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具有原罪性。

马克思形容说：资本“为了20%的利润, 就活跃起来；为了50%的利润, 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 就敢于践踏一切法律；为了300%的利润, 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刑的危险。”

几乎所有论述市场经济的教科书都有市场的失败（market failure）这一章节。市场的失败很重要的内容指的是资本的赢者通吃，如果不对资本加以规范，社会就会趋向两极分化和不稳定。

资本主义在西方已经存在几百年，那么西方社会对资本的规范是否达到了理想状态呢？

西方社会对资本的规范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形态。这里着重看一下二战后到1970年代这个西方社会发展黄金时段和随后的全球化时代。

支撑西方黄金时段的要素基本有三：

第一，西方殖民和技术、市场开发为西方经济的兴盛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二战后发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得西方国家的资本在获取足够多利润的前提下，可以对国内的工人阶级进行一定程度的利润分成。

二战后以美国为先导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产生了以原子能、半导体、合成材料、航天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一系列新产业。大量新工业品的出现，使得国际贸易总量迅速上升。从50年代到80年代，西方国家的出口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从7.7％增加到26.8％。OECD国家（经合组织）劳动者的收入占GDP比例在1979年达到63%的最高峰，中产阶级在西方国家中不断壮大。

第二，西方的政治结构，能够把代表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选入政府，能够把劳动阶级的诉求通过立法的方式固定下来。法律高于一切，司法体系独立于政府之外。一旦法律通过，政府，资方，党派都要遵循。

第三，新闻自由是竞选政治和法治的必要条件。面临重大国内事件（国际事件除外），西方政府出于自身需要或在反对派，新闻媒体和民意的压力下常常组织独立于政府的特别调查机构进行调查。（例如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对特朗普通俄门的调查）。特别调查委员会和媒体的交叉调查，一般能刨根问底把事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然后由司法机构介入判定责任甚至刑罚。

蓬勃的经济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三权分立和新闻自由使得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作出论断：西方民主议会政体是“全世界最终的政府形式 是“历史的终结”。西方民众（包括香港年轻人）有一种盲目优越感，认为他们存在于一个富裕和公平正义的社会。

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全面独立，这些国家从最初的发达国家原料基地和倾销市场逐渐向工业化转变，西方再也不能随意的支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只能以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的方式进入这些国家，达到利用当地劳动力，市场和资源的目的。

东西方关系从原来的西方对殖民地的巧取豪夺变为“留下买路钱”和“有钱大家赚”的模式，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遇之变局的的根本基础。

西方政治经济体系在面临全球化挑战中暴露了其难以统一国家意志的特性。

西方社会本质上是把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社会利益体，通过政党进行博弈。然而以上台为首要目标的政党和政客的利益诉求和社会一般成员的利益诉求有很大的差异，西方政治难以达成统一的有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

西方政治如同钟摆，政局左右摇晃，加重了西方政府的政策短期化，功利化。为了争取选票，西方政党常常将有限的资源以撒胡椒面的方式消耗掉，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扩大，限制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能力。很多西方政府内阁成员在成为政府部门首脑前，不具备相关经济工作经验。政府投资的项目成本高、效率低现象十分普遍。

西方国内成本的提高促使资本外流以及资本脱实就虚。资本在国际投资和金融泡沫中获取超额利润，而西方一般的老百姓则财富相对缩水，两极分化再次严重，社会撕裂，民粹和种族主义情绪高涨。

西方的发展历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如果说西方的民主法治和新闻自由的确对资本形成了一定的规范，这种规范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西方国家相对其他地区经济体的技术、市场优势等一系列的因素之上。总体上西方政治制度对资本的规范相当薄弱，资本和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常常不一致，资本可以出走，可以脱实向虚。当西方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当西方的技术优势相对萎缩的时候，西方政治制度对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甚至会起反作用，例如形成各种“政治正确”或者激起民粹。

中国国内各派对西方的判断，见仁见智，观点迥异，甚至针锋相对。“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就是两个对立的、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的背后包含着对西方发展模式的判断。围绕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早期有林毅夫和杨小凯（2004年去世）的争论，后期有林毅夫和张维迎等的争论。

所谓后发优势指的是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在劳动力价格等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凭借这些优势，推出各种吸引外资和技术的政策，模仿发达国家的管理和商业模式，实行赶超战略，快速发展经济。

所谓后发劣势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实行彻底的政治和市场化改革，政府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容易导致裙带资本主义，在这种基础上依靠对发达国家管理和商业模式的模仿、依靠优惠条件引进外资，短期内可以获得快速发展；但会留下诸多隐患，导致长期发展的失败。

对后发优势视而不见，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打破现行政治结构，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很可能导致政治混乱。在政治混乱条件下搞全面市场化和私有化，很可能促成国有资产流失和各种利益集团坐大。浪费后发优势而使国家错过发展良机，落入政治混乱，腐败盛行的陷阱的例子在世界上比比皆是。

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后发劣势概念的警示。后发劣势（curse to the latter comer）的英语原文是“对后来者的诅咒”，其精髓是如果民主法治缺位，资本就会对后来者作妖作怪。

对后发劣势的看法应当辩证，一方面要反对全面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激进的不切实际的观念，另一方面也要承认民主法治，新闻监督对规范资本所起到的作用。这点对于建立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中国尤为重要，因为社会主义更要求公平。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之中，按照哈佛管理学院教授罗德里克的全球化三角模型：一国深度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必然导致该国部分国家权力的让渡和国内民主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在开发区建设，自由贸易港，国企改革，开放金融市场，土地流转等方面的改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进行。这必然对社会管理带来新的要求和冲击。总体上说，社会管理需要从过去依靠政府体系的纵向管理体系向扁平化的社会化管理转变。坚持发挥后发优势和借鉴后发劣势的警示概念可以相辅相成。

要重视法治观念，提倡契约精神；要重视新闻开放，看到社交媒体在揭露公权力管理不善，社会不公，违背社会道德，贪污腐败，无良资本贪婪、跑路等现象的特殊和重要的作用。

西方报刊文章对中国的评论，不难发现有这么几段公式化的概念：

这些公式化的概念多少反映出中国模式的一块短板：民主法治和新闻开放的缺陷。中国要补上民主法治的短板，当然这里的民主不是指改朝换代、而是更专注市场化条件下的社会管理。补上社会管理意义上的民主法治和新闻开放这块短板，应是中国对自己发展模式的又一次证明。

中国政府在最近建设深圳社会主义先行区的文件中指出：要在深圳“率先营造彰显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环境，建设法治城市示范。

全面提升法治建设水平，用法治规范政府和市场边界，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国际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