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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公众号：西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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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全国人民的朋友圈又被一句诗刷屏了。

日本舞鹤市政府驰援大连捐赠物资的箱子上写着：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这句诗出自王昌龄《送柴侍御》：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前几天震惊中国人民的是这句：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这个来历就更生僻了。《鉴真和尚东征传》里记载：

其实鉴真东渡和玄奘西游，都非常艰难。官府查禁，学生举报，这两个人出国，用今天的话说，那是“非法出境”，算偷渡出去的。什么唐太宗西华门送别唐三藏，都是小说家瞎编的，李世民那会巴不得把玄奘抓回来呢。这个扯远了，我们转回正题。

为什么日本人显得比中国人更懂中国文化？

日本早期的史书比如《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均系汉字书写。《古事记》成书于和铜五年（712年），由太安万侣编撰。《日本书纪》在八年后的养老四年（720年）由舍人亲王等人撰写完毕。这两部书均系日本最早的史书，后者被称为“日本正史之首”，怎么比较呢？相当于中国司马迁的《史记》。

《日本书纪》是建立日本国家认同的第一部史书。本书把670年创立的“日本国”国号及“天皇”称号，追溯到公元前660年的神武天皇时期，并主张日本列岛自古以来均为日本天皇的统治区域。（见冈田英弘所著《日本史的诞生：东亚视野下的日本建国史》）。

日本有历来使用汉字的传统，其实不止日本，还包括韩国、越南等国，在汉字输入之后，仅成为一种具备记录用途的文字，口语则使用本国的语言。故而与中国相同，即所谓“言文二途”之制，说是一套，写下来另一套。中国早期的话本小说里的人物对话（比如《莺莺传》），即是口语。

但是中国口语和日本口语的文法结构完全不同，记录时全部以汉字写的话，难以表达的地方也多。于是日本人发明了万叶假名，这是把汉字视作单纯表音符号的一种表记法。万叶假名逐步简化之后，成为今日之日本现代假名，而且与汉字混合使用，汉字遂成为日语表意文字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日本旅游，虽然不懂日语，但是坐地铁高铁仍然不会迷路的原因，有一大半文字都是汉字。比如“新宿”，我们读作xinsu，日本人读作Shinjuku，“池袋”，我们读作chidai，日本人读作Ikebukuro，汉字不完全是汉语里的表意文字了。

日本人的文化传统中，读中文典籍、写中文诗歌、乃至书法、篆刻与文字有关的训练从未中辍。当年梁启超吹牛，说自己在去日本的船上，一晚上就学会了日语。其实不是他懂日语，而是伊藤博文这帮人中文（文字而非语言）太好了。当年中日名人之间所谓的笔谈，就是写汉字交流。

略举一例，有一年冬天我在东京的一个咖啡馆写稿子，管服务员要一个烟灰缸，一来可能是我这个ashtray这个发音不准，二来日语里管这个ashtray叫“阿斯托雷”，服务员一脸懵懂。我灵机一动，让服务员拿纸笔，写下两个汉字：灰皿。她非常惊讶又很高兴的去拿来了烟灰缸。老实说，我觉得“灰皿”比“烟灰缸”的表达准确。因为古汉语里，“皿”就是指“浅底的容器”。至于缸，是很大的盛水用具。

又比如，日文里“駅”即中文里的“驿”，即驿站，引申为车站。有一次，我去函馆山看夜景，出租车司机问去哪里，我写了“山麓駅”三个字给他。所以梁启超那种笔谈并不难。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日文典故追到辞源，都是中文典籍里的典故。日本文化里非常重视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汲取。明治维新的时候，那一帮人的汉诗都很好。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就是诗经《秦风》里的。我想起来，当年南联盟大使馆游行的时候，中文系的同学写的标语就是“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物理系写了一句“打倒北约”，生物系写了一句“血债血还”。这就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有文化就是“与子同袍”，没文化就是“武汉加油”。

打一个不太准确的比方，日本文字里的汉字，有点像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之于拉丁文的关系，是一种文字源头。与日本不同，韩国的谚文纯用表音符号，不使用汉字。但韩国的典籍均以汉字书写。所以在日本、韩国，研究本国历史，不懂汉字完全无从下手。

中国大陆的古典文化教育要说没有吧，那不符合事实。要说有吧，那也挺半吊子的。文言文比例大约占三成最多四成，相比台湾、香港而言，那是大大不如，台湾文言文占比是七成。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港台人民的用词比较“雅”，那是有原因的。别的不说，我记得当年连战登陆，给中国新闻界送了两个词，一个是“履新”，一个是“福祉”，后来都用滥了。

我们经历过两次的语言革新，所谓革新，也未必是新，只是另一种东西而已。一次是五四，从文言文向白话文有一次过渡。号称砸烂孔家店，口号叫得爽，但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确抛弃了不少东西。比如做旧诗这种事，过去是学生们的基本功啊，但是五四以后，做旧诗成为遗老遗少的事儿。胡适拿新诗恶心黄侃，黄侃拿旧诗恶心胡适，段子很多。

为什么我们民国时期出现了那么多的学术大师，乃是因为中西兼通的缘故。现在的一些学者，“西学”说“通”的太难，因为“西学”的专业化程度在过去一百年中越来越高，皓首穷经也未必能说通。“中学”说“通”的那则更难，很多学者的论文，错别字连篇，语法错得感人。

至于诗歌，除了现代诗之外，当代中国人要做旧体诗，一概都是“老干部体”。举个例子，比如说以平水韵的七阳韵，写生活小康的诗。

这是康熙老师写的：

我们老干部会这样写：

  生活天天在变样，齐心合力奔小康。

当然康熙老师这句也不入时人法眼，但比今天的老干部体还是好一些。

第二回革新，我认为是简体字代替繁体字的时候。那个时候，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已经发表了十多年，但没人当回事，而且那时候从体制内诞生出了一套体制语言，即所谓的“新话”，掌握新话才有在体制内生存的能力。新话系统使用至今，以至于离开这套话语，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讲话。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你是给武汉捐助救灾物资的一位执行者，你在包装箱上写了八个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领导看见了，会直接骂你：“你特么神经病吗？写这个干嘛？应该写武汉加油，还要加一个大感叹号。”

为什么不能用这八个字？因为这八个字不在那一套新话系统里面。这就超出了一位领导干部的思维边界。超出思维边界的事物，都是危险的、不可控的，是不可以使用的。

领导还要问你：你听明白了吗？能不能做到？

所以，你只能写个“武汉加油”。

有时候吧，我觉得，自强运动时期的中国人，比如黄遵宪、薛福成、冯桂芬这批中国人，和五四运动后那批中国人，很不一样。五四后，胡适、钱玄同、梅光迪这批中国人，和文革后的那批中国人，也不一样。都是中国人，但是在时间的连续性上失去了同一性。

换句话说，这是不同性质的中国人。当代的中国人被改变了。

判断一个族群的共同特征，首先当然是从语言上去考察。如今，我们使用的语言，与黄遵宪的语言不同，与钱玄同的语言不同，虽然表面看上去都是方块字，但其间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了。我们当代中国人是“新的中国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们的语言不是古典中国和近代中国的语言了，是一套完整的、有指挥功能的新语言。

为什么语言如此重要，因为人类的思考是要依赖语言的。你掌握的语言、词汇、概念、定义有多丰富，你的思维就有多丰富，能够到达别人无法到达的边界和境界。在一切被管制的情境中，唯有思维是真正自由的，然而，恰恰因为其是自由的，所以要从根本上确立思维的边界，那就只能通过语言来确立。

你想不到这句唐诗，那不过是因为你没有读过而已，所以写不出来那样的话，也想不到。同样，很多事情你想不到，是因为你没有接触过，你不掌握那些新词汇新概念是什么意思，自然无助于思考。

思维自由会带来很多美好的创造。去过日本的读者应该都看到过，日本的汉字字体非常丰富，很好看，很多店的店招字体都很诱人，一看就是经过设计的。我们这边就一水儿的黑体字。从美感上，多元自由的各自努力肯定是超过整齐划一的集中管理的。

我知道我讲得很绕，但应该是说明白了。

“中华”这个概念是以文明的敷化为其后盾的。钱穆说过，教化敷于何地，其地自然就是华夏。这就是以夏变夷。当年李自成借兵之后，多尔衮一马平川地打到江南，“华夏”是沦陷了，被夷狄所侵占。注意，“天下”这个词从来都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出现的。

然后呢，越南、朝鲜和日本在满洲人宅夏之时，坚称自己才是“中华”，至少是“小中华”。朝鲜当时依然奉朱明为正朔，号称“永不帝清”。日本学者山鹿素行则提出，夷狄统治的中国已经不是中国，日本才是“中国”，随后萌生出这样一种观点：“日本虽非中华，日本近于中华，中国虽曰中华，实乃鞑靼支那”。

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在签字之时，日本方面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所以在华夷秩序当中，自清之后，日本一直以来都有对儒家文化的自承与高度自信。

所以，我们看到日本人这么熟悉唐诗宋词，也不要奇怪，历史就是这样的，而且，当下也是这样的。很多中国人对于日本有一种在文化上既亲近又疏离的感觉，就是这样来的。日本人的文案设计，往往让一个中国人有情感的共鸣，也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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