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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医生诊断为不可手术的病患，

他偏要跳出来试试，

他不守行规，拆其他医生的台，

并深受排挤和打压，

但他给无数绝症病人带来生的希望，

创造了一个个生命奇迹。

1

知乎网友李乙，

曾讲述过Ta的姥姥查出肝癌晚期后在医院所经历的事情：

对于这种没有治疗希望的癌症患者，

检查完了就找各种理由赶你走，

我姨父动用比较有权的关系，

省医院也只是让多住了1个星期，

我三姨抱着哪怕跪下，

也要求医生别强制出院的心态去了医生办公室，

结果没一会儿就黑着脸回来了，

跪着求医生还要排队……

“时间不多了，准备后事吧。”

“病人还有什么心愿，尽量满足一下吧！”

“放弃治疗吧，没什么意义了。”

经历过亲友身患绝症的人们，

对这些来自医生的建议应该不会陌生。

绝症，

真的绝对没治了吗？

由于牵扯到“死亡率”、“治愈率”等指标，受医疗资源紧缺、家庭经济等原因的影响，

一些重症病患者在晚期，

往往会因为失去“治疗价值”而被放弃治疗。

近年来，

关于病人的生命质量、个人尊严等也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

甚至有不少人表示，

假如自己到了那一步，

请家人一定要让自己走得好受一点，有尊严一点，

比如著名作家琼瑶前两年就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了叮嘱：

不动手术、不进加护病房、不插管。

可是，

那终究是想象和假设，

没有真正到那一步，

谁也不知道面对死亡、等待死亡时，

自己会有怎样的心情和选择。

还有一些病人则会被隐瞒实情，

连基本的知情权、决定权都没有，

稀里糊涂地治疗，甚至稀里糊涂地死去。

处在一个生命的关键节点，

到底该由谁来做主？

有一个在澳洲行医的华裔医生，用大胆的行动，

将一个个宣布不治的绝症病人从死亡线上又拉了回来，

他在挑战医界对这个问题的普遍态度

也因此遭到医界同行的集体封杀，

却被许多病人视为生命的守护神。

他的做法和观点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由于这个医生恰好影响过我的一位亲戚的生死，

因此我从这件事说起吧。

2

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我，

一年多前也曾见近距离见证了一起生命的起落。

2016年底的一天，

和我一起参加婚礼的科林叔叔，

突然在宴会上变得语无伦次、行动异常。

很快，

他就被呼啸而至的急救车带走了，

随后，医院传来坏消息：

科林叔叔患了脑瘤，

急性发作的恶性脑干肿瘤，

病人会迅速丧失视力、平衡能力、行动能力，

最后失去生命。

主治医生的诊断结论是：

从医学和手术依据看，已无法手术，宣布不治。

家人被告知：

叔叔最多还有3个月的时间，可以准备后事了。

自信、乐观、幽默、能干，

一向非常健康的叔叔，

转眼之间就被判了“死刑”，

这对亲友们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正如预料的那样，

短短两三个星期内，

叔叔的视力、平衡能力急剧下降，

死神在逼近。

然而在这绝望中，

家人却得到了一点希望，

有个医生及时推荐了查理（Charlie Teo，中文名：张正贤）医生：

“查理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治疗这种恶性肿瘤的医生了，

只有他能做这种手术，也只有他敢做。

但他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医生。”

这位医生谨慎地说。

横竖都是一死，

不如选择一搏。

叔叔和家人一起飞到悉尼，

并接受了张正贤医生的手术治疗，

经过6个多小时的手术，

他的恶性瘤体被切除，

保住了视力和行动能力，

他的生命一直持续到今天。

我们不知道他的生命还能持续多久，

也不知道疾病是否会复发，

从手术到现在的整整12个月，

对见惯生离死别的医生而言或许算不了什么，

但对病人和他的家人来说，

多活一个月，一天，甚至一个小时，

意义都是非凡的。

3

如果没有遇到张正贤医生，

科林叔叔也许已经离开了我们，

这一切，令人唏嘘。

享誉世界的神经外科医师张正贤，

其争议就在于：

他给无数其他医生认为“无法手术”的病人做了手术，

成功救治了那些曾被判“死刑”的人。

有个病人曾这样对他说：

“我希望今生不用去见你，

但我希望每个身患脑癌的绝症病人都有机会遇见你。”

“病人有权紧握生命的希望，哪怕它只是一点微光，病人也有权知道。”

这就是张正贤医生的行医之道。

面对一个生命，

不同的诊断结论，

可能会让医生扮演不同的角色：上帝或死神。

而结论的依据是什么？

张正贤认为，

在生命面前，

谈经验，谈指标，谈概率，都是苍白无力的：

“1952年，我们还认为没有人能攀越珠穆朗玛峰，

1953年5月29日，

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和他的尼泊尔向导旦增·诺尔盖，

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作为医生，

他也想成为第一个登上医界珠峰的人，

但这场生命征途并非医生的征途，

而是病人自己的征途，

真正征服生命珠峰的人，是病人和他们的家人，

他们对生命的盼望、勇气和付出，让他们征服生命的珠峰。

作为医生，

他只是尊重了病人的生命选择权：

“当你看到他们对生命依然充满希望时，

我们的职责是保护并灌溉这生命的希望，

而不是粗暴的将其扼杀，

将你所理解的‘生存质量’强加于病人。”

因此，

世界各地被判“死刑”的脑癌病人，

纷纷慕名来到查理所在的威尔斯亲王医院（Prince of Wales Hospital）寻求救治。

4

新加坡女孩珍妮弗在两岁时被确诊恶性脑瘤，

妈妈在全球7家知名脑瘤中心为她求诊，

但所有医院都告知她：不可手术，

两岁的她亦不可接受化疗放疗。

凶猛的肿瘤可能会让珍妮弗在几个星期内死亡。

“初次看她的片子的时候，

我也同意之前的诊断，

但片子中有一个小小的异常部位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注意到这一点，

我对她妈妈说，

有99%的可能是，同行医生的诊断完全正确，

就算我做手术的话，结果也可能是糟糕的。

但片子中有一点异样的东西，

我可以试一试。”

最终，

张正贤通过手术取出了整个瘤体，

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

珍妮弗的肿瘤是个良性瘤。

而现在，

珍妮弗已经痊愈，

可爱的她正在享受着美好的人生。

特洛伊是抱着最后的希望来找查理的，

他同样看了很多医生，

都让他回去等待死亡。

但接受手术后，

他的脑瘤完全切除。

今天的他能走动、能说话、能看见，

他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接受手术是我一生最正确的决定，查理是奇迹的创造者！”

特洛伊和妻子

在张正贤所做的手术中，

脑干胶质瘤手术招致了最多的批评声，

因为，

脑干是人脑中最重要，也最脆弱的部分，

它在很小的范围内集中有许多神经核团、传导束和网状结构等，

脑干肿瘤多为浸润性生长的胶质细胞瘤,

因而手术困难很大,

易造成脑干内的重要结构损伤。

“现代神经外科之父”、美国脑外科专家哈维·库兴 说过：

“脑干肿瘤手术应被认为“禁忌”，即便对技艺最精湛的手术医生而言。” 

而张正贤，

成功的挑战了这一“禁忌”。

5

张正贤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奇迹，

但也因此犯了“行业大忌”：

从医学指标和依据讲，

他救治的这些病人是“不治的”，

已被其他医生宣告“不可手术”，

这种“拆其他医生台”、“坏行规”的做法，

惹恼了同行、权威和上层管理机构。

同行认为他的手术是激进的，有违常规的，

甚至缺乏医学指标和依据，

许多医生因此拒绝将自己的病人引荐给他。

曾经，

悉尼儿童医院拒绝让查理为一名18个月大的幼儿做手术，

理由是肿瘤长在“不好的、不宜手术的区域”，

医院让孩子回家等，

但家长找到了张正贤。

为了阻止这场手术，

医院还为幼儿申请了法庭监护，

结果，

他在法庭的禁令下达前进行了手术，

现在，

这个孩子活得好好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

该医院7年来没有让一个病人到张正贤那里治疗，

难道是同行之间的争斗，和医生们的自尊心，

比病人的生命希望还重要？

在张正贤看来：

“我们大多数医生是职业的、善良的，

但麻烦的是，

声音最响和最有权力的，

往往是那些不把病人利益放在脑中的人。”

霸凌无处不在，

澳洲医学界亦不例外。

作为神经外科透过内视镜手术摘除脑部肿瘤先驱，

加之不断挑战高难度手术，

令张正贤在澳洲神经外科学会遭到不可避免的排挤和打压，

最后，

该会会长直接与他通电话，

警告他不要再收同行医生已经诊断为不治，或不可手术的病人；

不要再为这些病人实施手术，

因为其他医生的诊断是符合当前诊断依据的，

你不能不断地推翻这些诊断。

“即便这意味着本来有希望延长生命的病人死亡？”张正贤问。

“对，即便如此，他们大多数人最终都会死。”

会长继续提醒道，

“这样，

你作为医生才能真正融入学会，被同行接受，

他们会推荐更多病人给你，

最终，你救治的病人会比现在多。

你要从这个角度看问题。”

“抱歉，我做不到，我就做这个圈子的边缘人物吧。”

最终，张正贤选择退出该协会。

还有一些澳洲本地医院拒绝张正贤使用手术室，

甚至有一个医院说：

“只要有床位，任何医生都可以收病人入院，除你以外。”

尽管备受排挤，

但他一直深受病人，乃至更多的人喜爱。

2012年，

澳大利亚在全国范围内评选“谁是澳人最信赖的人？”

结果，

张正贤高居榜首。

6

“在我们这个社会，

如果大多数医生诊断认为不可手术，

你就不能作为‘黑马’跳出来说愿意试试手术治疗。”

但张正贤偏要跳出来试试，

他就像那叛逆不羁的医界牛仔！

张正贤的父母是新加坡华侨，

早年移民道澳大利亚，

少时，

由于父亲冷峻严厉，

他便常常在电影中寻找自己向往的父亲和英雄的形象，

他最喜欢的就是约翰·韦恩扮演的西部牛仔，

那桀骜不羁的个性深深影响了他。

他喜欢狂热与激情，钟爱摩托车，

每次做完手术后，

不论是凌晨几点，

他都要亲自骑着自己的阿普利亚摩托车回家：

“骑摩托车必须很专注，

这是我手术后的放松方式，

集中精力骑摩托车让我感觉自己活着。”

作为一名“有身份、有地位”的医生，

张正贤在这个圈子里显得格格不入。

医学院的领导曾警告他说：

“请注意与病人的距离，

一个医生要有医生的形象和身份。

请你不要让病人毫无距离的直呼你的名字，

请你不要去泡那些俱乐部和酒吧，

更不要天天骑着你那意大利摩托在医院呼啸而过！

做神经外科医生要维持一定的形象，

这是病人期待看到的！”

“见鬼的形象！”

张正贤觉得这太可笑了：

“医学院到处充斥着哪些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书呆子，

你又怎能期待他们会以普通人，正常人的心，

去体会，理解病人的疾苦？

我是个普通人，

我能体会普通人的苦楚。

为病人手术是上天赋予我的特权，

特别是当病人将生命交在你手中的时候。”

7

病人们总是希望有那么一个医生，

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他们愿意用生命去试一试，万一出现奇迹呢？

但是，

医生所受的教育和训练，

往往并不接受这种“尝试”，

他们一切皆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

而且，

医生会对所谓的“生存质量”做出评估。

尽管有时，

当医生告诉病人放弃治疗时，

他要表达的是：手术的风险大于益处或术后生存质量糟糕，生不如死。

可是，对病人来说，真是如此吗？

菲列娜在患脑瘤7年后坐上了轮椅，

她找到了张正贤，希望把肿瘤切除，

“可以。但你仍然会坐在轮椅上。

你为什么要求手术，

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拖延了你的死亡，并非延续你的生命。

你可能连挠痒痒都做不到。”

谁知，她愤怒了：

“医生，凭什么由你来告诉我‘生命质量’？

我有两个青春期的女儿，

生命质量对我而言就是，

在女儿需要的时候，

我能够在她们身边，

与她们分享自己人生的经历和智慧。”

那一刻，

张正贤突然意识到，

身为医生，

他将医学认为的“生存质量”概念强加给了对方。

菲列娜接受了手术，十年后她依然活着，

虽然坐在轮椅上，但她非常感谢查理，

让她仍然能够分享女儿们的生活，看到她们成年。

即使是站在最前沿的医者，

所知也是有限的。

但对生命，

必须充满敬畏，

正视每个人对生命的期望。

如果仅仅是机械、僵硬地参考医学标准和规定，

有些病人，

永远不可能接受手术。

在这个充满敌意的职业环境和背景下，

张正贤为何还义无反顾地根据病人的意愿，

为他们提供治疗意见和手术？

那是因为：

“生命是宝贵的，活着是令人向往的。”

每当有同事看完绝症病人后说：

如果活成这个样子，我肯定不想活了。

张正贤就会告诉他们：

首先，

你自己并没有活成那个样子；

其次，

当你面临死亡的时候，

你会对生存的希望抓的更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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