是平稳的,银行照常营业,井井有条,存取款都是非常自由的。比如媒体报道的锦州银行目前也找到了战略投资者,新的战略投资者进去后要对锦州银行按照市场化方式来化解风险。
一些县域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也在积极地增资扩股,把他们经营的模式转到为当地社区服务。
易纲表示,前些年有些银行盲目扩张,而且做跨区、跨省同业业务,使得他们服务的焦点跑到区外、跑到一些风险高的项目上了。我们主张在化解风险的过程中,要求中小金融机构聚焦为实体经济服务、聚焦为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服务,转向当地,使业务是可持续的,风险也可以得到化解。
“总的原则是,针对目前出现的这些风险,要用市场化、法治化的方法来严格依法化解。”易纲称,市场化、法治化意味着首先你这个机构要负责任,机构负责的主责在谁呢?在股东,股东要负责。同时,大的债权人要有一些风险识别的能力,同时也要求地方政府负起责任来,监管部门和人民银行也要各负其责进行化解风险。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思路,股东负什么责、机构负什么责,责任是清晰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保护普通存款人的权益,特别注重保护普通理财人的权益。
从目前进行的这一段时间来看,整体风险都在收敛,大家信心在增强,整个银行间同业的风险溢价在逐步收敛。按照这个思路来化解,我觉得我们可以让风险逐步收敛,而且在整个银行业的发展史中,这段化解过程会在今后银行发展的方向、股东的责任、服务当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小微企业等方面都树立一个典型。
据宁吉喆介绍,新中国7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飞跃。70年前,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声宣告,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70年来,我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1952年—2018年,我国GDP从679.1亿元跃升至90.03万亿元,实际增长174倍;人均GDP从119元提高到6.46万元,实际增长70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二,我国综合国力、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使用外资第二大国、对外投资第二大国。移动通信、现代核电、载人航天、量子科学、深海探测、超级计算等领域取得重大科技成果。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49年实际增长59.2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1956年实际增长28.5倍。
第三,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进。70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快速增长,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水平、工业装备水平、基础设施网络的提高和健全。2018年末,我国铁路营业里程13.2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3万公里,分别居世界第二和世界第一;公路里程48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4.3万公里,居世界第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社会保障、扶贫脱贫、生态环保事业全面发展。70年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上升为77岁,森林覆盖率从1976年的12.7%提高到2018年的22.96%。
第四,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70年来,我国从传统农业国转为现代工业国取得显著成效,我们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例从1952年的50.5:20.8:28.7变化为2018年的7.2:40.7:52.2。信息化深入发展,居民在网上购物、用手机支付、骑共享单车、坐高速列车成为常态,所谓新“四大发明”。1949年—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0.6%提升至59.6%,农业机械总动力从约10万千瓦增长为10亿千瓦。
第五,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作用凸显。目前,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居世界首位;中国坚持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原则,积极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活动;中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得到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
刘昆称,新中国成立70年,是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实力显著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的70年,也是财政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的70年。
第一,国家财政实力日益壮大。70年来,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83352亿元,年均增长12.5%,增长了近3000倍。也就是说,现在一天的财政收入,就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初期8个年头的规模。财政“蛋糕”的不断做大,为各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
第二,公共财政体系逐步完善。70年来,我国财政实现了由生产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的历史性跨越,由改革开放前的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到后来的中央与地方划分收支、分级管理,财政的公共性和公平性日益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按照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履行职能的需要,加大财力均衡调节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人民群众越来越多地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2018年,中央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全国收入的46.6%,但中央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只占全国支出的14.8%,也就是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交给地方政府安排支出。2019年,中央财政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对地方转移支付75399亿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67763.1亿元,专项转移支付7635.9亿元,主要用于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支持提供公共服务和民生事业发展。
第三,财政政策职能作用持续增强。70年来,我们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调节经济运行等方面的职能作用,建立并完善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不同经济运行形态需要的财政政策调控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各项举措,为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全国财政赤字比2018年增加3800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比2018年增加8000亿元;在2018年减税降费1.3万亿元基础上,继续减轻企业税费负担2万亿元;同时,加强政策协调,坚持有保有压,增强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有力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第四,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70年来,财政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和支撑性的作用。1950年,统一全国财经政策、实行统收统支的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1980年实行“分灶吃饭”、1985年实行“分级包干”、1988年实行财政包干体制改革,1994年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并在此后持续深入推进财政体制、税收制度和政府预算制度等改革,完善有关体制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一是按照“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要求,先后出台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以及外交、医疗卫生、交通运输等6个领域改革方案。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
二是按照“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要求,健全由“四本预算”构成的政府预算体系,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和风险防控,基本建立覆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各个环节的“闭环”管理制度体系。加强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加大预算公开力度。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框架。
三是按照“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的要求,深化增值税改革,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消费税制度,全面实行矿产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开征环境保护税。出台《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方案》,积极推进相关税收立法工作。同时,大力支持和推进国资国企、金融、科技、农业等领域的改革,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财政治理水平稳步提升,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易纲表示,70年来,我们伟大祖国欣欣向荣,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金融业同样欣欣向荣,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十八大以来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一是基本建成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白手起家,迅速建立了一个稳定可信的法定货币制度。改革开放40年,金融业迎来大发展大繁荣时期,逐步形成了覆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领域,种类齐全、竞争充分的金融市场体系。目前,我们有45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130多家证券公司,230家保险公司。金融业总资产300万亿元,其中银行业268万亿,规模居全球第一。另外,债券、股票、保险市场也都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外汇储备余额3.1万亿美元,多年来居全球第一。
二是基本建成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便民利民的金融服务体系。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金融服务不断丰富,存款贷款、支付清算、理财投资、信息查询等基础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普惠性走在了世界前列。金融市场的登记、托管、清算、结算、征信、评级体系基本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改善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服务。2019年8月末,普惠金融口径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1万亿元,同比增长23%;民营企业贷款余额45万亿元,同比增长6.7%,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比2018年平均水平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
三是基本建立了有效维护金融稳定的金融监管体系。我们坚持以改革的方式化解金融风险,持续提升金融体系健康性。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坚决对大型商业银行实施市场化改革重组,有效处置了农村信用社风险,促进各类金融业态规范发展。目前银行业不良率为1.99%,资本充足率为14%,拨备覆盖率为180%。我们不断健全金融法律体系和风险处置制度建设,不断优化金融监管体系,提升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金融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目前形成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筹抓总,一行、两会、一局和地方分工负责的金融监管框架。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8年以来,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了积极成效,依法依规稳妥处置重点领域的金融风险,金融风险整体呈现收敛可控的局面,市场预期发生了积极变化。
四是基本形成了一套有效的金融调控体系。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金融调控始终努力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重点推动调控机制从以直接调控为主向以间接调控为主转变。创新完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体系,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注重逆周期调节。
五是基本确立了面向全球、平等竞争的对外开放体系。目前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市场准入已经大幅放开,明年将全面放开股比限制。目前外资银行在华机构有989家,外资证券公司13家,外资保险公司57家。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1994年以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都有明显升值。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部分可兑换的项目超过90%。2016年,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人民币的计价结算、交易和储备功能有了明显增强。近年来,中国扮演负责任角色,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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