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从上海移民澳大利亚前，Jenny和爱人，一个是电气工程师，一个是IT工程师。他们都在外企工作，年收入大概为税前80万左右。

"你知道的，这是一个尴尬的阶层，很多东西你看得到、够得着，但常常搞不定。”她说。

2015年4月，Jenny和老公的技术移民获得批准。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婚姻移民，是移居澳大利亚的三大途径。其中，技术移民相对人数最多，也最为快捷。

这是一个异常详细的打分程序，年龄，学历、之前的工作经历、英语成绩、在澳大利亚有工作或学习经历等，都视具体情况有不同的分值。这也是一套相对公平的考核体系，加起来分数够了，就可以排队。整个过程中，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认真地准备材料和耐心地等待。

"难的不是申请程序，看看移民局网站，只要你在职业列表内就可以。难的也不是英语，虽然澳大利亚的语言门槛这几年越来越高，从最初的个别职业免试英文到现在的最低6分，甚至7分。但是与以后的生活相比，这只是花费一定时间和精力就能解决的容易问题。真正困难的，其实是下定移居一个陌生文化、陌生城市的决心。"

2015年6月，Jenny和爱人第一次登陆墨尔本。走马观花，参观了幼儿园、公园、医院、教堂之后，在等候返程飞机时，她给要好的同事群发了短信，"我决定了，移！"

排在搞不定名单的第一项，是女儿。Jenny的女儿三岁多了。 "生下孩子之后，我才意识到，你需要考虑那么多问题，人贩子、校区安全、食品安全、学区房，新闻里的热点，几乎每一个都和你息息相关。"

Jenny的父母帮她带孩子，但她依然觉得不够放心，负面消息太多了， "作为一个母亲，你很难不受影响。"

2013年动心并准备材料。2014年，考了三次雅思，得到了想要的成绩后，Jenny正式递交移民材料。2015年2月签证获批，当年6月，Jenny带着女儿一起到了墨尔本。其实是两个孩子，她的肚子里还有意外到来的另外一个。家里不能没有收入，她的爱人此刻还在国内坚守。

今年1月，她在当地医院生下了儿子。今年5月，Jenny开始上班。这是一个相对来说高薪但短期的合同工，年收入大概在16万元澳币左右。

与其说Jenny很幸运，不如说她非常努力。很多次，她都一度觉得很有希望。刚开始的时候，转弯抹角的亲戚、朋友们，知道在某个企业有个机会，都会告诉她，后来就都没了消息。

"你不知道机会藏在了哪里，但只要努力，最后就一定会有。" 今年年初，Jenny在悉尼工作的一个前同事被人推荐了这个工作机会。他的家庭已经稳定在了悉尼，他就推荐了Jenny。

Jenny现在拿到的16万元家庭年收入，是澳大利亚人家庭年收入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去年，澳大利亚政府公布的工作人员人均年收入约为6万多澳元。

在16万元之下，除了没有选举权、政府部门求职权之外，技术移民拿到PR(永久居留签证)可以和澳大利亚本地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福利。Jenny刚来时，零收入的她看病、生孩子、女儿去幼儿园，基本上没花太多的钱。但一旦你的家庭收入处于15万到30万澳元的区间，由于个人所得税增至35%，绝大多数的社会福利已经取消。你的名义收入可能多了很多，实际生活质量其实相差的并不是太多。

也许是曾经感同身受过，Jenny和其他人不同，她并不觉得税高有太多的不好。她觉得，她此刻上交的高税收是落到了真正需要的人手里。

今年7月，Jenny在墨尔本买了一套120万元的房子，在这之前她每周要支付500澳元的房租。她来之前就仔细核算过，如果在当地买一个100万左右的房子，房租和房贷支出其实差不多。为此，在登陆之前，她就把自己在上海的房子卖了，拿到了将近500万的现金。工作一定下来，这笔现金就成了她的首付。

Jenny觉得，她那个在上海宝山的房子其实是个鸡肋。耗时最长的一次，她上班的单程用了近2个小时。后来，有了孩子的她就在单位附近租了一个套房子。

Jenny的父母在她决定移民时还没什么感觉，到了卖房子的时候，却开始担心了。Jenny劝父母，有啥呢，找不着工作就回来，我们又不是太在乎脸面的人；再说，我也没霸着啥肥差，回来担心没工作。做技术的，在哪都有口饭吃。

房子是移民的一个心坎儿。过了这道坎以后，Jenny觉得心里真的安定下来了。这是一个占地 700多平米的、国内称之为独立别墅的房子，有车库，有前后花园，还有游泳池。Jenny的老公喜欢自己动手。他现在经常呆在自家车库里，给家里捣鼓点东西。Jenny的父母在后院种花养草，小孩子们可以在游泳池里玩。这座不太新、装饰也不是太豪华的老房子，似乎满足了家里每个人的需求。

除了生活，Jenny觉得精神上似乎也放松下来了。在上海时，即使是外企，各类非技术因素也是她这个技术人员必须考虑的问题。澳大利亚的人际关系似乎简单很多。上周公司搬家，她的领导告诉她，她可以坐在风景最好的窗户边，因为大家轮流坐，其他人已经坐过了。

在上海时，Jenny经常加班到深夜。上班的前几周，Jenny才加班到晚上8点多，就发现单位没人了。见她老这样，她的领导开始撵她走："你太拼命了，不需要这样。"

后来，Jenny发现，其实他们也很敬业，有一些同事选择早上6、7点钟上班，到下午3、4点钟，就回家了。因为澳大利亚的孩子基本上在这个点儿放学，需要家长的接送——这是一个注重家庭的社会，工作是为了生活地更好。

Jenny说，每隔几周，她总能接到前同事是否移民的咨询。时间久了，她的回答也逐渐固定了下来：也许我在这里的位置还不够高，还没有体会到这里的公司政治和社会倾轧。但就我目前所看到的，我知道，这就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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