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天文学博士因为性取向失去工作，一怒之下，他决定改变美国历史…,澳洲第一传媒微信公众号文章

六月，是“同志骄傲月”，因为疫情原因，骄傲大游行在很多地方被取消了，不过彩虹旗还是随处可见。

作为年轻一代，“撑同志，反歧视”这样的口号已司空见惯，甚至，说得多了还会遭人厌烦。但是，社会对同志的包容度并不是一夜之间就有的，把时间倒转几十年，监视、举报、殴打，恐怖的阴影到处都是。

今天，就讲讲第一个站出来抗争，让同性恋群体堂堂正正站在阳光下的人——Frank Kameny。

Kameny出生于1925年美国纽约的一个犹太家庭，多年来，他是一个纯正的理科男，对民权、社会运动没有表现出一点兴趣。他喜欢的，其实是物理。

1941年，16岁的Kameny去皇后大学读物理专业，在毕业之前应征加入美国陆军。他在军队当了20年的兵，经历过二战的欧洲战场，退役后，Kameny重回皇后大学读完物理学，接着去哈佛读天文学。

那时正是苏美冷战，两国卯足劲比拼“太空竞赛”，Kameny的未来无疑是光明的。他拥有哈佛硕博两个学位，人正值壮年，多年参军根正苗红，天文知识丰富，毕业后去国防部工作妥妥的。

但没想到，意外在旧金山的一间厕所里发生了。

当时，Kameny去旧金山参加一场天文研讨会，在参会间隙，他和一个男人在一个公共厕所里发生了亲密行为。在五十年代，社会对同性恋非常排斥，想要找到同类，他们只能去偏僻隐蔽的地方，比如小树林、厕所和小酒吧。

但Kameny没有想到，早就有警察盯上了他。在厕所的天花板上，有一道空隙，两双眼睛凝视着他们。是警察，他们趴在上面，透过通风格栅窥探。

一出来，Kameny就被逮个正着。

在当时的美国，有同性性行为在很多州都属于犯罪，虽不是重罪，但绝对丢脸。

被抓后，警察们向他保证，只要他接受三年缓刑，档案上不会给他留下犯罪记录，Kameny接受了，但过了一年，当他在夏威夷参加国防部一个项目的时候，他收到下面这封信。

信是公务员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寄的，委员会说他们在查看公务员过往资料的时候，发现Kameny是有案底的人（那两个警察没有删除记录），要求他立马去华盛顿接受审问。

一开始，Kameny还在勉强挣扎，努力为自己开脱。他说自己在旧金山被逮捕是因为扰乱治安，并不是有什么“猥亵行为”。

但华盛顿的调查员不听，一个劲地问他难堪的问题，问他性生活的细节。对这些细节，Kameny全都闭口不谈。他既不想撒谎，也不想认罪。

在一场场耻辱的审讯后，Kameny被国防部扫地出门，他还发现，自己不被允许进入任何一个政府机构工作。对一个想拓展太空的学者来说，这无疑是灾难的。

在梦想破灭的痛苦中，Kameny后知后觉，原来自己是FBI“清理同性恋行动”中的受害者之一。

FBI对同性恋的打压始于1937年，那年，一个变态绑架并杀害了10岁男孩Charles Mattson，震惊全美。人们开始把同性恋和侵犯儿童的变态等同，要求安全机构清楚这些社会渣滓。

那个年代，同性恋，等于“道德堕落”，等于“情绪不稳定的危险分子”，等于“可能投敌卖国的人”。

一句话，他们危害社会安定。

于是，在1950年，美国参议院的一份报告呼吁对政府内部的同性恋者来一次清理。

第二年，FBI就开展了一场叫“Sex Deviate”（性偏离）的运动，在全国各地布置了一张庞大的线人网，让医生、职员、房东、老师、学生们把自己见过的可能是同性恋的人举报出来，FBI挨个上门查。

之后，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更是将这种“清理”行动合法化。他签署了执行令10450，批准调查政府内部的“性变态”，以此保证公务员群体的“纯洁”。

自此，“紫色恐怖”（Lavender Scare）正式拉开序幕。十多年时间，上千上万的人被怀疑是同性恋，失去工作，丢掉社会尊严。

（纪录片《紫色恐怖》中展示的历史录像，一个男同性恋被两个警察逮捕）

被怀疑是同性恋的证据，可能是来自他人的目击，可能是阅读有同性恋倾向的书籍，也可能仅仅是一次无心的勾肩搭背。FBI找到他们，开场白是同一句话：“我们有关于你是同性恋的证据，你有什么自辩的吗？”

“有”，或者“没有”，人们必须马上给出答案。没有律师，当时的同性恋们也不被允许去找律师，在恐惧中，很多人选择了承认。甚至，承认了还不够，FBI还让他们交出更多的人。

在纪录片《紫色恐怖》中，当年的受害者Bob说，自己承认了同性恋身份，但FBI要求他说出至少5个人的名字。

“我脑子搜索了一遍，说了5个我觉得受伤害程度应该最小的人。我本来以为，我说了以后就没事了，他们能放过我。没想到，我们全被炒了。”

Joan Cassidy上尉也证实了这个说法。她是一个隐藏多年的蕾丝，见到FBI在半夜把所有女海兵们赶出寝室，用大灯照她们的脸，依次审问。

“我们找了你住在隔壁的朋友，她已经告诉我们你是同性恋。只要你给我们其他人的名字，我们就对你从轻发落。”Cassidy回忆当时调查员说的话。

但“从轻发落”从来只是幌子，所有人都会被赶出海军，FBI还会给她们的父母寄信，告诉他们自己的女儿是同性恋。于是，军队和家乡，都回不去。

（Cassidy年轻时的照片。为了保住军衔，她隐藏自己的身份，一直活在被人发现的恐惧中）

在这种高压之下，有的人承受不了，选择自杀。

Andrew Ference是美国驻法国大使馆的行政助理，能说5门语言，工作勤勉。

1954年，政府对他的性取向起了疑心。在2天彻夜的审讯中，Ference承认自己和室友是恋人，之后被迫辞职。因为担心政府会把他的性取向公之于众，Ference在4天后自杀。

在紫色恐怖中，同性恋们忍受着巨大的压力，小心隐藏自己的性取向，一旦被人发现，只能自认倒霉。

但是，凭什么？凭什么因为自己喜欢的是同性，就要躲躲藏藏，就要掩饰，就要失去工作？在这战战兢兢的气氛中，有一个人选择站出来，质问这一切。是Kameny。

失去工作后，Kameny的立场一下子被激化了，他不再选择隐藏，而是怀着怒火，向法院对自己被解雇一事提出上诉。他失败了两次，之后又要求美国最高法院复审，但最高法院拒绝了他的申请。

虽然毫无结果，但Kameny成为了历史第一人。他的是一个公开同性恋身份，在最高法院为同性恋群体争取权益的人。他的申请书中，对当时根深蒂固的“同性恋道德堕落论”的指责，也成为之后运动中的革命宣言。

从那以后，Kameny完全投身到同性恋平权运动中，再也没有在任何机构或公司工作（他靠朋友们的资助生活）。

1961年，Kameny和朋友Jack Nichols建立了华盛顿马特兴协会（Mattachine Society of Washington），这是美国第一个同性恋民权运动组织。

有意思的是，这个组织一开始只有20人不到，但它从诞生初始就被监控和渗透了。

1961年8月1日，Kameny和其他人讨论如何建立组织的时候，Kameny发现会议上来了张熟脸——Louis Fouchette。此人是华盛顿特区警察局道德部变态科（真的叫这个名字）的头目，竟然堂而皇之跑过来假装自己是同性恋，偷听Kameny的组织计划。

Kameny把他赶出会议，之后让所有成员都用化名交流，只有自己用真名，保护他们的身份。不过，他们的会议内容还是被FBI知道了。警察找到了他们所在的酒店的经理，让他负责窃听。经理听完，会议记录当天就出现在FBI局长胡佛的办公桌上。

协会内部也有线人。一个姓名不详的男人因为被协会成员劈腿，一怒之下把十几个人的名单交给FBI，好几个人失去了工作，生活被毁。

有的人是出于愚蠢。协会资深成员David Finn为了向FBI证明协会里没有颠覆分子，把成员名单、协会章程，和所有活动计划都交给了FBI。他以为只要证明清白，FBI就能放过协会，但FBI实际上把这些信息交给了司法部，作为艾森豪威尔“忠诚-安全计划”下可用的起诉材料。

房东、亲戚、朋友、熟人，很多协会成员在不同的情况下被他们告发过，但人们并没有退缩，仍然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的自由呼喊。

1965年，马特兴协会在白宫门口进行了第一次抗议，这也是最早的同性恋公开抗议活动之一。

7个男人，3个女人，举着牌子默默绕圈转。在他们面前，是FBI探员们。他们知道探员拍照是为了记下他们的身份，好之后把他们赶出政府，但这10个人仍然无所畏惧地看着镜头，沉默地进行自己的抗议。

之后，马特兴协会和女同平权组织“碧丽提丝的女儿”（Daughters of Bilitis）联手，在联合国门、五角大楼、费城独立大厅等地抗议。

（最前面举牌的是Kameny）

在抗议中，和其他同性恋团体最不同的是，马特兴协会坚持“同性恋正常且道德”的观点。

很多同性恋团体为了融入社会，接受社会给他们贴的标签，只希望能在有限的空间下给他们更多的自由。但Kameny不同，他希望的同性恋的斗争是“彻底全面，草根式的，从头到脚和歧视抗争”。因为他看明白了问题的本质：同性恋所面临的困境，和“国家安全”没有关系，也不是一个道德议题，它实际上是关于公民的权益。

“我是一个同性恋美国公民（I'm self a homosexual American citizen)。”Kameny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这身份中的每一个部份，你都不能忽略 (And you can't forget either part of that)。”

“同性恋群体，和我们国家其他少数群体没有任何不同。宪法和独立宣言承诺过要保证所有公民的权利，这些权利中包括追求幸福和平等的权利。作为人类，还有发展和实现他们潜力和尊严的权利；作为公民，还有让他们为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做出最大贡献的权利。但现在，联邦的政策对这些权利都翻脸不认账了。”

在公开场合讲这些话，提出这些质疑，是勇敢的，因为之前没有人这么干过。

Kameny更进一步，和主流舆论唱反调，否定“同性恋不道德”的说法，大声说“同性恋是道德的”，“是好人”。

Kameny还给肯尼迪总统写信，希望他能改变对同性恋的歧视政策。

这中间，FBI和其他政府机构不是没有阻止过。德州议员John Dowdy知道了马特兴协会的存在，非常愤怒，想把这个“变态的”协会取缔掉。他提出一项法案，希望能禁止马特兴协会以及其他任何损害社会“健康、福利和道德”的组织的存在。

Kameny在国会上与他对峙，反驳Dowdy所谓的“同性恋危害社会”的说法，捍卫同性恋群体的自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一名代表也作证反对该法案，说法案违宪，因为它侵犯了马特兴协会根据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

这场国会上的交锋使民间舆论悄然转向。Kameny获得了媒体和市民的同情，最后，法案也没有通过。

此役之后，Kameny越战越勇。

1966年，Kameny带着马特兴协会争取同性恋在酒吧喝酒的权利。在当时，美国的酒类管理局规定，任何商家不能给同性恋，以及疑似同性恋的人提供酒，如果发现会对商家罚款，甚至直接关门。但酒吧是为数不多的同性恋们可以放松的地方，所以他们会偷偷喝，时刻观察有没有警察进来（酒吧是警察抓捕同性恋最多的地方）。

但马特兴协会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在酒吧里坦白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然后大大方方地喝酒，等的就是警察来抓他们，之后，把这些抓他们的机构一个个起诉。因为人权委员会裁定同性恋有权在酒吧喝酒，警察对酒吧的突袭行动之后少了很多。

这场活动的胜利，为三年后那改变无数同性恋命运的“石墙事件”（Stonewall riots）做了铺垫。

1969年，当同性恋们已经习惯在酒吧正常地喝酒时，警方开始以别的形式找茬，看他们有没有在酒吧牵手或接吻，如果发现，还是会抓。那年的6月28日，警察涌入曼哈顿一家叫“石墙”的酒馆，抓了13人。一个女同性恋被推到警车上，撞到另一个人的头，她们痛苦地大喊起来，引来周围市民的注意。出于义愤，市民和顾客把酒馆包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