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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全世界大概只有特朗普,能把全球流行病的新闻发布会,变成一场关于种族歧视问题的争论。”
看完特朗普使用“中国病毒”的发布会后,被中国粉丝称为“崔娃”的特雷弗·诺亚在第一期宅家版的《每日秀》(The Daily Social Distancing Show)里这样说。
在昨天有议员被媒体指责知晓疫情并提前抛售股票后,特雷弗讽刺他们“好像泰坦尼克号的船长,在撞冰山前,就穿好了救生衣到处逛”。
就像文章一开始提到的,他也经常怼特朗普。调侃总统在发布会上的表现,“要是他对此(新冠事态)一无所知还上台演讲个什么劲儿。”
他曾经回忆刚接手《每日秀》,曾经惶恐不安,因为觉得日播新闻节目太荒唐了,“哪里有那么多值得报道的新闻事件?”直到特朗普出现……
“他拥有一种内在能力,凭一己之力就能制造出那么多新闻。”
“我以前喜欢看喜剧节目,看到片中角色不断地做出那么多蠢事,你就会想,现实中哪会有这种人。而特朗普,就是有办法每天制造出丑闻事件……有时候我感觉已经跟不上进度了。”
因为疫情,特雷弗把镜头挪回了纽约家中,他也很好地发挥了这个场景。
比如,在阳台上模仿意大利人唱歌……
看到还有很多美国年轻人,跑到佛罗里达州的海滩上度假,不仅不戴口罩,聚集程度也令人咋舌。
特雷弗也操碎了心。“新冠病毒就是疾病届的哈维·韦恩斯坦,他(侵犯你)不会征求你的许可。”
01
这些结合时事的段子,让特雷弗演绎得妙趣横生,成了大家最近的“欢乐源泉”。
事实上,在2015年接任每日秀主持人后,他就凭借自己的幽默和魅力将这档节目又带上了一个高度,产生了不少出圈的内容,比如说关于种族。
对于喜剧人来说,聊种族问题是一件不太讨好的事情,稍显激进,就有刻意政治正确之嫌,不如讲讲荤段子,或聊点鸡毛蒜皮,但特雷弗很少讲得让人讨厌。
“人们总是在媒体和社会中被贴上标签,中东人做了什么,他们是恐怖分子;黑人做了什么,他们是有帮派的,他们是暴徒;说黑人喜欢犯罪;不,黑人不喜欢犯罪,黑人跟大家一样憎恨犯罪。你必须看行为,而不是看肤色。”
这种看似很政治正确的话,换别人或许是名利场里打滚的万金油,但是在特雷弗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他早就因为“种族原因”被社会贴上了特别的标签。
02
出生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特雷弗,童年正逢种族隔离制度极为森严的年代,不同种族同处一室尚且敏感,跨种族的结合自然更加为人不齿,甚至视为犯罪。
特雷弗的母亲帕特丽夏是黑人,有科萨和犹太血统,而父亲罗伯特是瑞士籍德国人。按照当时的《背德法》,他的父亲应当面对5年的牢狱之灾,母亲也难逃监禁。这也是他的自传《天生有罪》(Born a Crime)题目的出处。
《背德法》,旨在禁止欧洲人与原著民之间的违法性行为及其他相关行为
因为父亲是白人,可以逃离惩罚,搬回瑞士,所以特雷弗由他的母亲和外祖母抚养长大。
“大多数孩子是他们父母的爱的结晶,而我是我父母犯罪的结晶。我唯一能和我父亲相处的时间都是在室内。如果我们去外面的话,他就得到路对面走。”
在童年的经历里,特雷弗见证了种族差异下的种种社会怪相:白人占据大量土地,掌控了国家经济命脉;黑人社会地位低下,难摆脱被歧视和压榨的命运,他夹杂其中,成了“黑人中的白人,白人中的黑人”,颇为尴尬。
他曾回忆,有一次去学校接同母异父的弟弟放学,弟弟一上车就不高兴,因为同学们质疑他和哥哥的关系:“特雷弗怎么会是你哥哥,你的哥哥怎么会是白人?”
弟弟无奈,只能这样跟同学解释:“好比你喜欢吃巧克力,巧克力有白色的,也有黑色的,但总归都是雀巢家的。”
在多年后提笔写自传《天生有罪》时,他对这种已经消失在历史中的制度写下了这样的评论:
“种族隔离制度的天才之处在于,它能说服绝大多数人相互敌对。用隔离制造仇恨,整件事就是这么简单。你把人分成不同的群组,让他们相互仇恨,这样你就可以控制他们全部人。”
在他成长过程中,他身上一半的白人血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受到优待,但他对此并不感到舒适,人们与他之间微妙的疏离感,反而让他更加关注受到差别对待的人群。
当白人和黑人都对他表示恐惧和偏见时,他说,“我必须向他们解释,嘿,你不能那样想。你不能持有这些观点,因为你把每个人都一概而论了。”
对于歧视的敏感和反抗,在童年就已生根,后来的表演和主持工作中,他也经常利用机会去发起讨论,试图改善人们的偏见。
他讲述埃博拉期间乘飞机从非洲去美国的经历,来自微博@字幕少女
但千万不要误会,他并不是一个为了发声、默默立下追随喜剧事业的励志模板,实际上,他从未刻意计划去加入这个行业。
他最初不被白人社会认可,也得不到黑人社区的接纳,长时间受此困扰的特雷弗后来默默发现,幽默是连接两种文化的桥梁,他可以通过调侃,来同更多人交流。讲述他的困惑和他的过去,成了特雷弗自我定义的途径。
后来他开始参与电台,试着做台里流行音乐的主持人,直到他22岁,那个转折性的夜晚,借着酒劲,和堂兄的怂恿,他登上了约翰内斯堡的脱口秀舞台。
“这种感觉很奇怪,就像曾经来过这儿一样。我也没有感到尴尬,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这就是我应该站在的地方。”
此时的特雷弗,终于尝到点幽默的甜头,开始把这种短效的镇痛剂,变成对抗生活艰难的一剂良药。
毕竟除了种族的标签,特雷弗的成长过程里其实有过许多辛酸的瞬间,而这些生活里的琐碎痛苦,都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为之后的喜剧生涯奠定基础。
特雷弗在个人自传纪录片里说到,自己的喜剧表演更多是关于回忆,它们都来自童年居住过的小镇索韦托,采矿业见证了它历史上短暂的繁荣,也使其逐渐沦落为贫民聚集区。
在索韦托的生活并不容易,那里的街道尘土飞扬。用特雷弗的话说,就像 “有一片乌云笼罩着这个国家”。
儿时,特雷弗要和几家共用一套院子和卫生间,房内也并不宽敞,一居一室狭窄的空间里最多住下过十个孩子,“大家就这样挤在地板或者沙发上,这太正常了,不过那时我们都很开心。”
特雷弗在南非索韦托(Soweto)的家,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时光,和他的堂兄一起挤在沙发上睡觉
在那个贫穷不时挨饿的年代里,孩子们靠着想象力和好奇心,把那个拥挤而又破旧的小屋在脑海中勾画成另一番天地,什么都愿意尝试。
特雷弗在自传《天生有罪》里写到了自己幼时吃毛毛虫的经历:
有段时间,我还挺喜欢吃毛毛虫的,就好像在尝试新鲜食物一样,但是连着吃了好几周,每天吃,天天吃,我也受不了了。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我咬断了一只莫帕尼虫,黄绿色的汁液渗了出来,我脑中马上想到:'我在吃虫子屎。'我立刻想吐。我跳起来跑向我妈,哭着说:“我再也不想吃毛毛虫了!” 那天晚上,她东拼西凑弄来一些钱,给我们买了只鸡。以后哪怕我们再穷,我们从来不会没有东西吃。”
那时的索韦托还实行着种族隔离,“有色人种” 需要在清晨离开这里谋生,长途往返,到晚间宵禁前赶回家中歇息。
作为 “肤色不正确” 的小孩,特雷弗大部分的童年时光都是在室内度过的,他需要时刻留意,以防被政府的 “黑夹克” 抓进孤儿院。除了家里的兄弟,他几乎不认识其他同龄小孩,在书籍和玩具中,幻想着另一个世界,慰藉着自己。
这种艰辛的日子,都在后来成为了脱口秀和自传里,让他自己忍俊不禁的段子。
作为数量众多的“南非混血儿”中的一个,在成年后遇到“同类”后,特雷弗才发现,不少人早就离开了南非。父母中身为白人的那个,会带着他们从莱索托或博茨瓦纳偷渡出去,然后他们分别在英国、德国或瑞士长大成人。这对他无疑是颠覆性的。
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曼德拉当选后,我们终于可以自由地生活了。一部分曾经流亡海外的人开始回迁。我在17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回来的孩子。他给我讲了他的经历,我简直难以置信:“等等,什么?你意思是,我们还能离开?还有这个选项?”想象一下,有人把你从飞机上丢下去,你摔到地上,全身骨骼粉碎,你去了医院,痊愈了,准备开始面对后面的人生,然后,就在你几乎已经忘了之前的痛时,有人告诉你,有个东西叫降落伞。这就是我的感受。
03
母亲帕特丽莎·诺亚(Patricia Noah)和亲戚的合影
在他自传的扉页写着这样一句话:
“献给我的母亲,我的第一个粉丝。
谢谢你让我成为一个男人。”
顶着违法的罪名,帕特丽莎坚持生下孩子,她反对种族区别待遇的制度,也从不让这个制度阻碍她。
特雷弗说,母亲从来不是出于愤怒才这样做,而是蔑视这种规定。
大概在特雷弗十一二岁时,父亲突然音信全无,消失七年后才重新见面。
特雷弗·诺亚童年照
而母亲始终陪伴着特雷弗。她带领儿子在那个动荡不安的贫民区冒险,给他最好的教育,让英语成为他的母语。
在特雷弗六七岁时,帕特丽莎再嫁给了亚伯,一个技艺精湛的修车工。独立坚强的帕特丽莎与亚伯渴望的温顺妻子形象明显不符,婚后俩人经常发生争执,甚至常常大打出手。
年轻时的帕特丽莎
后来,变本加厉的继父向帕特丽莎举起了手枪:一颗子弹直接穿透她的臀部,另一颗打进了她的后脑,从颈部上方、头盖骨下方的位置穿了进去。
堪称奇迹的是,那颗打进她后脑的子弹,以毫厘之差避开了脊椎,以及每一根主要的血管和神经。从死亡线上幸运活下来的帕特丽莎在清醒后,反倒开始安慰儿子特雷弗:
“我的孩子,你要看到好的一面。”
“什么?你在说什么,好的一面?
妈妈,你被子弹爆了头。
有好的一面?”
“当然有了。从现在起,
你就正式成了这个家里最漂亮的人。”
然后,他们为此开怀大笑,仿佛这样做一切阴云就会从头顶散开。
这种豁达的处事方式给了他们笑对人生的心态,特雷弗也曾调侃,自己能成为喜剧演员都归功于母亲的遗传。“我的家人好像没那么易怒,(我们)不会很快生气,而是会找到一种方法来嘲笑它,或者用幽默来最小化它。”
“因为笑声,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我想这就是我如此热爱喜剧的原因,它帮助我的家庭渡过了各种各样的不幸。”
如今的特雷弗,在脱口秀界征服了越来越多的人。
种族,贫困,暴力,动乱……当他在节目中、在自传里平静而又克制地讲出它们时,命运的枷锁顿时显得微不足道。
他的自传也出现在2017年比尔 · 盖茨的推荐书单里,用盖茨自己的话说:阅读诺亚的自传《天生有罪》,我很快了解到他的这种局外人视角,是如何在他“格格不入”的人生中被历练出来的。书友们则接地气地概括,“崔娃”就是南非版《美丽人生》与《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合体。
“这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直到今天我还在做:我试着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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