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阶级困境和病毒危机威胁特朗普总统宝座

原创 2020年03月20日 澳洲财经见闻


共2466字|预计阅读时长3分钟


在美国非常脆弱,卫生医疗系统失调之时,冠状病毒袭击了美国。在初始的防疫行动中特朗普总统似乎不见踪影。但疫情的大流行导致美国股票市场崩溃,威胁到了特朗普治国的最大政绩——经济,特朗普的竞选进入了不可预测的区域。


民主党候选人领跑者拜登调侃到:“对总统以及他所说和所做的事情不必抱多大信心。” 提倡革命性改革的桑德斯打出了健康牌,说很多美国人“没钱看医生”。他承诺当选总统后,如果疫苗研制成功,免费向大众提供。


特朗普面临新的考验, 到目前为止,他看上去并没有做好准备,他周一(3月9日)的推文仍然把冠状病毒和流感混为一谈。



特朗普能否展现出应对危机的领导力?周一他宣布削减企业工资税,向临时工提供救济,向一系列行业提供帮助。这些政策试图维持市场活力,并预示总统下一步行动的方向。


然而COVID-19改变了美国大选的政治环境。特朗普是一位需要顺风顺水形势的领导人,他对维持股票牛市着迷,并将他整个竞选建立在提高中低收入者生活水平的基础上。


自鸣得意的特朗普现在面对逆境。新冠危机将进一步揭露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态的失调,而特朗普正是借助人民对这种失调的不满而当上总统。


米德(W R Mead)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新冠大流行是特朗普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病毒不接受特朗普的标准战术:欺诈和哄骗;病毒不是南希·佩洛西或金正恩,可以通过虚张声势,威胁或安抚摆平。


如果疫情导致美国经济衰退,面临失败的民主党可能就此翻身入主白宫,改变美国的政治轨迹。冠状病毒的流行不可避免地增加死亡,疾病,停工和失业,特朗普的对手和反对他的媒体可以从中获得足够的宣传资料向特朗普追责并摧毁特朗普。


病毒既对美国造成前所未有的健康威胁,又将揭开美国深层次的矛盾。美国在许多关键领域都倒退了。它不再提供人类发展的愿景。从2015年到2017年,美国人均寿命已连续三年下降,这种情况自1919年西班牙流感以来从未发生过。这标志着美国不断进步的故事正走向反面。


美国卫生系统的巨大缺陷已经不堪忍受,此时COVID-19的来袭更是雪上加霜。美国医疗体系是个长期低效的庞大体系,对国民经济极为拖累,对贫富人群提供的医疗服务差别很大,28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全民医保的国家,由雇主向雇员提供健康保险,2018年,家庭平均年度保费是20,000美元。荒谬的是美国的医疗开支占GDP18%,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和英国是10%,加拿大是11%。




美国在两方面占了世界的头筹,第一,没有全民医保,第二,政府政策推高医疗成本而不是控制医疗成本。 


如果美国将医疗支出削减到瑞士的水平(在发达国家俱乐部——OECD中排名第二,占GDP的12%),那么美国每年可节省1万亿美元(占GDP的6%),或者每个家庭节省约8600美元。


美国的文化和健康危机长达50年,这场危机使其内部凝聚力减弱,五分之二的人民士气低落,是特朗普军团与左翼进步主义之间破坏性政治斗争的重要因素 。


这个判断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妮·凯斯(Anne Case),经济学和公共事务名誉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他们是夫妻团队,他们即将出版《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这本书对美国当前的混乱进行了深刻和基于事实的分析。


目前美国三种趋势已经合并:


第一,吸毒过量在2017年造成7万人死亡(超过在越南战争中丧生的美国军人);吸毒过量自2000年以来造成70万人死亡(超过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美国人总数)。


第二, 自1999年以来,美国的自杀率上升了三分之一,自杀人数是谋杀案死亡人数的2.5倍。


第三,饮酒过量造成大量肝病。 


总的趋势是:新出生的美国人比他们的长辈死于吸毒,自杀或酗酒的风险更高。


凯斯-迪顿的分析表明美国政府和美国文化未能担当起面对最新挑战的责任, 这些挑战包括全球化,医疗体系失序,数字经济挑战,制造业衰落,大量失业和社会动荡。凯斯-迪顿用了“绝望死亡”一词,表示在冠状病毒爆发之前美国已经相当的病态。


凯斯和迪顿提出了一个和澳大利亚相关的问题。“美国的绝望死亡可能蔓延到其他发达国家吗?” 也许不会,但是“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和英国,因吸毒过量,嗜酒和自杀造成的死亡人数正在上升”。事实是英语国家,自2000年以来都呈上升趋势,只是上升的速率没有美国的高。


“绝望”的人群几乎全部发生在没有本科学位的美国人中。凯斯和迪顿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务”中说“大约三分之二的白人和非西班牙裔人没有学士学位,占成年人口的42%,这个群体最有可能绝望。”


凯斯和迪顿说:“美国白种工人的利益受到长期和缓慢的破坏。工资下降和高薪工作的流失削弱了支撑白人劳动阶层生活的基本支柱,包括婚姻,教堂和社区活动。婚姻比例的下降在本科以下人群中加剧了绝望情绪的蔓延:1980年至2018年,40岁人群的婚姻率下降了50%。


由于工资和受教育程度低,只有很少一部分劳工阶层的男人达到公认的结婚标准,各种同居生活模式应运而生。当一个人和多位伴侣生活而从未结婚时,必然生育非婚生子女。大部分低教育水准的白人母亲没有婚姻,许多父亲与子女分开生活,没有稳定的家庭。


他们写道:“在美国,自从1970年代初以来,男性工资的中位数停滞不前。” 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巨额成本是导致人均寿命下降的至关重要因素。


美国医疗卫生产业对每位国会议员的游说者高达五名。具有政治实力的制药公司推动了鸦片类镇痛药opioid的使用,在1999年至2018年之间,超过20万美国人死于这种药过量使用。凯斯和迪顿写道:海洛因处方的合法化绝对不应该发生。


白人劳工阶层的危机有助于特朗普上任。现在,白人劳工阶层的危机加上COVID-19病毒,对特朗普连任构成了威胁。


正如凯斯和迪顿所论证的那样,“某种社会主义乌托邦”(暗指桑德斯)并非美国需要的答案,但美国确实需要深入和广泛的卫生医疗体系和经济改革,以打破贫富差别和两级分化, 避免劳动阶层人民过早的死亡。


原文:Working class virus crisis threatens Donald Trump,The Australian ,作者:Paul K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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