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红色资本家”“中国的洛克菲勒”，这样的王牌称号一直围绕着荣氏家族，他们在商场上纵横驰骋、独领风骚。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更评价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百年中，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荣氏家族经历过多次常人难以想象的戏剧变幻，几番动荡，浮沉不已，但最终都能化险为夷。
荣氏兄弟出身贫寒，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无锡遭遇战乱，其父荣熙泰的三个兄弟、二位伯父家的4个堂兄弟，都不幸被抓或被杀。荣氏一门几乎灭绝，荣熙泰因为在上海铁铺当学徒才幸免于难，后安定下来相继生下荣宗敬、荣德生等兄妹四人。但苦于家境贫寒，在兄弟俩十多岁时，父亲就让他们去广州、上海等地做学徒谋生。
后来，荣熙泰投到广东厘金局总办朱仲甫手下帮忙理账。1895年荣熙泰因病离职回乡时，已有几千块银洋的积蓄，1896年，他与人合资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宗敬、德生兄弟分任经理与会计。荣熙泰一生勤恳踏实，他临终时嘱咐两个儿子，做生意切忌投机，要坚守踏实、稳健的行事作风。两兄弟一直遵守父亲遗训，稳妥经营钱庄，从不投机倒把，几年后便掘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桶金，这也成为后来两兄弟创业的基础。
荣德生南下广州时，看出了面粉行业的商机，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荣宗敬，兄弟俩一拍即合。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荣氏家族事业迈出了其决定性的一步，在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创办了保兴面粉厂，有保证兴旺的意思，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17亩地皮，四部法国石磨，三道麦筛，两道粉筛，就已经是面粉厂的全部家当。
荣氏兄弟的工厂创办并不顺利，当时无锡乡绅联名告保兴面粉厂“擅将公田民地围入界内”，而且在古城边竖立烟囱，必将“破坏风水，有伤文风”，知县谕令责成面粉厂饬迁移。消息一出，纷纷传言荣氏兄弟建面粉厂触怒了乡绅办不下去了；股东们也来询问，有的甚至萌生退缩之意。最终一场风水官司风波直接打到了两江总督府，幸好总督刘坤一是个洋务派，把讼书给驳了回去，这样一场历时10个月的风水官司风波才算了结。
面粉生产出来以后，销路很差，当地谣传“机制面粉看着白，却没有营养，吃了会不消化”；加上江南人以大米为主食，面粉主要销路在北方，而荣氏兄弟从来就没有跨过江，北方市场完全没打开。保兴苦撑一年后，大股东朱仲甫见实业无利，决定撤股，但兄弟俩人却决定增资，并四处筹钱，并将面粉厂名字改为茂新。
在改名之后，荣氏兄弟先是物色到了营销上的能人，专门去打开北方市场。他们在销售上还动了很多脑筋，比如在面粉包里随机放进一块铜元，作为“彩头”，给消费者带来意外的惊喜，这种促销花样在很多年后仍然有效。1904年，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面粉需求陡然增加，生意一下子就好了起来。两兄弟还十分重视对新技术的投入。1905年，他们得知英国的制面设备比法国的要好，马上决定购进六部英制钢磨机器，生产能力顿时翻了一番。不久后，他们得悉美国研制出了新的面粉机，性能更加优良，于是又下决心举债采购。
从1912年到1917年，无锡的荣家兄弟一口气开出了九家工厂。茂新面粉厂办了八年之后，终于站稳脚跟，到1910年，工厂产量比初建时大了十倍，已经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厂。这时候，两兄弟兵分两路，老二荣德生留守无锡，老大荣宗敬去了上海。1912年，荣宗敬在上海新闸桥开出第二家面粉厂，起名福新。他在股东会上提出，为了扩大再生产，三年内不提红利，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滚雪球”。为了加快“雪球”的滚动速度，以冒险为乐事的荣宗敬采取了新建、租办和收购等多种手段。在上海滩上，他放出风声：“只要有人愿意把厂子卖出来，我就敢买。”1913年夏天，他租下陷入困境的中兴面粉厂（两年后全资收买，改名为福新四厂），到了冬天，在中兴厂东面，新建福新二厂。1914年6月，他又在福新一厂的旁边吃进土地，建起福新三厂。1916年，荣宗敬又远赴汉口，建福新五厂，第二年，租办上海老牌的华资面粉厂华兴，改名为福新六厂。从此，无锡荣氏兄弟的名声轰响于中国商界。
创办于1905年的振新纱厂到1912年的时候已经很赚钱了，每年可得利润20余万元。1915年，荣宗敬在上海郊外的周家桥开建申新纱厂，购英制纺机36台，第二年投产开工，正赶上欧战期间的需求饥渴。上海的棉纱价格大涨，从每件90余两狂涨到200两，出现了“一件棉纱赚一个元宝”的暴利景象。申新在开工后的三年里，棉纱产量从3584件增加到9 811件，棉布产量从2.9万匹增加到12.8万匹，赢利更是惊人，从开办当年的2.06万元增加到22.2万元，3年增长10余倍。
1919年，日商已经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取引所（即期货交易所），经营面粉、麦麸期货交易。取引所主要是日本人用来控制原料与成品价格的工具，同时又可以兼做棉花贸易。日本人借经营面粉、麦麸、棉花的期货交易等，控制原料与成品价格，最终辖制中国商人。而中国却一直是现货交易，已经落后很大一步了。对此，荣宗敬萌发了自行成立期货交易所的念头。五四运动爆发后，国内掀起抵制日货的风潮，荣宗敬借机联合其他实业家和商人，于1920年3月1日，同阜丰厂宁钰亭、申大厂顾罄一等18人把上海机制面粉公会贸易所改组为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并于8月14日正式对外营业。这是中国人在上海建立的首家期货交易所，经办面粉、麸皮期货交易。不久，荣宗敬又趁热打铁，在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提出了筹建纱布交易所的设想。1921年，纱布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挂牌，经办棉纱期货交易。从此，夺回了面粉和纱布期货价格主导权。
荣宗敬还干了一件让中国商界很长脸的事情。1917年，他出40万元买下上海一家原本由日本商人经营的纱厂，改名为申新二厂。自1884年“红顶商人”胡雪岩斗丝惨败后，上海棉纱业先为英美商人控制，后成日本公司天下。如今，中国企业竟有气魄和能力收购日本企业，一时成了埠上让人津津乐道的新闻。
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又一轮抵制日货风潮爆发，荣宗敬看准机会，上演了一场做空日元的好戏。荣宗敬先是一连几天大量抛售日元，逼迫日元汇价狂跌不止。当收到日本几家大银行组成银行团来出面维持日元后，指示下属立即“空翻多”，不露痕迹地吃进200万日元。当在日本银行团出面维持下日元出现回升时，荣宗敬又让下属继续公开地抛售大量日元，同时派人制造各种日元将下跌的舆论。一时间连上海各银行、钱庄、欧美商人及银行也开始大量抛出日元，外汇市场上日元一日不如一日，汇价再次急剧下跌。此时荣宗敬杀了个回马枪，动用全部资本购进远期日汇(期限为6个月)，为了筹得资金进行这次规模空前的日汇投机，大量售出积压的粉、纱存货，并不惜以低价抛出远期栈单。半年后，日元汇价逐步上扬，荣宗敬按照新的比价兑回到期的日汇，几乎净赚400万日元，几大日本银团却损失惨重。
荣德生认为，工厂办得好不好主要靠工人，工人的生活安定与否，文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生产。他自许“恩威并用”，推行严格的《工务规则》是“威”，施行惠工政策、劳工自治区无疑就是“恩”。严格的一面，比如规章规定职员要戒鸦片、戒赌博、戒酗酒、戒斗殴、戒调戏妇女，一旦违反立即解雇。另一方面，1923年，他在申新三厂开始推行职工福利措施，1926年倡办“劳工自治区”，到1933年正式推行。教育方面，相继开办了不收费的职工子弟小学和工人晨、夜校，有一千六七百人参加过识字班。此外还办过多期工人养成所等。惠工政策包括发生活补贴，上班期间工人免费在厂就餐；垫支服装费用，统一为工人制作服装、被褥，分期扣款；除花柳病外一律免费医疗；增加假期，每人每月例假3天，假内放电影、演戏等；还有带薪年假制度，只要职工服务满一年，经主管同意就可以休息两星期。服务满十年，就可以休息三星期，休息期间照发工资。因公致死发抚恤费、安葬费50元，一般死亡发丧葬费6元。
二十世纪30年代初期，荣氏家族的事业达到巅峰。当时申新纱厂约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纱厂纱锭数的20%，布机数占28%，茂新和福新的面粉厂规模占全国同行业的1/3左右，占上海市的1/2，其旗下企业总数达21家，赫然是当时国内规模第一的民营实业集团。荣宗敬曾很得意地对友人说：“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1933年是他的60岁大寿，在贺寿堂会上，他很兴奋地对济济一堂的宾客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吾今已届六十，纱锭数达到六十万，我还要活到七十岁、八十岁，纱锭要达到七十万、八十万……”
1934年，荣氏家族迎来了最暗淡的一段时期：家族头牌企业申新纺织搁浅了。当时，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日益笼罩到中国，国内通货紧缩，人心浮动，而日渐增多的民国政府赋税也大大加重了民营企业的负担。仅申新纺织一家，就被抽去特税达1500多万元。紧接着，国际倾销潮一波波来袭，日本纱厂所产棉纱在中国的倾销，致使民族纺织工业一直在不景气的环境中挣扎。1934年，纺织、面粉又同时受到世界性倾销的影响，申新的几个纱厂存货堆积如山，荣氏家族的各面粉厂也全部停工。
荣氏的危机，除了客观原因，和其长期执行的经营战略也有很大关系。荣宗敬大胆扩张，见到机会咬住就上，他的经营哲学是“只要有人肯借钱，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卖厂，我就敢买”，是一个典型的激进战略痴迷者。“多买一只锭子，就像多得一支枪。”早就成了荣宗敬的一句名言。另外，从1926年开始，荣宗敬和他的两个儿子荣辅仁和荣溥仁开始投机“洋麦”和“洋棉”。由于频频在交易所买空卖空，在遭遇世界性倾销潮后，荣氏企业巨亏1000多万。当1934年陷入危机的时候，申新资产共值6898万银元，而负债达6375万银元，处在一个十分紧绷的状态中。到1934年3月，上海所有银行已无一家肯对荣家放款，连荣氏参股的16家钱庄也关上了大门，荣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杀。
荣德生节俭自奉，生活简朴，平日一袭长衫，布衣布鞋，一顶普通的瓜皮帽，饭食简单，不吸烟，不喝酒，不喜欢宴会，晚年完全素食，至用香烟壳写便笺。荣宗敬则认为“排场是公司经济实力的外场表现”，他的座车是1918式林肯牌黑色轿车，1921年他在江西路建造气派的办公大楼，他弟弟心里就有不满，觉得用人既多，耗费日增，而且从此多事。荣宗敬买下英国人的一幢三层花园大洋房，门楣、窗沿都有美轮美奂的雕花，窗户全是当年进口的彩色拼花玻璃，装饰极其奢华。兄弟俩性格不同，经营作风上也有许多不同。荣宗敬重业务，主张做交易所；荣德生反对交易所，重视生产成本。荣宗敬重洋，喜欢请外国人，重视科学知识；荣德生重土，比较保守些。荣宗敬着重上海，开工厂集中于上海，认为上海是交通、金融中心，经济调度便利，电力没有问题；荣德生着重内地，他计划向南京、徐州、连云港、郑州发展，买了一批地皮，认为内地这一带出产原料，工人工钱便宜。
1937年12月初，日军成立了“上海市民协会”，委员名单中有当时滞留沪上的21个知名企业家，包括纺织大王荣宗敬、南市水电公司总经理陆伯鸿、杂粮业同业公会主席顾馨一等。据《大美晚报晨刊》报道，12月24日“上海市民协会”的第一次准备会议召开，会后委员们“将其宣言及协会章程，送达日本驻沪陆海军当局，请求谅解”。虽然荣宗敬表示“吾人必须勇往直前，做减少人民痛苦之举，无须惧怕，只需宗旨纯正，可不问其结果如何。”但此举仍被视为汉奸行为，上海市商会、总工会等20多个团体联合集会并发表声明，宣布该协会为“非法组织”。几天后陆伯鸿则被国民党特工暗杀，顾馨一家中被投掷手榴弹，荣宗敬也遭到死亡威胁后被迫在报纸上公开声明退出“市民协会”，接着避走香港，并与1938年病逝于香港。
1937年“七七事变”后，荣家兄弟把茂新四厂库存的几万包面粉和数千担小麦，以记账方式给第三集团军做军粮。“八?一三”事件后，他们第一批捐出5万袋面粉及大量慰劳品。无锡各界组织抗敌后援会，荣德生以“乐农氏”之名首先捐助面粉一万包，后来又捐出两万包，其中一万包用来救济难民。
在1939年到1941年这段时间里，上海租界成为“孤岛”，由于战时环境特殊而人口激增，外来人潮携来的大量资金，使得租界内物价大幅上涨。那段时期，上海租界以外沦陷区纱厂不是被敌人炮火所毁，就是被日军强占；而内地对纱布的需求极大，在租界内继续开工的纱厂，“无不市利百倍”。在这段时间，荣家不仅还清了战前相当于17万两黄金的全部银行贷款，还开办了银行与一些贸易公司。在战争中，仅有商人的精明显然不够。在租界内，荣氏企业借用的是美商和英商的名义。1941年7月，日本人曾指使汪伪政府接收申新的两个厂子“归为国营”，但因为两厂所依靠的美商和英商的抗议与交涉，荣家才得以继续保有两厂的所有权。
虽然在抗日战争期间荣氏产业遭受重创，但荣德生在古稀之年还有着雄心勃勃的“天元计划”，包括金木水火土五大领域，想由面粉而扩大到各主要食品，由纱布扩大到印染、丝绸、麻葛等，机器从翻砂、铁工扩大到重工业，能自造各种母机，办学从小学到大学，筑路则环太湖接通，要重新开创一个新的“天元实业公司”系统。他说自己不是资本家，而是事业家。1942年他还替国家拟订“大农计划”，主张在甘肃、青海等西部地方首先推广，工、农、牧、学并举。但由于内战的爆发，这些计划最终都流产了。
1946年4月25日，“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荣德生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绑架，轰动一时。绑匪们向荣家勒索50万美元。当时荣家的资金大都用在恢复企业和扩建新厂上，要拿出50万美金绝非易事，但又怕延误了绑匪会撕票，所以也不敢报告警方，一切都在暗中进行。33天之后，终于筹齐50万美金，荣德生才被放回家。但此案传到了蒋介石耳朵里，下令查办。案件最终侦破，追回了赎金，但负责查案的人却向荣家索要破案费，荣德生为了酬谢军警当局和有关方面，先后付出60万美元，仅军统的二老板王新衡拿去的，就有15万美金，外加一栋小洋楼。
新中国成立前，位于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民族工商业的商人，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对于出路的抉择。当时的“十大资本家”，有9家举家迁徙，有的出国赴美或者赴欧，有的则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荣氏家族的大部分人也选择了离开，唯独荣德生执意留下来。他对此是有考量的，当年他在无锡创办的公益小学，在无锡解放前的两年里，一直是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机关所在地。荣毅仁的家眷，此时已经先期去了香港。对于荣毅仁的留下，如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决定与父亲共进退而自愿留下；一种是他那时在上海还有一起官司需要出庭，正好赶在上海解放那天，阴差阳错地留下了。
1954年，荣毅仁带头拉开申新纺织与政府公私合营的大幕。许多股东都不能理解，担心财产全部被充公。荣毅仁却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由此，荣家发展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当年，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成为总经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称荣毅仁为“红色资本家”，并以上海市前市长身份，为他助选上海副市长。荣毅仁在最辉煌时，成为中国国家副主席。
1978年，荣毅仁受国家之命，组建中信公司，意在向国际融资。几乎就在同期，荣智健放弃了清华的研究职位和家人，独自去香港闯荡。1986年，荣智健正式加入香港中信，出任总经理。此时，荣智健已来港多年，早已不是那个初入商界的名门之后，他的一番资本运作成绩，似乎是为了向外界证明，自己不仅仅只是荣毅仁的儿子。2002年开始，荣智健登上了中国首富的位置。这与他6年前的分股事件有着脱不开的关系。作为一个大型国企集团中的核心人物，能够敢于冒出头来做首富的，荣智健应是第一人，他由此频频进入公众视野，张扬其个性。作为家族第三代传人的荣智健，与李嘉诚等富豪的勤俭不同，生活较为豪放。完全西化的行事作风，虽令香港人士对中资企业的观感改变，但仍引来不少“挥金如土纨绔富豪”的议论。荣智健对此很不以为然。2009年因投资外汇巨亏而辞去中信泰富集团主席，2014年9月香港证监会起诉中信荣智健，为“炒汇案”4500股民讨赔偿。
相比荣德生的后代，大哥荣宗敬的后人显得有些“没落”了。荣宗敬逝世后，其儿子继承了他张扬、奢华的生活理念，然而却没有了他在事业上指点江山的能力。1949年前，荣宗敬儿子荣鸿元等过生极其奢华的生活。上海银行副经理李芸侯目睹荣鸿元、鸿三兄弟当时的奢靡生活，荣公馆里整天都是赌钱、跳舞，大开酒筵。研究上海老房子的宋路霞说，现在淮海路上的美国总领事、日本总领事官邸分别是荣鸿元、荣鸿三的住宅。1948年9月4日，荣鸿元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的罪名被捕，在提篮桥的特种刑事法庭上当庭放声大哭。荣家虽然请了章士钊等三位名律师，但荣鸿元还是被关押了77天，幕后交易进行了70多个晚上。到11月18日开庭宣判6个月监禁，缓期2年。荣鸿元元气大伤，出来不久就携带着大部分的资金撤离大陆，去了香港。荣宗敬的孙辈目前则分散在香港、巴西、德国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