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实验30年:几万美国穷人的孩子,死在了医学进步的路上

2019年12月27日 华人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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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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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书单君在知乎上刷到这样一个问题,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帮助弱势群体,是否与“进化论”的优胜劣汰相违背?


后来还刷到过一个类似的:如果穷人都不生孩子,能否消除贫困?


提这些问题的人,一定既不是弱势群体也不是穷人。


虽然我不想做过多刻薄的揣测,但还是从中嗅出了一丝“强者的傲慢”。


这些年,我们身边笃信“丛林法则”的人越来越多:弱肉强食,优胜劣汰。


于是乎,在网络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言论:“穷就别生”,“年纪越大,越没有人会原谅你的穷”。


有人把帮扶精神病患者这类的弱势群体,视为“圣母心”,觉得凭什么要照顾这些社会的“拖累”和“麻烦”。



如果人类社会,按照物竞天择的法则运行,那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今天,书单君想与大家讲一个把人当成动物和牲口一样优选、淘汰的故事,它真实地发生在美国,且影响了数万人的命运。


我在一本名为《违童之愿》的报告文学中看到它,实不相瞒,因为内容实在是太残酷,太可气,在阅读的过程中大约骂了上百句话脏话。


历史会告诉我们,一个只认“适者生存”的社会有多恐怖。


如果你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除人类次品,高贵种族的大梦


尔文是进化论的奠基人,他有个表弟,名叫弗朗西斯·高尔顿。


此人学术平庸至极,但上流社会的优越感却令他产生了一种观点,类似于物种被自然淘汰和进化,人类社会要想进步,就必须淘汰不合格的家族。


他还主张将那些疾病缠身、生活不幸的“堕落者”隔离起来,终止繁育;鼓励社会的优秀代表传承优良“血脉”。


这套种族净化理论,被高尔顿称为“优生学”。


虽然是达尔文的外甥,但和同代人一样,他其实并不理解代际遗传的本质规律,用今天的话讲,这套理论不过是一种“伪科学”罢了。


但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西方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妖魔化和污蔑空前高涨,优生学很快就受到社会各界追捧,随即演变成一场激进的运动。



加入优生学阵营的人越多,弱势群体的“罪孽”也就越深重。


科学家们纷纷立志要彻底消灭劣等人种,因为他们会导致人类“退化”。


为了人类的未来,各个大学都增设了优生学这门“先进课程”。


政治家、资本家、社会活动家和中产阶级,指望着这场剔除劣等人的运动能改变国运。


因为照顾这些弱势群体,不但是广大纳税人和政府的经济负担,也是社会安定的隐患。


< 美国的优生学海报 >


物学家查尔斯·达文波是优生学的领头人,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给他写过一封信:


“这个社会没有权利允许次品肆意滋生.....那些不合格者,我们亦无权让其在这个世上存续。”


事实上,随着不同的人加入其中,“次品”划定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


乞丐、精神病患者、口吃者、人际交往障碍者、英语差的人、酗酒者、癫痫病患者、智力低下者、心理疾病患者、侏儒症患者、肺痨患者、盲人、聋哑人......被纷纷被网罗其中,整个社会底层都被当成应该被灭绝的次品。


即便不是社会底层,但凡只要有一点生理、心理,甚至行为上的缺陷都有可能被视为亟待消除的“社会瘟疫”。


人们永远都无法预测,自己是否属于应该被淘汰的行列。


比如,为了减少手淫这种“顽疾”,一名叫弗洛徳的美国医生曾对一家收容所里的26名儿童实施了阉割手术。


他在全国医学会议上发表演讲说:一个男孩不知廉耻,确诊为癫痫,而且多少有点儿弱智。



而在全美掀起这股“优生狂潮”的达文波特,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相信种族会决定一个人的行为和优劣,波兰人喜欢拉帮结伙、意大利人有暴力倾向、犹太人很可能偷窃和卖淫......


为了完成“种族优生大计”,完美地清除“劣质基因”,他建立了冷泉港实验室,海量储存那些从疯人院、监狱、 医院、收容所强制收集来的“缺陷血统”信息。


而在欧洲大陆,也有个对优生学无比狂热的人,他叫希特勒。



就这样,笼罩着人类美好未来的光环,种族净化和优化人种的思想在全美国蔓延开来。


虽然是同一个物种,但弱势人群和社会底层在那些“有识之士”的眼中,或许已经不能算作是人,这也为日后的大规模儿童人体实验埋下了伏笔。



“舍得别人的孩子,套得住狼”


小约瑟夫·斯托克,是宾州大学附属医院的儿科研究员,他曾在给同行的信件里抱怨:


收容所里的猴子.......让人心神不宁,因为它们的价格正在不断攀升,如果不能得到更多资助,研究将无法继续。


如果不加说明,旁人一定会纳闷,收容所里怎么会有猴子呢?


其实,斯托克口中的“猴子”,指的就是福利机构里的儿童。


在此之前,他曾获得许可,在一家超过一千七百人的五岁以上人口收容所进行各项实验研究。


即便没有获得批准,他也有很多选择,学校、孤儿院、教养院......很多机构都是公立的。


而“低等儿”,只是一种居于老鼠和普通人之间的实验素材,与黑猩猩最为接近。



因为与各家收容机构的关系密切,斯托克成了科研界炙手可热的人物。


托他的“福”,各所高校和研究所的教授、博士、研究员们,找到了成百上千的医学实验品。


这些实验简直“花样百出”。


有人从患有麻疹的孩子身上强行抽取血液和分泌物,再注射给健康的小孩;有人给孩子喂食带有传染性肝炎病菌的粪便;还有人给儿童的脊髓注射放射物质。


与现在的临床试验不同,这些实验都是都是非治疗性的,也没有征求儿童和家长的同意。


< 公立收容机构常成为大量临床试验的实验场地 >


1961年5月底,6岁男孩马克·莫林孤独地死在了索诺玛公立医院,院方给他的家人打电话,让他们尽快来办理手续。


按照医院的说法,马克死于高烧引发的癫痫。


马克出生时患有大脑麻痹,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但从来没有得过癫痫,况且在去世前,医院也从没通知家人他患病的消息。


家人是因为实在没有精力照顾才在医生的建议下,把马克送到这家医院的。几个姐姐偶尔会来看看他,但每次医院都以可能会带入流感病毒为由禁止他们见面。


这时,她们就会像猴子一样在外面的院子里做各种夸张的动作逗弟弟开心。


< 一岁的马克·莫林 >


三十多年后,她们才从政府解密的文件中,得知弟弟的真正死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索诺玛公立医院有大约一千一百名大脑麻痹病人被用于医学实验。


在这些实验中,马克被一串编号代替,LPNI 8732。


没有哪个医生会真的去征求父母的意见。隐瞒、欺骗、先斩后奏,是他们最常用的招数。


实际上,很多机构里的儿童因为没有父母,根本无人在意他们的遭遇,也不用支付任何补偿。


< 马克·莫林和他的姐姐们 >


对于这些医学家来说,福利机构和医院就像是一座金矿,一处宝藏。


与小白鼠和猴子相比,用这些儿童做实验不仅非常省钱(不用买动物),还能大大加快新药研发的速度。


这也意味着,他们能尽快在学术界斩获荣誉和奖项。


那些年里,每个人都赞颂着医学进步的价值,为最新的特效药而感到自豪,对“蒸蒸日上的生活”而心怀感激,谁也不愿打破着这段“美妙的时光”。



“你用锤子敲敲他们的头,他们都会爱慕你”


在一片赞美声中,医学研究开始变得越来越急功近利,不计后果。


当活检标本变得唾手可得,人们甚至懒得去质疑一项活检实验的必要性,连皮癣这种皮肤病的研究,也开始拿福利院的小孩做素材。


时至今日,宾州大学医学院皮肤病科的学生玛格丽特依然记得,他们的教授克里格曼是如何吹嘘自己在智障儿童学校做实验的。


他用钝刀大力把孩子们的头皮磨破,将皮癣揉进伤口,这样伤口处就会生出菌状肿(不建议在网上搜索图片,可能会引起极度生理不适)


面对台下被吓呆的医学生,他辩解道:“这些机构里的孩子非常迫切地想要别人对他们好,你用锤子敲敲他们的头,他们都会爱慕你。”


这句话有一半是真的。



当专家们穿着正装,脸上挂着微笑踏入各个福利机构时,这群缺爱的孩子们真的很激动,因为平时连父母都不会来看他们。


庞纳德收养所的12岁男孩戈登便是其中之一。


他出生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父亲是个暴力的酒鬼,母亲因不堪殴打五度试图自杀。


从五岁起,戈登就被政府送到不同机构,到庞纳德时,他已经记不清这是自己待过的第几个收养所。


在那里,孩子们白天被当作苦力,纺织、刷漆、种地.....晚上机构的职工把他们拽下床,拖到活动室实施性侵。


可想而知,当他得知自己被选中加入“科学小组”,和医学家们一起做“有趣的实验”时,有多么地兴奋。


这个男孩天真地以为,重返美好世界的机会终于来了,全然不知等待自己的是将暗无天日的“地狱”。


< 照片最右侧是戈登 >


实验开始后,男孩们被关进一个个小隔间,每天除了要吃完一碗奇怪的麦片粥,还要接受6次抽血,被人盯着留下四次尿样和粪便样品。


戈登跟医生和护士们说自己想退出科学小组,立刻被关了禁闭。


那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小屋,四面墙光秃秃的,里面除了一张破床垫和一个尿罐,什么也没有。


他在里面熬了七天,每天都会有人来问是否愿意回去做实验。


第八天,他终于妥协了。


直到1993年,圣诞节的第二天,《波士顿环球报》头版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对智障人群进行辐射实验(弗纳德学校战后实验)”的文章,他才知道在自己的身上曾经发生了什么。


< 戈登和他的同学在庞纳德收容所的空地重聚 >


在辐射实验被曝光后,主导者马里茨克斯博士不断强调说,孩子们接受的是“尽可能最小剂量”的辐射,没有人会因此受到伤害。


“最小剂量”究竟有多少?这么说吧,戈登每吃一碗燕麦粥,就相当于做了50次X光胸透。


当年做辐射实验的那批科学家里,比马里茨克斯更疯狂的大有人在。


在密歇根,为了研究甲状腺活性,医生们在一年内,先后对65名出生不到两周的婴儿注射了放射性碘。


人们默认医学是踏过无数尸体才取得了进步,但没有谁会愿意成为尸体之一。


那些收养所的孩子也是如此,但他们却成了向科学献祭的牺牲品。



精神病专家的疯狂


摩拳擦掌的还有精神病专家,他们总算找到机会将电休克治疗、额叶切除术、精神虐待……这些极富争议的治疗方法和猜想实施在儿童身上了。


因为生母患有精神分裂症,6岁的特德被社工认定为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


从此,他被强行送进精神病儿科病房,在那里接受长达一年的电休克治疗(ECT),俗称电击。


那段时间,如果早上没有早餐,他就会开始哭泣,因为他知道自己将被拖进诊室实施电击。


一波波电流直冲大脑,不但引发剧烈的痉挛和抽搐,还会抽空他的记忆。


每次被带进ECT室时,他就努力记住自己的名字:“我叫特德,我叫特德,我在这个房间,在这所医院里。”


谁也不会想到,这位被专家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精神病医院度过的男孩,后来考取了纽约城市学院心理学专业,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了硕士学位。


多年后,他在伯克利领导了一场推动禁用电击治疗立法的运动,法案最终以68%对38%的比例顺利通过。


< 照片中为特德 >


除了电击,这些专家们还在报告书里大言不惭地描述:如何把一个健谈开朗的小女孩洗脑成口吃和严重社交障碍,怎样把一个好动的孩子锤成痴呆,以及89名多动儿童服用LSD(致幻剂)后的疗效……


但他们却依然被同行所敬重,视为业内的翘楚。


当时的医学界是何等德行,已尽在不言之中。



✎✎✎


这本书记录了美国用儿童和弱势人群做实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从政府、学术界到普罗大众的态度中,我们却看不到一丝怀疑、悔恨和同情。


在这种令人绝望的集体沉默背后,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


政治家们已经无法再忍受这些不能创造任何社会价值,只能带来财政负担的“社会蛀虫”;


纳税人们为弱势群体占用了社会资源而感到不满;


科学家们把这些社会边缘人群看作是无法适应人类社会,应该被淘汰的物种;


所有人都觉得,这些堕落的穷人和弱者真是活该,耗费人力财力物力去帮助他们才是对普通民众最大的不公;


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吧,没他们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可是,谁一出生就低人一等?谁又拥有把另一些人当工具对待的权力?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说:使得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我又想到,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穷人都不生孩子,能否消除贫困?


那个“没有钱和地位,就没有尊严”的社会,绝不是我们所期待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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