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捐精受孕长成的孩子想要知道生父是谁

捐精这个话题让一些人不舒服。对我来说，当我开始为ABC作一个有关捐精受孕长成的成年人的纪录片时，对讨论精子的不安都消失了。

在制作我们的纪录片《匿名捐精》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能找到那些成千上万匿名捐精的男人，对他们说：请看看这些用匿名的精子受孕长成的孩子的故事。他们中的许多已经成年，得知了他们的受孕真相。许多人想要知道他们的生父。他们有权利知道。

在澳洲，需要通过法律来赋予他们这个权利。现在是时候结束捐精受孕的秘密性和不公开性了。匿名是有缺陷的，造成儿童、父母和捐精者自己的抑郁和悲伤。

我们开始这个项目时，导演Lucy Paplinska和我通过维州辅助生育治疗管理机构（Varta）联络到了捐精者和捐精受孕长成的成年人。

我们见到了Michael Griffiths，40岁。他是剧院音乐人，28岁的时候读母亲的未发表的自传时，意外地发现自己是捐精受孕的。这一发现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深刻的自我省察。

在墨尔本的一次集体会晤上，我们见到了Ian Smith。他来自是Madmen（墨尔本匿名捐精者）。Ian讲述了他对从未谋面的七个亲生孩子的感受。他和会晤上的其他捐精者披露了这个从未为人所知的故事的一个侧面。有些人30多年前捐献了精子，捐赠的时候没有想过“生育”的问题。但是现在，他们愿意被联络，通过这样的做法来支持那些他们认识的捐精受孕的人获知自己生父的身份信息。

导演Lucy和我常常自问，四十年前那些使用匿名精子的产科医生是怎么想的。在澳洲，6万捐精受孕的人中大部分不知道自己是通过捐精受孕的。他们的父母没有告诉他们，诊所不会告诉他们，他们的出生证上也没有纪录。

为了得到给不孕夫妇创造宝宝的生意，诊所们在1970年代作出了一个决定，即匿名捐精是社会对这种新兴受孕治疗所能接受的唯一的方法。只要孩子没有发现他们是捐精受孕的，这个计划就能成功，而父母们能承受保密的重任。

我们在墨尔本还见到了Ross Hunter，他是在33岁上才发现自己是捐精受孕的。他想要找到捐精者，但是他还没有找到受孕纪录，他的捐赠者不在自愿注册名单上，也不在DNA数据库中。Ross与这个小组的其他捐赠受孕人士一道发起了一项宣传，叫做“RUDC？”（你是捐精受孕的么？），来鼓励子女们询问父母这个问题。鼓励子女发问也是鼓励父母们讲出真相。父母们如果知道他们的子女能找到捐精者，就更容易讲出真相。

目前的调查并没有包括究竟有多少捐精者愿意被联络。不过，我们的调查清楚地表明，有许多捐精者愿意被联络。幸运地是，在拍摄过程中，有两名参与者找到了他们的捐精者，而他们都愿意被联络。

我们追随Michael Griffiths，他回到阿得雷德寻找他的捐精者的信息。一名捐精者读到报纸上的文章后站了出来，但是他希望保持匿名，直到DNA测试能证明他与Michael有亲子关系。几周后，我去找这名捐精者，问他是否愿意参与我们的纪录片。

他是学生时代捐的精子。在报纸上看到Michael的面孔让他很震惊，他决心找出他的亲生孩子。他电话和发邮件给他能想到的每个人——诊所、政府、医生。他给我看了他的追踪纪录，——有很多很多。

这男人来找我们，他有三个孩子。他愿意做DNA测试，并去登记，但是整个南澳州并没有一个组织能做这个测试，或者给他提供信息。他告诉我他的家人都很喜欢音乐，（Michael是个歌手和钢琴师），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我能清楚看到生物连接的力量是双向的，并不是只有子女需要知道父亲是谁。

像Monash IVF这样的维州诊所一直保存身份资料，如果有人要求，他们就会写信给他们的亲生父亲。一些捐精者拒绝联络，这样诊所就不能告诉他的子女任何身份信息。这种拒绝是痛苦的。我知道这些捐精者当初匿名捐精的时候就没打算联络子女，但是这些子女都是活生生的人。

我与阿得雷德这位匿名捐精者还保持联系，关注他与Michael的DNA测试。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他如坐针毡。他说，他觉得自己就像是等待孩子出生的爸爸。

ABC电视台8月18日周二晚上9：20播出《匿名捐精》。

与捐精受孕有关的问题，请访问www.varta.org.au 或 www.areyoudonorconceived.org

（Ross Hunter在维州公共记录办公室展示他的捐精者号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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