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往往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但没有一个时代的蓝本不倚仗个体的故事作为涓滴成海的背景。

2013年5月17日，由陈可辛执导的《中国合伙人》上映，这部电影一举拿下了5.38亿的高票房，激励了不少年轻人勇敢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影片以“新东方”外语培训学校的办学经历为参照，讲述了成东青、孟晓骏和王阳白手起家的创业史，黄晓明饰演的成东青原型便是“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

其实，当年俞敏洪是不同意将自己的故事搬上银幕的，因为电影里的情节难免不带有戏剧性，也常常制造皆大欢喜的结局，但现实，往往更残酷，更变幻莫测，更波澜壮阔，甚至，充满了无法言喻的悲怆。

美国《时代》周刊这样描述过俞敏洪：这个一手打造了新东方品牌的中国人被称为“偶像级”的，就像小熊维尼或米奇之于迪士尼。

但这个最终成为了一个时代“标杆”的人，在他的30岁之前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在16岁之前从未想到过自己能够走出农村。

18岁之前，我从未出过农村，万万没想到后来能走遍世界。”

2009年，CCTV年度经济人物授予他的颁奖词是：

“一个曾经的留级生，让无数学子的人生升级；他从未留过洋，却组建了一支跨国的‘船队’。他用26个字母拉近了此岸和彼岸的距离。胸怀世界，志在东方。”

1976年，14岁的俞敏洪初中毕业，直接回了农村，他不是不想继续上学，只是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贫下中农的子女，一家只有一个可以上高中，这个名额，给了俞敏洪的姐姐。

但母亲不甘心，为了能让俞敏洪上高中，她四处央求，终于把儿子送进了江阴夏港中学。

高二时，他的老师说:“我知道你们在座的小子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的，你们以后一定都是农民。但是我依然要求你们每一个人都去考大学。

因为当你们以后回到农村在田头劳动的时候，当你拄着锄头仰望蓝天，叹息自己命运悲哀的时候，你会想起来，你曾经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过一次！”

这句话让俞敏洪认定，自己一定要考大学！

1978年，俞敏洪参加高考，名落孙山，英语成绩只有33分。

第二年，他再次走进高考的考场，这次英语考了55分。

两次落榜之后，俞敏洪决定放弃，但母亲坚持让他上高考补习班。 1980年，通过超乎常人的刻苦努力，俞敏洪被北大录取。

一个辽阔美好的世界似乎正向他徐徐展开。

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进入北大校园，俞敏洪才意识到自己与那些城里学生的天然鸿沟，因为发音严重不标准，他被嘲笑说的是“日语”，加之其貌不扬，成绩平平，拘谨内向，这个在他人眼里被视作“土鳖”的学生，在班级里是最没有存在感的人。

在当年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

“昨天晚上我又哭了两场，在宿舍，在班里讨论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是完全插不上嘴的。我们大学最丑的女生都收到过情书，那就是我写的，可是没有人跟我约会。”

据说，俞敏洪在大学里曾向25位女同学表白过，但都没能成功。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时见到任何一个女孩都想扑上去”。

学业不顺，爱情失意，郁郁不得志的俞敏洪在大三那年病倒了，因为患上肺结核，休学一年，回老家休养。

1985年，俞敏洪毕业。全班50个同学，49个出国留学，剩下的那一个，就是他。

俞敏洪也想出国，但囿于贫穷，只好留在北大任教，每周授课8节，每个月工资加奖金也只有200元。

1988年，他参加托福考试，考了663分，申请了美国的多所大学：“我被多所美国大学录取，但没有一所给我提供奖学金。我没有那么多钱。”

为了多赚一些钱，能出国留学，他一边在北大教书，一边在校外办培训班。

打着“北大教师”的名号，俞敏洪的培训班生意很红火，至少，比当老师挣的工资多。

但第二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大雨滂沱，北大的广播里播放了一则消息：俞敏洪老师因私自在外授课，严重影响了教学秩序，现决定开除。

这个消息在学校连播了三天，处分在公告栏里足足张贴了一个多月。

巨大的羞辱感伴随着如影随形的挫败，让一个站在泥潭里仰望星空的穷小子再次仓皇失所。

翌年，俞敏洪无奈离开北大，与妻子共同成立了“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在中关村第二小学，他们租了间平房当教室，外面支一套桌椅供报名咨询。这个简陋至极的培训部后来发展成了大名鼎鼎的新东方。

那时俞敏洪每天上午都骑自行车出去，夹着宣传单，拎着浆糊桶，在海淀区大街小巷的电线杆上贴小广告。

培训班刚开始没学生报名，俞敏洪就开办了免费讲座，结果有三百多学生蜂拥而至。

因为人太多，怕后面的学生听不清，俞敏洪就站在一个汽油桶上慷慨激昂地讲。他伫立在北京的寒风中，讲得热血沸腾，声音嘶哑，台下那一张张充满朝气和渴望改变命运的面孔多像当年的自己啊。

那时的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传道士”，筑起信仰的高台，传经布道。

后来有一天，突然来了三名学生，十分爽快地扔下了1000多块的学费，潇洒离开。

夫妻俩晚上回家，关上门开始数钱，哪怕有些毛票散发着污渍和汗渍的气味，在他们眼里，也仿佛充满了迷人的香氛。

他们将钱连数了三遍。

俞敏洪的记忆力惊人，词汇量在5万以上，他当时编写的托福考试“红宝书”受到考生热烈追捧，他印在书上的名字越来越响亮。

那一年，国家教委宣布“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进一步放宽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

浪潮汹涌，大道畅行，很多年轻人都跃跃欲试，纷纷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因为站在了“出国热”的风口上，俞敏洪英语培训班的发展一日千里。两年内，新东方的学生激增至一万五千人，拥趸甚众，连俞敏洪自己都难以置信会形成这样的规模，当时的他也一跃成为中国最早的千万富翁。

但福祸相依，在他充分享受到时代的巨大红利后，无数的凶险也随之而来。

有一次，培训班的广告员又出去张贴广告，另外一个培训班的竞争对手过来，二话不说，上来就给了三刀，广告员登时血流如注……

除了广告员遇到不测，连俞敏洪自己也险些丧命。

一次，在光线昏暗的楼道中，俞敏洪遭歹徒劫持，被强行注入兽用麻醉剂，随身携带的一百多万也被掠走。

歹徒给俞敏洪注入的剂量，足以杀死一头老虎，但俞敏洪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此外俞敏洪家里的200万现金和一部摄像机也被抢走，作案者前后共绑架过7人，其余6人全部被杀，只有俞敏洪1人生还。

俞敏洪后来感叹：

“强盗不懂我。我不心疼那被劫的钱，就心疼那部摄像机，里头有女儿一到三岁的成长记录，我愿意花两百万，再把那盘磁带赎回来。”

有时为了托人办事，他请人吃饭。在饭局上，擅长演讲的他却不知如何劝酒，为了表现出十足的诚意，他只有将自己豁出去，最后喝到失去了知觉。

拉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半小时才活过来。医生说：“换一般人，喝成这样，回不来了。”

那天，经抢救才活过来的俞敏洪，醒来后涕泗横流：我不干了！

但晚上7点还有课，他无法真正撂挑子，钱可以不挣，但那些怀揣留学梦的学生还等着呢。

于是时间一到，他擦干眼泪又上课去了。

几年后，当新东方做到一定规模后，他想寻求合作者，希望留学美国和加拿大的同学，也是他当年的偶像——王强和徐小平能回来助其一臂之力。

班长王强接到邀约时震惊异常：“我常常说我做噩梦都没想到俞敏洪还能办学，他始终不是办学的对象吗？”

但惊诧之余，他还是回来了。

“在北大的时候我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帮同学打水，一做就是四年。”

“后来他们回来了，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水。’”

这让俞敏洪感慨万千：“你所做的事情一定会对你未来产生影响。”

另外一个同学徐小平，也曾是北大叱咤风云的人物，在俞敏洪的力邀下也回国加盟新东方，三人当时合称“三驾马车”。

俞敏洪依照他从三国学来的观念，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自己做出国英文培训，徐小平做留学咨询，王强做口语，互不干涉，各负其责。

借助“留学潮”的东风，全国各地的学生慕名而来，新东方几乎成了他们出国前必经的一站。

后来新东方的市场半径延伸至全国20多座城市，不断开疆拓土的新东方狂飙猛进，年收入增加到3亿元。

当年的失意青年罗永浩给俞敏洪写过一封万字求职信，一心想挤上新东方这列快车。

在两次试讲失败后，俞敏洪给了他第三次机会。罗永浩于2001年成为北京新东方学校的任课教师。

后来“老罗语录”风靡全国。2006年6月，罗永浩从新东方辞职，开始了他风雪载途、大起大落的创业生涯。

在新东方这个巨大的专业“孵化器”里，培养了一大批思想卓然而立，教学水平出类拔萃的名师，除了罗永浩，还有后来成为著名天使投资人的李笑来。

新东方，一个以外语培训为主的教育机构，广纳贤才，兼容并包，后来俨然成为了创业者们的“黄埔军校”。

从1993年到2000年，是新东方蓬勃发展、迅速壮大的七年，出身草莽，野蛮生长的新东方攻城略地，势如破竹。

到2002年，新东方的学生暴涨至35万人次，相当于九个集团军。一时间，教师队伍里的百万富翁大批量诞生。在外界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只有中国才能产生的神话。

在新东方如日中天的时候，渐渐地，一些弊端也浮出水面。

有西方留学背景，一切以规则为准的王强最难以容忍的是，包括俞敏洪在内的新东方早期管理层陆续将亲戚引入公司，出现了所谓“四大家族”打破规则、割据垄断的家族化趋势。

王强要求改革必先拿俞敏洪“开刀”。俞敏洪在最艰难的创业初期，是母亲给了他无条件的支持和经济上的帮助。现在学校改革，却“革”到亲娘老子头上了！俞敏洪不得不当众给母亲下跪，任由母亲数落和责骂。

但王强坚持原则，绝不让步，他会力挺俞敏洪果断开除犯规的员工，规定教学区不准抽烟，首先罚的就是俞敏洪的母亲。

李国庆曾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说：“俞敏洪的母亲当年为了分利，曾拎着菜刀从江苏老家杀到公司，说当年自己出钱创办的新东方。”

刮骨疗毒，壮士断腕。足足花费了半年的时间，新东方终于回到了没有家族成员的正规轨道上来。

当“去家族化” 问题得到艰难解决后，新的困扰又接踵而至。

随着新东方的壮大，俞敏洪、徐小平、王强三人，也因权利、利益的分配，渐生嫌隙。

2000年，当时还在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做所长的王明夫，每次见到俞敏洪，都苦苦相劝。他认为这个全中国最大规模的民办教育机构，“要转型，要投资控股”，他觉得俞敏洪是可以称为教育界的马云、乔布斯的人。

但元老们要坐下来进行权力和利益重新分配时，矛盾并不突兀地出现了。大家都想拼命护住自己业已拥有的东西，俞敏洪认为，他是创始人，理应对公司持有更大的掌控权。

徐小平非常反对，直接带领内部教师进行抗议。

2002年到2004年，在王强、徐小平和小股东们的强烈要求下，俞敏洪不再参加董事会和总裁会，每天灰溜溜地夹着课件去给学生们上课，而王强他们开始轮流当董事长。

一年多，股东们轮流做“老大”，才真正体会到了“当家人”的难处，于是，俞敏洪又被请了回来。

尽管俞敏洪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利益均衡以及“三驾马车”之间微妙的和谐，但内部矛盾始终未得到真正的解决。

2006年，新东方迎来历史性时刻，成功登陆美国纽约证交所，成为中国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教育机构。

但新东方上市不久，“三驾马车”分道扬镳。

隋代王通在《文中子·礼乐》有这样的警句：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断则伤；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

但错综复杂的困局，已经远不是一个“以心相交”就能克服得了的了。各自的理念不同，诉求不同，加之利益的纠葛，人事的矛盾，让曾经因为理想主义而结成的联盟最终走向了分崩离析。

作为第一代中国合伙人创业的范本，新东方的时代就此划上了一个句号。

王强和徐小平离开俞敏洪后，各自度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几年。曾经让俞敏洪夜不能寐的事情，他们也开始去品尝。

2013年，电影《中国合伙人》上映，剧本是徐小平写的，故事以他和俞敏洪、王强为原型。

徐小平在《中国合伙人》的剧本里写下了一句话：他完全赢得了我和王强其他的这种联合创始人的敬重，这个是我们关系的基础。

在电影里，三个合伙人在上市后的兴奋与满足，成为一个励志电影的大团圆结局，但现实远比这个复杂，俞敏洪在当晚结束所有的热闹后，一个人去河边坐了很久，他仿佛已经清晰地看到，更新更大的考验即将黑云压城……

没了徐小平、王强，同时随着大批名师的出走，俞敏洪独自带领新东方艰难行进。

2011年，俞敏洪二次创业，进入教育培训子行业。

2013年被称为“中国在线教育元年”。这一年，在线教育项目开始爆发式增长，新东方原本是最早做在线教育的机构之一，但经过十多年的摸索和实践，却始终没有将其业务做到以往领先行业的水准。

俞敏洪在新东方成立二十周年接受采访时说道：“所有人都在庆祝感慨新东方二十年的不容易，只有一个人陷入焦虑和痛苦之中。因为我知道未来二十年新东方不好走，过去的成功跟未来没有任何关系。”

尽管从2016年开始，在新东方与时俱进的变革中，俞敏洪不断运筹帷幄，谋篇布局，但新东方在线一直没有交出满意的答卷。

“俞敏洪长期睡眠不好，都是被创业期间的同学、亲戚、股东合伙人给闹得焦虑不安，至今没走出那个阴影。”

俞敏洪的家里摆了一排安眠药的瓶子，15年他吃了3000片安眠药。

在最痛苦纠结的阶段，他无法在现实世界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他甚至一度觉得自己体会到了当年弘一法师正值盛年，却斩断一切人世情缘，出家为僧的心情。

2013年初，新东方向外宣布将关闭近20个教学中心，4个月内裁员近1500人：“宁可在改革的路上死掉，也不愿死在原来成功的基因里。”

同年，俞敏洪接受优米网创始人王利芬访谈时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把新东方放掉，我恨不得从来没有做过新东方……”

俞敏洪出过很多书，书名中出现过“失败”、“痛苦”、“崩溃”、“绝望”、“屈辱”等诸多负面的词汇，最为平和的一本叫做《从容一生》。

世间事向来如此：你做多大的事，就要承受多大的重担。

著名企业家陈东升在《酌见》中与俞敏洪对话时说过，我是泰康整个团队最后一面墙，这面墙是绝不允许倒下去的。

30年里，被人誉为“留学教父”“中国最具魅力的校长”的俞敏洪，深度参与了中国民营教育改革，主导新东方起落浮沉，如履薄冰，使新东方安全度过了在大潮冲击下的动荡与考验，但因为游移不定和缺少杀伐决断的魄力，也错失了许多良机。

2003年，俞敏洪出版过一本演讲集，书名是《挺立在孤独、失败与屈辱的废墟上》，其中有一幅自己办公室里放大的、挂在墙上的照片：在一片荒草丛生的田地上，立着两间已无人居住、摇摇欲坠的破瓦房。

那是俞敏洪在江苏江阴农村的老家。1962年出生的他拍下这张照片，希望永远记住过往，记住生命中那段孤独、贫穷与屈辱的日子。

俞敏洪刚下海那年，父亲去世，一辈子没喝过儿子买的好酒。俞敏洪后来每次上坟，都要带瓶酒浇在父亲的坟头上。

他的人生遭遇过无数的危机：两次高考未果，身染重疾，被北大开除，遭抢劫险致死，合伙人撤出，渐失大势…..距离最近的一次是2018年的言论危机，让他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

那年，俞敏洪在演讲中宣称，“中国女人挑选男人的标准是要男人会赚钱，至于良心好不好不管，所以中国女性的堕落导致了国家的堕落。”

此言一出，立即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面对攻击， 有人闻谤不辩，有人选择道歉。

2018年11月20日，俞敏洪专程来到全国妇联，向广大女同胞诚恳道歉并发布公开道歉信。

尽管他说过“一个时代的伟大和这个时代的宽容程度成正比”，尽管他认为“侏儒横行的时代出不了巨人”，但他愿意为自己措辞的不严谨，甚至某种愤世嫉俗的偏见去负责。

2020年的一场疫情，在自然的灾难和人类的劫难面前，让俞敏洪重新去审视人生：

“我想通了两件事，一是人的生命是脆弱的，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珍惜每一天的生命十分重要，要让每一天过得“合算”；二是人生需要做有意义的事情，而有意义的事情，既能够让自身生命充盈富足，又能够同时直接或者间接有益于人间，帮助到别人。

于是我做了两个决定，一是让自己越来越有限的生命丰富化；

二是尽量多做好事， 主要聚焦于中国的农村教育，尽力而为，帮助那些农村孩子走出贫困循环，走向更加美好的人生。”

但实践之后，他一度很困惑，没人在乎你帮助了多少学生。

当喧嚣的声浪压过了那些安静的潮涌；浮华的泡沫掩盖了那些朴素的修为时，会让人们去质疑自己的持守：到底意义何在？

后来他逐渐释然：做一件事情，如果总是汲汲于外界的评价，势必会在很大程度上悖离你做事的初心。

你真正应该在乎的是，你是否能在所有的质疑、打击，甚至遗忘之外坚持着你一个人的朝圣。

尼采曾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提出一个观点，骆驼是负重，意味着人的忍受、被支配命运的阶段；狮子是食肉动物，意味着人的凶猛和强大，是一个进攻性的阶段；而婴儿则是返璞归真，意味着创新和开始。

这三种动物代表了人的精神成长过程。

王强说过，俞敏洪的墙上曾经挂着一幅沙漠里的骆驼，那骆驼就是老俞。

如今，他更像一个婴儿。按照老子的说法，“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经过忍辱负重和九死一生，他回归到一种简单的纯粹和赤诚。

在留学教育领域，他深耕多年，沉浮多年，也恰如他在人生的海洋里起起落落的这些年。

人生如寄，缥缈似尘，到头来，不过是“贤愚千载谁知是，满目蓬蒿共一丘。”

但面对生命的虚妄，达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处理各异。

在一次演讲中，俞敏洪特意提到了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

易烊千玺饰演的男孩的母亲说了一句话“人来了总是要有结束的，总是要去的。”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去得早，还是去得晚，既然来了人世，不管遇到什么艰难，我们就应该把每一分钟活好，对生命丰富度、深度、高度、意义有一种追寻的态度，如果说得悲壮一点，就像屈原说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40年前，那个又黑又瘦、一脸迷茫的少年从家乡出发，逆流北上，如今，大河奔涌，乱云飞渡，他仍然在路上……

荠麦青青与你一起书世间万相，品人生百态，最终，找到一条自我修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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