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起刷屏级事件

中国有两类人最喜欢中产群体，一类是房地产商，因为中产是购房的主力，另一类是媒体人，因为中产本身就意味着话题和热点。

开年以来，至少有三起引起全民热议的刷屏级事件，皆与中产相关：

1、中年财务危机

2月份，深圳一中年男子遭某大型电信企业辞退，尽管手握两套房，但因失业后无法负担高达两万多的房贷，立刻陷入财务危机。该男子的遭遇立刻引发全民关于中产财务危机的热议。

2、加班焦虑

4月初，一则《此处故意留白》的H5作品在全国刷屏，作品以素描的独特方式，动人呈现了一条为加班所累的“广告狗”。加班是中产的家常便饭，从广告人到医生再到程序员，无不产生共鸣。

3、教育焦虑

第三个刷屏事件，发生在四月底，教育培训机构学而思培优在广州发起集赞换送券活动，当晚，广州家长的朋友圈集体沦陷。

有家长感叹：“整个朋友圈瞬间都被某培训机构集体刷屏，才知道原来身边好多朋友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觉得我家似乎特别不努力一样”。

而就在去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调查报道《疯狂的学而思，疯狂的校外培训》，引发全民声讨。该培训机构每节课收费在两百元以上，为此掏钱的，80后中产家长是主力。

中产群体的这三起刷屏事件，其实都与一个关键词有关——焦虑。

他们为悬在头上的财务危机焦虑，为没完没了的加班焦虑，为下一代的教育焦虑。

2016年7月，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在专题报道中称，“中国中产是世界上最焦虑的一群人”。

无独有偶，近日智联招聘发布的《2017年中国新锐中产调查报告》显示，有1/3的新锐中产经常感到焦虑，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得抑郁症，而经常焦虑或偶尔焦虑的人群比例更高达95%。

焦虑，已经成为中国中产的集体表情。

二、三条生死跑道

焦虑，是因为当下的状态不符合本身的期望，当现实距离期望值日益遥远，人的焦虑感也会水涨船高。

对中产来说，正是逼仄的现实和岁月静好的想象形成的巨大张力，让他们焦虑感倍生。

其实，中产想要的生活很简单：一份高收入工作，一间宽敞的大房子，一家人其乐融融，还有一辆车子和一条温顺的宠物狗。

总之，是既有钱又有闲，当然，他们的下一代也能在阶层竞争中保持领先，继续过着有钱又有闲的生活。

但是，愿望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在“财务、时间、教育”这三大跑道上，中国中产正经历“落后即淘汰”的残酷赛跑，他们三线作战、疲于奔命，在焦虑中苦苦等待曙光。

1、“财富跑道”

我们把中产的第一条跑道称为“财富跑道”。

在货币大幅贬值的阴影下，中产的财富保卫战，某种程度就是与通货膨胀的正面战。

常年徘徊在2%上下的CPI只不过是障眼法，它无法说明真实的货币贬值率。所以有人才在网上吐槽：反映物价的CPI每年只涨两三个点，我的工资每年能涨百分之十几、二十，但为何感觉越来越买不起房？

事实上，我们应该看货币贬值率。过去25年货币发行量增长了61倍，年均增长19.41%，减去真实的财富增长，也就是GDP年均增长率9.87%，最后得到一个数据：约10%。也就是说，货币每年至少以10%的速度贬值。

这意味着，100万现金即使存银行有3个点的收益，一年仍贬值7万，八九年后缩水差不多一半。财富的缩水程度，远超一般人想像。

尤其是过去一年，一二线城市房价疯涨，动辄20%以上的涨幅，让中产意识到，若照此趋势，不出四五年，手中货币在楼市的购买力打了对折，这是极为可怕的贬值速度。

货币贬值，堪称是中产的心头大患。

《2017年中国新锐中产调查报告》的调查结果验证了这一点：在新锐中产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中，通货膨胀问题高居榜首，其次是食品安全和房产限购。

调查结果还显示，工资占中产群体收入的93%。

一面是近乎失控的房价，另一面是艰难爬行的工资涨幅（平均每年有10%的工资涨幅已相当可观），可以说，这是一场有失公平的赛跑：“通货膨胀”借助房价的洪荒之力狂飙突进，而依赖工资的中产只能如蜗牛般爬行。

任何一个跑道上的人都会感到焦虑。

去年3月，女博士于聪的自述《我所亲历的北京抢房潮》一时风传，作者在九天内看了六套房子，见证了抢房潮里的众生相，“房子一天涨五十万、三天涨80万”现实也让这位见多识广的博士感到震惊。

于聪这样感慨：

一直以来，我同样相信，努力工作才是人生最大的切入点，可是，当我看见只比我大5岁的年轻人，因为早买了几年房子，就已经积累到了很多小企业几年的业绩。

5年后，人与人财富和生活质量的最大差距，竟然不是因为工作努力的结果，而是房子！谁在历史的洪潮中及时出手，谁就坐享其成。

和很多搞科研的人聊房子，大家一致认为，这么努力的工作，依然是在生活线上挣扎，而如果一旦抓住了某个机会买到合适的房子，胜过奋斗几十年！真是找不到努力为国家奉献的动力！当房子给年轻人造成这么大的浮躁心理时，我不知该如何评价。

女博士于聪个体的焦虑和惊惶，其实是整个中产群体在这场“财富赛跑”中的情绪写照。

从全球范围看，通货膨胀问题也困扰着国外的中产群体。以美国中产为例，1985年美国中产平均年收入2万美元上涨到2013年5.6万美元，增长280%，但若加入通货膨胀因素，1985年中产平均年收入达到4.8万美元，也就是说，过去三十年美国中产的收入基本上没太大变化。

通货膨胀，困扰着全球的中产。而中国中产的特殊性在于，房子作为他们的刚需，其价格涨幅十几甚至数十倍于其他消费品，这在其他国家是罕见的，中国中产在泡沫浮泛的“财富跑道”上，力不从心的焦虑感也更为强烈。

2、“时间跑道”

我们把第二条跑道称为“时间跑道”。

加班，俨然成为新锐中产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缺少看电影的时间、缺少陪伴孩子的时间、缺少读书健身的时间，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没完没了的加班。

这是一场时间争夺战。能不能晋身为“有闲阶层”，这是一项重要的衡量指标。目前来看，达到这一目标显然很难。

《2017年中国新锐中产调查报告》发现，加班现象普遍存在于中产群体中，在从年薪5万到年薪500万，不加班的人群比例都不超过50%，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中产视加班为常规。

尽管报告显示，有超过9成的中产渴望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甚至有4成人认为生活更重要，但显然，在加班挤压下，生活不可避免要遭到挤占。

今年1月，一张国内IT企业加班排行榜流传甚广，华为员工平均工作日加班3.96个小时，腾讯和阿里巴巴不遑多让，达到3.92和3.89小时。

身处如日中天的互联网行业和知名企业，并没有让中产告别加班，相反，这可能意味着工作和生活的失衡加剧。

关于加班，有过一个经典段子：某年小米年会上，主持人宣布进入圆梦环节，由雷军抽取抽奖箱中员工写的心愿，读出来并承诺兑现，结果雷军连抽三次都抽中“希望明年不加班”的纸条，雷军沉默地看着员工，场面尴尬不已，直到主持人宣布本环节结束才缓解尴尬局面。

段子真假姑且不论，中产的加班之痛却是明明白白写在纸条上了。

对中产群体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无非两个，财富和时间。实现财务自由，很大程度也是为了解放自己的时间。

只是现阶段，在这条“时间跑道”上，中产群体很难改变被动姿态。为了保住岗位，他们需要加班；为了加薪，他们需要加班。

《2017年中国新锐中产调查报告》揭示了一个悖论：薪酬越高的人加班越少，因此，为了从加班的中产变成“有闲”的中产，他们只能继续拼命加班，以图提高自己的薪酬和职位，从而最终告别加班。

这是中产的无奈，也是中产的希望。在“时间跑道”上成为赢家，这是一条漫长的征途。

3、“教育跑道”

中产所在的第三条跑道，我们可以称之为“教育跑道”。

如果非要挑出一个问题，中产对其关心程度超过通货膨胀，那只可能有一个答案，就是子女的教育。

去年7月的一则新闻报道称，一位80后上海妈妈为即将上一年级的孩子列了个学期清单，暑假活动加课外学习的开销达到32万元。除了各种学习用品和夏令营外，共计20个课外兴趣班。

在南京，一所私立学校的幼升小面试中，5086名孩子竞争216个名额，录取比例破23：1。该学校如此受欢迎，得益于该校为出国留学而订制的教育方案。

在这条竞争惨烈的“教育跑道”上，中产家长们卯足了劲，给下一代提前输送弹药。他们知道，这场赛跑的真正对手，与其说是其他孩子，不如说是加速度的阶层固化。

毕竟与社会上层相比，他们的孩子输不起。

如果无法向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跃迁，那么至少要保住中产阶级身份，这是底线，万万不能掉入底层。正是这种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让中产家长不敢掉以轻心，不惜血本投入。

《2017年中国新锐中产调查报告》显示，占据中产日常开销的前三名分别是还贷、购物和子女教育。也就说，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后，中产的荷包主要贡献给孩子。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新锐中产在子女教育上更舍得投入。47%的新锐中产（10-50万年薪）把子女教育排名前三的主要支出，而收入为100-500万的高收入群体占比为36%。

这种差异耐人寻味，它说明在阶层固化的趋势下，新锐中产对下一代教育有更强的紧迫感，他们本能般冀望教育让下一代保住自有阶层甚至实现阶层跃升。

社会学家布迪厄说过，文凭只是“一个日渐疲软的通货”。但是，面对经济资本和社会权力，中国中产阶级的孩子除了拼高考和出国留学，并没有太多选择。

事实上，同样在“教育跑道”上，美国中产的家长同样心累。

曾任百事可乐和大通银行副总裁的著名企业家纽鲍尔曾告诫：“除非去上大学，否则你不会走上生活的上升曲线；今天在美国，教育是成功的关键。”

“名校效应”在美国可能比中国更显著。《大西洋月刊》的调查显示，即便是排名第25名次级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收入还是比哈佛、耶鲁的毕业生少了差不多40%。

名校是阶层流动的跳板。为了让下一代上名校，美国的中产家长也是绞尽脑汁。

位于华盛顿市区西北的第三选区是联邦政府高层主管人员的聚集地，都是工资不菲的典型中产，可是，他们仍然将60%的可支配收入都花在子女的私立学校了。纽约的高档私人家教每小时学费是600美元，半天辅导费用超过大多数工薪人士半月的薪水。即便如此，美国的中产家长依然乐意买单。

“这只是一个漫长过程的起点，家境优越然而急不可待的父母企图在这一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增加他们子女进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其他名牌大学的机会。”美国社会学者卡拉贝尔对美国中产的解读，也适用于中国中产。

三、时代的变奏

财富跑道、时间跑道和教育跑道，这三条跑道构成了焦虑的中产群体的生存基本面。三条跑道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环环相扣，存在两种循环的可能。

最理想的结果是正面循环，财务自由、时间自由以及下一代的教育自由三者同时得到解放；而最糟糕的结果，则是形成负面循环，薪资上不去，房子买不起，整天忙于加班，无暇思考更长远的问题，面对高昂的学区房价格无可奈何。

负面循环，也就是穷忙族的典型困境：越忙越穷，越穷越忙。现在最让中产群体焦虑的，就是陷入这个负面循环。

会不会陷入这个陷阱，很大程度上由“财富跑道”上的表现来决定。但货币超发和房价暴涨导致的通货膨胀，犹如一股洪荒之力，普通中产根本无力抵御。

中产群体之所以会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感到吃力，根本上，是因为自身的财富积累速度和技能更新速度跟不上时代的高速变奏。

这个时代同时发生的三大变奏，无论在财务上还是心理上，都带来前所未有的考验：

1、从工资时代到食利时代

经济增长放缓伴随货币的持续大规模超发，后果必然是财富大爆炸，食利阶层大量涌现，但工薪一族日益艰辛。

十几年前，普通白领在北上广深辛苦打拼，仍有很大机会买一套房，但如今，这渐渐变成一种奢望。从稳扎稳打的工资时代，到资本大鳄主导的食利时代，中产要在“财富跑道”上完成超越，需要更多的代价和运气。

2、从阶层流动时代到固化时代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发现，在人类的财富分配史上，资本和劳动分化的强劲趋势一直未曾真正减弱过，除了战争爆发时期，大国的不平等程度都在稳步增长，且愈来愈快。

皮凯蒂也专门研究了中国，据他的观察，最近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显然更倾向于收入排在前10%的人群。一个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阶层固化社会加速形成。

阶层流动的大门正在收窄。为了让下一代握有向上流动的船票，在“教育跑道”上不惜重金投入，几乎中产成了唯一的希望。

3、从半自动时代到智能时代

社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的结果，必然是人力越来越廉价，而手中拥有资本、技术和创意这三宝的人，竞争优势会越来越大。

对普通中产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及时进行技能和观念升级，职业生涯或有新突破，但若囿于老旧的知识结构，重复低附加值工作，结果不是被淘汰，就必然会沦为“时间跑道”上的失败者。

在美国上世纪80年代所开始的那次高级技术产业结构调整中，很多中产阶级失去了原来的白领工作，从制造业、金融业、传媒业、房地产业等高薪工作转向零售、餐饮、旅游等低薪蓝领工作。他们不仅薪水减少，离“有闲阶层”也更遥远了。类似的悲剧，很有可能在今天的中国中产身上重演。

这就是中产群体无法逃避的时代的三重变奏。此种趋势的演化，使得阶层分化的马太效应加剧，在时代洪流中，中产群体所处位置颇为尴尬，不上不下，冲上去有心无力，掉下来又心有不甘，因此，在惶恐和焦虑中维持现状，寻求机会。

四、最后的胜利者：押注未来的人

虽然我们在中产的脸上看到的满是忧虑，不过，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保留着乐观主义的底色。

《2017年中国新锐中产调查报告》中，有接近2/3的人认为，“自己已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在追求个人更高层次的发展。”

这种自我认知，包含着对个体命运及社会演进的乐观。焦虑下的进取心态，其实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

虽然北上深房价节节攀升，但真正的人才还是能找到立足之地；虽然阶层流动的大门在缩小，但一张名牌大学的文凭依然不失为有效的敲门砖；虽然职场竞争让人苦不堪言，但新产业的勃兴却也提供了许多可能性。

时代大趋势固然无法扭转，个体的突围仍不乏闪展腾挪的空间。

这个时候，还在跑道上的人，需要的不是蛮干硬干，而是要转换思路，改变打法，从投资外物转向投资自身，把更多钱用于个人的培训学习，花更多时间用于技能和业务的钻研，找到并提升自我的价值。

没有比人本身更具潜力的投资品。

在这场中产和时代的遭遇战中，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押注未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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