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钞问题是袁世凯政府停兑令的直接产物。停兑令从发生到平息虽然只有短短一个星期，但是由此带来的有关问题，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却是十分广泛和深远的。京钞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京钞”是指袁世凯政府下令停兑后，在北京流通，以及后来陆续增发的不能兑现的钞票。停兑令发布后执行最早、最彻底的是北京；在各地相继恢复兑现时，恢复兑现压力最大的也是北京，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北京是当时的中央政府所在地，执行停兑命令，毫无变通余地。

二、中、交两行总管理处在北京，直接承受财政部要求垫款和滥发钞票的压力。

三、各分行对政府的垫款、借款最终都汇集到北京，应兑应付压力很大。

综上所述，京钞问题就成为了一个多年未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京钞问题扰乱市场，危害人民，使得市面发生恐慌，物价上涨。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这便是对当时北京发生京钞风潮的真实写照。

京钞问题的整理主要分为五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1916年5月28日至1917年6月30日，从酝酿恢复兑现到第一次开兑失败。

北京中行鉴于全国多数地区中行都已开兑，北京地区拟于1916年5月28日恢复兑现，但是未获当局批准。后经国会讨论，折衷国会中各派的意见，通过了“中行先行兑现，交行则徐图整理”的议案，中行即于10月26日正式恢复兑现。但早在开兑前，帝政派（梁士诒代表的交通系）与投机家就以低价大量收买中行钞票，持以兑现。开兑后，每日银行柜前均被投机家和政府中人把持，平民失去兑现机会，钞票又脱离现金平价。后来，兑现已成为公私各界投机作弊的重要工具，京钞的第一次整理遂以失败告终。

第二阶段：1917年7月至12月，实现限制兑现。

根据财政部令，中行将所有兑换钞票事宜，暂归警厅办理。中行按日兑4万元将现洋交警厅核收，警厅自7月25日起分20个分区同时兑现，每人每日限兑一元，兑完为止。每天有五六万人排队兑现，后因此做法无益于稳定钞价，不久即停止。

第三阶段：1918年1月至9月，发行民七（1918年）长短期公债整理京钞。

经过两次开兑失败，政府和中、交两行都意识到要恢复兑现，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贷款1.45亿日元后，政府财政困难有所缓解。在中、交两行的要求下，1918年1月25日政府发行了民国7年六厘短期公债4800万元，4月27日发行了民国7年六厘长期公债4500万元。中行共分配到短缺公债2400万元，长期公债2500万元，共计4900万元，至1918年6月底，共售出两种公债2481万元，但由于给政府垫款新增1700余万元，所以京钞流通数实际只减少了700余万元。同时由于京钞用途过于狭窄，民众对其失去信心，所以钞价一直下跌。中行恳切呼吁财政部“自今以后，不再责令垫发钞券”，财政部复函中、交两行：“自1918年10月12日起，不再令两行垫付京钞，两行除付京钞存款外，亦不得以京钞作为营业资金”。本次京钞整理的最大收获就是财政部答应不再责令两行为政府垫款，此承诺成为了京钞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

第四阶段：1918年9月至1920年9月，民七长短期公债续募整理阶段。

京钞数目减少，但是钞价依然下跌。财政部上书大总统将存在两行的公债票提归公债局继续发募，以吸收京钞，但是民众对公债能否兑现心存疑虑，销售困难。同时又受到战争影响，钞价时涨时落，京钞成为了投机工具。

第五阶段：1920年9月至1923年12月，政府发行民九（1920年）整理金融短期公债，中国银行发行定期存单，最后结束京钞整理工作。

1920年财政部发行的十元国库券，由中、交两行代发

财政部信守诺言，未向中交两行要求垫款，但是财政拮据，于是决定发行民九整理金融公债6000万元，其中3600万元交公债局发售，按票面收回京钞后全部销毁，余款2400万留充财、交两部清理京钞押款。公债局分配给中行2400万元公债，因财政部欠款为3400多万元，所以要将京钞完全收回，中行还需自筹现款1000多万元。中行建议采用定期存单办法，换回京钞，由中行替政府偿还公债本息。自中行宣布京钞可换开定期存单后，来行要求换存单的数额达到2200多万元，远超出最初所需的1000多万。

至此，历近十年之久，京钞问题得以最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