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里，国外也好国内也罢，但凡是桥墩底下住着的人，都是那些无家可归的命苦的人，国外叫流浪汉，我们叫乞丐，事实本质上就是一种人。然而这位桥墩下的老兄就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让我知道了什么才叫随性的活着。

悉尼东区有一座行人过街天桥，桥基伸沿到一条僻静的单行线小街上，桥下常年住着一位风餐露宿，快乐的乞丐。公司时常派我到那边的一家医院工作，回来的路上一定要经过那里，我总喜欢同路边的乞丐打个招呼。他那蓬乱的头发，再加一把络腮胡使我猜不出年龄，不过从他讲话声音洪亮如钟和炯炯有神的眼睛来看，至少不是吃饱了犯困，年过半百的老人。他的“家居”布置有条理有理，整整齐齐，如同是一次为了寻求乐趣的野营。有时，他身后的石头台上还摆着一个插着鲜花的花瓶、一只喝剩一半红葡萄酒的高角杯……我想他肯定是一个会享受生活的人。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露水开始在空气中蒸发，我又路过那桥下。他已经醒来，坐在被窝里注视着过往的车辆。我摇下车窗，向他道声：“早安，先生！”我习惯于澳洲人无阶级和无等级的概念，自然地尊称他为“先生”。他，好似见到熟人一般，高兴地回敬我为“伙计”，然后大夸特夸远处那轮初升耀眼的太阳。我突然萌发与他聊天的想法，于是跳下车来。

他叫彼德，早年从英国来的犹太人。我问他为什么不求政府帮助找个住处？答曰：还用你去求，他们一直动员我去住公房。当然是我自己不愿意去，我喜欢在这里享受美好的大自然！后来，区政府派人来拉走他的行李和床垫，不过他还是固执地睡到大桥下。我问他，你没有亲人吗？他回答说：“有过老婆和孩子，都是我不好。现在毛病改了，也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我猜那肯定是一个老套的故事：彼德对生活和家庭不负责任，被老婆轰出家门，露宿在大桥下，之后离婚，再之后孩子跟妈改嫁……我接着问：你孑然一身不觉得孤独吗？他反问我：“孤独？你看我有这么多的衣物，都是朋友送来的。我的朋友很多，每天都有人送新鲜食物和饮水来。”天时、地利、人和，这是一个濒临海湾的富人住宅区，住着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把供养和照顾彼德当成是份内的事。

“悉尼东区有许多最富有的人，也有许多最贫穷的人。”一位“老悉尼”刚刚由地价昂贵的东区，搬到以中产阶级为主南区，他对我这样说。的确，我在南区居住十多年，无论是在热闹购物中心，还是在僻静的街巷，从没有见过一个乞丐、流浪汉或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人。如同日本，最保守，也最开放；美国，有它最先进，也有它最落后的一面，悉尼富有和贫穷的反差，也不约而同地在同一个区域里同时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全悉尼露宿街头的人，多半集中在东区和繁华的市中心。

一个冬日的下午，我带着儿子，沿着乔治大街，由它的起端岩石区行步至市中心的唐人街。乔治大街是悉尼市区的一条主要街道，教堂、商家、银行、影院、快餐店、咖啡馆、游戏厅……一家连一家地排列在街道两旁。这个地段近年来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的许多投资商们建造的摩登大厦，把悉尼装点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繁华大都市。不过仅仅数公里，沿街我看到五个男女乞丐：一个东欧打扮的老婆婆衣着整齐，与达令港一家商铺门口摆着的招揽生意的偶人一模一样，端坐在路旁，她面前的一块纸板上写着：“我贫穷、我饥饿、我无家可归！”

澳洲应该是一个人人都有饭吃的人间天堂，哪来要饭的乞丐？！

不远处，一个衣衫褴褛的老翁，他面前的纸牌上写着：“我丢掉所有的身份证明，没有资格领社会福利金，我需要钱！”他写得明白：乞讨的原因是没钱，没钱的原因则是丢掉了所有的身份证明。那么他要做的事应该是补办证件，之后到政府那里领取所需要的钱！

路边，还有一个散发着酒气的醉汉，卷曲在教堂大门外的铺盖之中。他身边放着两个大号的空啤酒瓶，手里还握着一支随时准备送到嘴边。有一句老话说：“富家一席酒，穷汉半年粮”，他的“贫穷”自然是由酗酒引起。试想，如果谁的嗜痂之癖是以食金元宝代饭，那么明天他就会倾家荡产变成穷人！

乔治大街上熙熙攘攘，没有人留意这些乞丐，我酝酿许久，同其他人一样，也找不到一点同情的感觉。在澳洲，除许多慈善组织关心和帮助这些“穷人”之外，政府也摆出一副善良的姿态，他们扶危济困的具体做法是强制从大家的个人收入中扣除相当数目的税额，不用于发展军事，不用于发展科学和教育，而是仁慈地关照着成千上万的老人、小孩、妇女和残疾人。纳税人自然觉得自己已经尽了应尽的责任——帮助政府救济穷人。“救急不救穷”，有些富有同情心的人宁愿响应教会“每日少花一元钱”的号召，支援海外的难民。

悉尼地区无家可归人的队伍是庞大的，据说每年由于各种原因，向政府部门求救的大约五万人次，虽然其中百分之九十几的人被安排找到住处，却仍有数千人在汽车或其它临时性居所内度过漫漫长夜。他们当中不乏诚心予政府难堪者，朋友说，每当夜幕降临时，总有三三两两地提着铺盖卷睡到省政府议会厅的门外。

露宿街头的乞丐有碍观瞻，居然无人干涉，其原因，大概与曾有人对无家可归的人进行长达几年的研究和调查，得出的结论有关：“如果对乞讨进行镇压和采取强制行动，将会迫使更多的流浪儿转向犯罪”。套用这个结论往下推论：如果对吸毒的人进行镇压和采取强制行动，将会迫使更多的瘾君子转向犯罪，于是奥洲政府成立起“供毒中心”，从而使用毒合法化；再推论：如果对杀人犯实行死刑，将会迫使更多的人产生杀人动机，于是澳洲政府不考虑恢复实行死刑——如此仁慈的政府，令人难以置信！

人们往往将无家可归、靠受施舍为生的人划为贫穷的底线，但这个定律在澳洲不一定适用，如同下雨的时候不一定阴天——悉尼常常出现阳雨天，无家可归也并非只是穷人的景观。全澳洲，浩浩荡荡十余万无家可归的大军中，有相当的数目是没有穷富概念的土著民族。他们不习惯居住政府为他们建造的公房，继续过着“天当房，地当床”不定居的生活。他们自得其乐。

再说那个住在大桥下的犹太人彼德，后来我才知道，他也不是光靠人家施舍过活的“穷人”。那天，我给他拍了照片，放下几个小钱作为答谢。他客气地回谢过我之后说：“你不必替我担心，我有钱，我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到福利金！就是不多，有时也感到紧巴巴的。”

他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到福利金，还嫌不多！他不需要交房租水电费，不需要供贷款，不需要花钱买食物……每周从政府那里白拿一百多澳元，他还感到“紧巴巴”？！就冲这不用买菜做饭，不用洗碗熨衣，不用吸尘拖地，我也愿意潇洒地当一回无家可归的人，悠载悠哉地打发日子！我不会觉得“紧巴巴”，顶多每周花上几大元买块奶油蛋糕，把余下的“福利金”攒到一定数目，再用这些钱去投资……过不了几年，我可就是一个大富婆呢！

一个连阴雷雨天，我又经过东区的那座大桥下，不见彼德，只有他的铺盖卷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干燥的地方。我想起他说过的话：“我在这里风餐露宿，是因为喜欢那明媚的阳光！”对，彼德露宿街头是为了享受，这样坏的天气，他绝对不会呆在外边，彼德肯定是躲到教堂里避雨去了。

这就是彼德，一个身无长物但是活得自在的人，老实说有时候我挺羡慕他的达观，更羡慕他的状态，因为他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没有别的什么烦恼，不会被外物所烦忧。再看看我自己，虽然有车有房有个家，但是，每天被各种压力追的并不快乐，是的，我并不快乐。人总是喜欢活在别人的影子中，追着别人的影子，结果栽了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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