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政治家在从政前往往都有自己的职业背景，各国政坛也有对某种特定职业背景的偏爱。例如美国偏爱律师，埃及则钟情学者。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在《世界人物志》的参考书中拉网式地收集了一个包含了近5000名政客的样本，并对他们的背景进行研究。

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在世界范围内，近1/5的政治家是前律师，均有着法学背景。紧随之后的是商人，统计显示，17%的政治家曾是商人。之后是外交官、军事领袖、记者、经济学家、医生、学者和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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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中有很多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例如苏丹总统奥马尔•阿尔-巴希尔）或曾经是游击队首领（例如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和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美），这些军事或游击队领袖自然会十分倚重他们昔日的战友。军队甚至能在失去对政权的直接控制后继续保持影响力。

在印度尼西亚，虽然军事统治于1998年结束，将领们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影响力，这是因为在一个由17000个岛屿组成的国度里，军队是极少几个全国性的机构之一。

在选举政治中，同样会出现背景趋同的人抱成一团的倾向。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王朝，在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形成政治人际关系网的温床。人际关系网在中国更是不可或缺。不同的国家由于其历史、文化偏好、发展阶段的不同，使得不同国家偏爱领导人的某些特质，而这些特质则不均匀分布在一些特定的职业当中。政客中比较普遍的是律师和商业经理人，而学者和医生也毫不逊色。埃及喜欢学者，韩国钟情于公务员，巴西则倾向于医生。

在民主国家中，律师在政坛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点也不出乎意料，因为法学和政治学处理同一类型的问题：如何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如何在自由和安全之间进行平衡等等。律师需要具备整理证据、说服陪审团、掌控全局的能力，而这也正是政治舞台所需要的。在德国联邦议院当中，三分之一的议员是律师。在由16人组成的法国萨科齐内阁中，多达9人曾做过律师或是法律专业毕业生，其中包括总统本人、总理和财长，还有一位曾担任过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的主席。

律师在美国政治精英中也广泛存在，而现在这一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奥巴马在1988～1991年曾就读哈佛大学法学院，他的许多内阁成员都拥有法律教育背景：国务卿希拉里曾就读于耶鲁法学院，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曾就读于哥伦比亚法学院；副总统乔·拜登曾就读于雪城大学法学院；中情局局长里昂·帕曾就读于圣克拉拉大学法学院，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半数以上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曾经是律师。奥巴马总统的核心圈子中有许多人都是他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时的同学：曾任该学院院长的伊莲娜•卡根，担任副总检察长；曾为该学院教授的卡斯•森斯坦因也在奥巴马政府中任职。

位居政坛中最普遍“职业”次席的是商人。将商业经验和公认的果断决策的品质成功运用到政界的人不多，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和美国马萨诸塞州前州长米特·罗姆尼，被认为是仅有的两个。但次贷危机让金融家的作用凸显了出来：在英国，渣打银行的前任负责人出任了贸易部长。在美国，前任财长汉克·保尔森和新泽西州长乔恩·科赛因，都曾担任高盛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商人在泰国政坛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泰国前总理、现在充斥曼谷大街小巷的“红衫军”的发起者他信，就是再明显不过的例子。在俄罗斯1997年和2003年的地方选举中，有38位商人参选地方行政长官职位，最后有10位胜出。

而政坛中的工程师一般都高瞻远瞩，并且要确保事物运转正常，比如让桥梁高悬不垮，或者是水坝稳如磐石。苏联不但是个盛产工程师的国家，也是盛产工程师政治家的国度(例如叶利钦)，他们一度想通过巨大的国家工程，改变苏联的一些大江大河的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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