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堆里的“致富经”：有人身家百亿，有人坐穿牢底,微澳洲微信公众号文章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乌鸦校尉

ID：CaptainWuya

几天前，一条关于我国废纸回收率的新闻，登上了微博热搜。

目前，我国废纸回收率已经达到了90%，超过了日本、欧美等发达国家。

评论区一派和谐，大家纷纷为之叫好。

有的上来就是夸，希望能够再接再厉，早日达成100%的白金奖杯成就：

有的夸赞起了小区里没日没夜守在垃圾桶旁边的大爷大妈们，他们为废纸回收做出了不少贡献，功不可没：

有的分享了自己平时在工作和生活中是如何节约纸张的，以及卖纸箱得来的钱买冰淇淋格外香甜的经历：

还有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让废纸回收率可以更上一层楼：

随着近年来对环保概念的深入宣传与理解，资源回收也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与行业，与之相对应的，正是我们从小就很熟悉的废品回收。

废品回收迄今为止，至少也有了几十年的历史，早已为大家所认可。

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百废待兴。政府号召大家正确看待废品，这些“破烂儿”能够回收再利用，对于工农业生产，是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

卖废品也成为不少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是一件颇有自豪感的“趣事”。

而不知何时起，“收破烂儿”的大车已经从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城市中的废品回收站也踪迹难觅。

今天，这一行业仿佛又从寒冬期中复苏并且崛起，与之前相比，似乎增添了更多规范化与组织性。

只是人们的生活中，能看到的只有垃圾桶上的分类字样，以及等候在那里的“小区回收军”。

时代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不少人的生活轨迹，也为行业带来了不同的机遇。

1956年，北京成立了物资回收公司，下设废品回收站和代购点。

公司里工作人员队伍庞大，有收购员走街串巷，从居民手中，收购各种废弃物资。

也有宣传员，不光在大街上张贴海报、宣传单，也走到工厂里，讲解回收政策，以及如何分类回收和再利用。

回收的物品包括废布条、玻璃、橡胶等等，回收后再卖给生产单位，制成棉毯、酒瓶等等。

这些废弃物资，帮助不少工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解决了原材料不足的问题。据统计，1956年，北京市30多个金属生产合作社，利用1万多吨烂铁代替新铁板进行生产，度过了停工危机。

同时因为废料价格低，降低了生产成本，生产出来的物品物美价廉，颇受大家的欢迎：

比如第一制毡生产合作社，利用废旧的毛料代替新毛，制作出的帐篷，成本降低了22%；

几个木器生产合作社，回收几分钱1斤的碎木头，制作出了不少家具；

就算是大骨头棒子，也要先炼油，再做成骨粉，绝对不浪费一丝一毫。

为了加深人们“变废为宝”的观念和印象，1958年，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还举办了为期半个月的“废品利用回收展览会”。

在会上，你能看到的一切展览品，都是工厂生产的边角料，以及居民手上淘汰的旧物件制成的：

好看的床单被罩，来自纺织厂的碎花布拼接；象牙一般的台灯底座，其实是废弃的牛骨头刻成的；各式各样的桌椅板凳，不少都是锯木屑重新合成的……

这些废料在人们的手中，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碎布料拼接示意图

作为国营单位，废品回收公司的管理是很严格的。

无论是钢铁厂还是纺织厂，都会产生边角料。企业中会设置废品暂存地点，并且专门设置废品管理员的岗位。废品回收公司的收购员，直接和企业里的废品管理员对接。需要收集的时候，站点就会派人上门。称重后，单位和单位之间转账，不采取现金收费。

而家庭产生的废品，收购站会派两到三人，上门收购，分别负责记账、收钱、称重等工作。为了防止盗窃案件，非生活来源的废品，必须有户口登记才能卖。

在回收价格上，计划经济时代的废品价格统一，不能高抬，也不能降低。不同种类的废品价格明细清晰，收购员可以参照。

同时，公安局也会定期到库房查账，以防有违法回收的情况。

在那个年代，由于物资缺乏，废品回收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支援了国家的生产建设，节约了原料，为国家创造了财富。

尽管如此，在当时人们眼中，废品回收员也依旧是成天和“垃圾堆”打交道的人，哪怕福利再好，又是正规军，也还是“不体面”的工作。

不过很快，这种“不体面”，就被另一些人取代了。

19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废旧物资市场交易也逐渐兴起。不少人来到北京，在垃圾堆里“淘金”，这帮人被称作“拾荒人”。

他们逐渐取代了废品回收公司，做起了废品回收生意。而提到这一行，绝对离不开河南固始。

固始是人口大县，也是农业大县。1978年起，由于实行了包产到户，不少人开始外出打工。

最初，他们到北京的工地上干活，后来开始捡废品。于是其他人纷纷跟随，成为了“废品回收大军”中的一员。

仅仅是固始县何寨村，就有80%左右的劳动力，都在北京回收废品为生。

而在固始县出来的拾荒人中，又以“破烂王”乔保锋最为有名。

1985年，15岁的乔保锋辍学北上，来到北京开始了自己的拾荒之路。

为了方便，他找了一家建筑公司上班，没事时就去捡一些建筑垃圾，然后卖掉，第一个月，他就捡出了2000元的成绩。

靠着在建筑工地捡牛皮纸袋子，1986年，他就赚到了一万元，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于是尝到甜头的他，果断辞职，成为了一名全职拾荒人。

乔保锋的生意越做越大。一次，他收购了昌平水泥厂里堆积成山的包装袋，本想卖给废品回收站。在别人的指点下，他果断把袋子卖给了山东的一家爆竹厂，赚了好几倍。

为了方便，他买了一辆二手货车，并且招揽了不少同乡，一起捡垃圾，形成了一个团队，手下多的时候能有上百人，业务也扩大到了附近厂子的所有废品。

他为自己定下了目标，那就是垄断当地整个废品回收市场。

而他也确实做到了，成为了昌平一带赫赫有名的“破烂王”。

这些活跃在垃圾场的人们，也被形象地称为“扒拉族”。

他们每天活跃在各大垃圾场，每当垃圾车卸料后，就一拥而上，把能回收利用的垃圾掏出来，进行分类：

成捆的废纸、码放整齐的塑料瓶，装筐的碎玻璃、成堆的金属……

有人负责过秤，有人负责包装，还有人负责销售，就像公司一样。于是这些人也被称为“扒拉公司”。

那时候，北京有10多个这样的“扒拉公司”，“职员”收入不菲，来北京两年，就能在老家盖起好几间房。

但是，来北京的人越来越多，可资源是有限的。很快，废品回收站出现了越来越多不是废品的物件。

比如钢筋、铁棍，又或者钢板角头，甚至有小偷去工厂偷贵重的铜材，景泰蓝花瓶都能被偷走损坏，然后出售。

认识到这个商机的人越来越多人，还有人为争地盘发生聚众械斗。到1997年，北京七成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拾荒者犯下的，捡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抢，为了东西动手也是常有的事。

乔保锋成了反面教材。

1999年，想成为一个真正企业家的乔保锋，承包了一家铸造厂。然而他对此一窍不通，经营起来十分勉强。

井盖、自行车、铁管，等等等等，都被扔到了炼钢炉，当成了试验品，甚至还扔进去过废弃手榴弹，造成了爆炸。

除此之外，他还偷电，并且在事情败露后，死不悔改，企图威胁供电局局长。

最终，数罪并罚，他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9年。

价格不透明、回收站脏乱、拾荒人员上门不安全等等，多种问题，在人们心中埋下了隐患，虽然没有给行业带来太大影响，却也让人们对这个行业的印象再跌一层。

当然，不是没有成功者。来自四川巴中的杜茂洲，也是靠着垃圾堆致富人群中的一员。

杜茂洲做过小学代课老师，也当过无线电修理工，但每月22元的工资，只够勉强糊口，一旦遇到风吹雨打，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1989年，为了还清家中的欠债，33岁的他不得不像很多老乡一样，到北京打零工、谋出路。

在度过了一段举目无亲、寻工无果的日子后，他发现，大多数人避之不及的垃圾堆，其实是一个宝藏。

那年秋天，他托一个老乡帮忙，到了位于焦庄的一处垃圾填埋场。

做过无线电维修的他，看到垃圾场里丢弃的收音机、录音机等电器，一下子就高兴得不得了，只要修一修，这些都能卖钱。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大块的铜铁，都很值钱。

开始捡垃圾后，杜茂洲一天就能赚到在老家一个月的收入。两年时间，他就把家里欠下的六千块钱欠债还清了。

巴中老家的乡亲们见此情况，纷纷来投奔杜茂洲。

在经过当时环卫部门负责垃圾场管理的工作人员许可后，杜茂洲带着同乡们进驻了北京的垃圾场。他们每月人均能在垃圾山上捡出1500元收入，但这对于后来的杜茂洲来说，仅仅是一个开始。

2005年，杜茂洲的公司“北京茂洲学琼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在通州成立。也是这一年，他登上了CCTV，成为了“拾荒者公司化运营第一人”。

同乔保锋相比，杜茂洲走的这条路更加光明。

垃圾回收这条路，致富的方式大同小异，关键在于富起来后，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厦门首富林秀成，早年从事钢铁贸易，倒卖废钢铁边角料，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如今，他旗下的三安集团已经是集光电高科技、光生物科技和半导体集成电路等的多元化企业集团；

方威，靠着在辽宁抚顺收购废铁，进入钢铁产业的核心环节，

他旗下的方大集团，已经是一家以钢铁、医药为主，兼营矿山、房地产等产业的大型企业集团，他本人也成为了“钢铁首富”。

图：林秀成

张茵，当属这些人中最耀眼的一个。

1985年，27岁的张茵放弃了深圳一家待遇优厚的合资企业的财会工作，带着3万块钱，独自一人跑到了香港。

由于之前曾经受过一家造纸厂委托，去香港收购废纸，张茵很快了解到内地纸张短缺，浙江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于是她干起了“收废纸”的生意，逐渐建立属于自己的废纸回收网络。

彼时的中国，造纸用的速生林建设还严重滞后，绝大部分高档纸原料，都需要进口的废纸和木浆。

很快，香港吸引了不少客商来做废纸生意，张茵在通过和内地造纸厂的合作过程中，也吸取了不少经验，很快生意就做了起来。

1988年，张茵建立了独资造纸厂——东莞中南纸业，制造生活用纸。

1990年，张茵开始在美国拓展废纸回收业务，成立了中南控股公司。公司以极低的价格在美国收购废纸，再运回中国，以低廉成本生产出高档纸。

1996年，张茵在东莞投下1.1亿美元，成立了玖龙纸业。1998年7月，第一条生产线建成投产，每年可生产20万吨高档牛卡纸。2000年6月和2002年5月，她又先后斥资安装了两条生产线。

玖龙纸业以三条生产线、百万吨产能确立了中国包装纸板龙头企业的地位，并且不断新建生产线。

经济蓬勃发展，“世界工厂”生产的产品都要高质量的包装，玖龙纸业的产品自然供不应求。

玖龙纸业早已成为欧美最大的纸原料供应商，更是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废纸环保造纸的现代化包装纸造纸集团之一。

时至今日，玖龙纸业更是把生产线挪到了海外去，在美国收购了两处纸厂和浆厂，在越南也有生产线。

其发布的2020-2021中期业绩报告显示，营收308.87亿元，同比上涨7.11%；归母净利润40.02亿元，同比上涨75.63%。

建立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并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无论何时都可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在拾荒这条路上，成功者注定是少数。

2000-2010年，堪称拾荒行业的黄金十年，然而变故很快发生。

一切早在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里，就埋下了伏笔——没有完整的产业链和成体系的回收制度，这个行业似乎很容易崩溃。

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废品价格一路下跌，以杭州为例，彼时价格坚挺了三四年的塑料瓶，回收价从两三毛钱一个，跌到五分一毛。

不光是塑料瓶，一吨废铁几乎每天都要降价两三百元，回收价格一直很稳定的铜，单价也从每公斤70块钱跌到了40块以下。

原因说来也简单，国内收购的废品，大多用来回收再加工，作为工业材料用于制造业，然后再将成品出口。

金融危机最先影响到底就是对外贸易，一旦外贸缩水，原材料价格一跌再跌，自然会影响到废品回收价格。

与此同时，国际商品期货大跌，收购站的收购商也会随着期货价格，下调收购价。

再加上销售受阻，下游企业的原材料需求量减少，废品流动的速度降低，回收价格自然就出现了下滑。

不少废品收购商挂着“暂停营业”的牌子，一些一线废品收购人更是直接退出了市场。

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产业结构转型，废品回收价格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的过去而回升，反而持续走低。

2015年，我国十大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总值为5149.4亿元，同比下降20.1%。其中，废钢铁价格大幅下降，降幅高达36.4%，历史罕见。

制造业去产能，对原料的需求缩减，有的行业减产甚至停产，所以原材料下跌，导致了废品回收价格的下跌。

那几年，钢铁行业持续亏损，各大厂商只能压缩成本来止损。废品回收作为整个产业链中的一个末端，势必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图片来源@正解局

对于这些人来说，仅靠捡破烂，已经无法维持基本的温饱。

各地层出不穷的“破烂王”神话，此时已经破灭。曾经走街串巷，叫着“收旧电视机”的人越来越少，身边的废品回收站也一个接一个关门。

就算是生活节俭的普通市民，平日里喜欢随手捡瓶子的阿姨，面对两分钱一个的价钱，也不怎么动心。

还有的人手里空握着一堆家里收拾出来的废品，但却不知道找谁来处理。

而另一面，城市规划正在加速进行。

2016年夏天，随着非首都功能的疏散，北京82个废品交易集散地陆续被废止，只剩一棵独苗。

不少人要么只能黯然离场，要么只能转战地下。这帮淘金者最终只得退往城市边缘，但能留给他们的利润也越来越少。

并且，推进城市规划政策的除了北京，广州、浙江、江苏等地也纷纷响应，全国各地的拾荒人数量骤减。

“这个行业已经垮了”，除了转行，他们似乎别无选择。

生存的压力让他们喘不过气，但社会似乎又很需要他们。

2018年1月1日起，我国禁止进口洋垃圾，其中包括废弃塑胶、纸类、炉渣、纺织品等等。

在送交WTO的文件中表示，一般可回收利用的固体垃圾中，还掺杂着不少高污染垃圾和危险垃圾，严重污染环境，所以我们要调整垃圾进口的法律法规，拒收高污染的固体废弃物。

拒收洋垃圾并非一蹴而就：早在2013年，我们就发起过“绿篱专项行动”，加强固体废物监管，遣回不符合标准的“洋垃圾”；2017年3月，“国民利剑”行动再次收紧了对洋垃圾的督查……

那些年里，我们一直是“洋垃圾”进口大国。

过去，中国作为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对于能源的需求巨大，而同进口矿石、燃料相比，进口垃圾的性价比显然更高。

对那些出口垃圾的发达国家来说，垃圾回收成本昂贵，出口能节省大量费用，还可以避免污染本国环境。

禁止洋垃圾进口，对于保护我们的环境有很大的好处。

但我们对资源的需求仍然客观存在，因此，发挥自身产业链优势，从内部渠道发力，形成自循环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利用好我们自身的垃圾资源一事，再次成为焦点。

有着“天赋”加成的拾荒者们，似乎是做这件事的不二之选。但垃圾分类的到来，却让他们再次黯然。

拾荒者而言大多排斥垃圾分类，因为垃圾分类后，送到末端的就只剩下不可回收垃圾，对他们来说，这个行业就更加没有价值了。

网约军们接过了接力棒。

2014年起，一家公司在北京东城一小区进行试点，推广APP预约服务。近千户居民成为注册用户，从网上预约回收员，十分方便。

到2017年，东城区已有50个社区在尝试这种服务，平均每个月能够回收各类物资300吨左右。

互联网回收模式，使得废品回收行业改头换面，从之前的无序发展，促进了整个市场向规范化、组织化、规模化发展。

爱回收、帮到家等等平台，都在线上线下展开上门回收业务，同时在人流密集区布置智能化自动回收装置。

互联网垃圾回收模式在一定摸索后，逐渐走上了正轨。

时代的飞速发展和变化，既让玖龙纸业这种顾全大局、眼光长远的企业得到了发展机会，为环保和建设做出了贡献；也让无数拾荒者，逐渐消失在了现代社会里。

其实我们都知道，拾荒者这一人群，正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体现，他们迟早要退场，这是进步，是一种发展。

只是看着飞速发展的工业，多少总会为那些曾经付出了太多的拾荒人感到惋惜。

最近，纸价上涨多次登上热搜，而上涨的不只是纸价。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大宗原材料的价格就在不断上涨，比如铜、铁矿石、原油、纸浆，白糖，棉花等等；今年以来，涨幅更是明显，部分原料材料价格甚至一个月内涨幅达到了20%以上，涨幅令人震惊，而且这种上涨的趋势仍在继续。

可再生资源利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拾荒人已经不在，但他们所承担的功能依然被社会所需要。如何安置这些人，同时找到更好处理垃圾的方式，建立更加完善的产业链，或许可以从过去的成功中吸取经验，也可以从失败的案例中得到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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