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将是后疫情时代的最大输家？“去增长”的发展模式或是人类唯一出路！,澳洲财经见闻微信公众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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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复苏

有人说2020年，人类在疫情中应该明白了3个道理：

然而，当疫情在重创全球经济和股市的同时，资本市场早已开始为经济复苏做打算——无论是堆积如山的原油储备还是超量存放的各类商品库存，都再次对准各大市场，蓄势待发。

不仅如此，各国首脑也都纷纷启动刺激政策，一边鼓励民众消费，一边承诺将取得更高速的经济增长。

但是，经济发展所消耗的大量资源以及随之而来的污染，在逐步摧毁人类栖息地的同时，也造就了日益扩大的贫富差异。

这也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反思：经济增长真的是能够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唯一途径吗？

而这种以经济增长（GDP）来衡量国家发展程度以及民众生活质量的方式，早在近50年前就遭到质疑。在1972年，一个名为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的国际政治问题智库就发表了一篇著名报告，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

该报告对世界人口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进行了透彻分析。报告主要作者丹尼斯·米杜思（Dennis Meadows）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以不断扩张和增加生产速度为前提的发展模式，迟早会导致地球资源消耗殆尽，而人类无限制的扩张已经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只有“去增长”（degrowth）才是出路。

什么是去增长？

米杜思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一共有5个，而这5个变量之间必须保持平衡：

首先，米杜思把5大因素指数化，并指出这些指数数值会因为人口的增长而逐年递增，比如100万人口基数带来的新生人口、他们所需要的粮食供应、产生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数值都会按比例增长。

指数之间的比例在经济稳步发展时很容易得到良性平衡，比如工业革命带来了更高效的生产力——蒸汽机为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自然促进了大幅的人口增长、粮食供应以及资本投资，并造成了更多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的逐步饱和，比如机械化流水线已经被大范围普及，自动化生产也被广泛运用之后，经济增长速度终将下滑。

而其他几个指数的增长却不会因此而减速——人类仍在成倍地繁殖、对粮食和能源的需求仍在增加、而连带产生的污染也不会减少。

《增长的极限》预测全球经济将在2030年开始崩坏，人口数量也将递减，2100年时彻底崩溃

当全球人口基数扩大到一定程度时，如果其他4个因素之间的增长比例出现失衡，那么全球秩序将会陷入混乱，灾难也将不可避免。

米杜思（在1972年时）大胆预测，当工业化和科技化达到最高点之后，这一模型将彻底失衡，食物、药物的短缺以及环境的超负荷运转终将导致人类在2100年之前崩溃。

为了避免这种灾难的出现，米杜思也提出了几点建议：

控制人口增长——在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增加一个循环，使得新增人口和死亡人口的数量尽可能相同，从而实现人口总数恒定不变；

控制经济增长——政府应当控制工业资本的总和不变，比如每年淘汰（折旧）的设备总数应当等同于新增设备的总数，以此维持生产力的稳定；

转移经济发展重点——将经济发展的重点从生产物质商品转移到提高医疗、教育等方面，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

《增长的极限》虽然在学术界引发不少争议，但是却对许多国家领导人敲响了警钟，据传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就是受到了该报告影响（著名人口学家宋健借助报告中的数字模型说服邓小平推动了一胎化政策）。

除此之外，报告发表时，世界正好遇上了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短缺的资源导致能源价格飙升、经济发展大幅放缓以及就业等严峻问题。这些都与报告中的预言完全吻合。

而今天，新冠疫情的降临也再次让人们对这份50年前的报告进行反思——如果经济增长是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前提下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唯一方式，那么日益扩大的贫富差异和阶级矛盾又该如何解释？

贫富差异的恶循环

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院（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调查显示，经济迅速发展是造成贫富差异的主要原因，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也出现在发达国家。

经济发展带来的通货膨胀（良性及恶性）导致物价和生活成本上升，而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人口流向发达地区，加剧了地区差异。

另外，贫穷家庭（大多出现在不发达地区）由于缺少存款和资本，所以必须不断支出，而富有家庭则可以利用地区和财富优势继续创造财富。

为了控制贫富差异的扩大，政府主要调控的方式是通过财政政策，比如税收和补助，对财富进行再分配。

但是，即便政府动用力量实行再分配，这种分配的速度依然大幅低于财富流向金字塔尖和金字塔底的速度，也就是说，政府的干预正在逐渐失效。对此，美国经济政策研究院认为，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3大方面：

财富不断向塔尖倾斜造成了阶级财富分配的不均——1980年时，美国生产总值创造的财富中有70%都属于社会中低阶层（占总人口90%），而到了2016年时，中低阶层的收入总和已经下降到了60%以下；
加剧资源分配不均的主要推手正是生产力和工资增长的失衡——美国经济生产力的增速远高于劳动阶级的工资增速，比如机械化生产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严重降低了人类劳动力的竞争力，导致后者的薪资被压榨；
政府的财政刺激和央行的货币政策正在失效——为了维持现有的经济增速，央行必须不断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然而在市场近乎饱和的状态下，政府和央行只会越来越被动（从传统降息到近年来出现的量化宽松政策等）。

不仅如此，在低增长已经成为新常态之后，贫富差异正在加速扩大。由于收入的下降和生活成本的上升，中低阶级的存款和财富水平继续下降，只有社会顶端的极少数因此受益（高收入、高投资、高存款带来高财富）。

另外，该研究院还指出，政府的许多刺激政策无非是通过举债的方式将社会资源注入资本市场，比如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后，美国财政部已经举债数万亿美元。

但是这些刺激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富人，因为只有富人才有多余的财富用来投资，而资本市场只不过是将更多的财富分配给了富人，真正存在需要的中低阶级却背上了债务。

如此看来，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一方面通过经济发展来改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又因为经济发展而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贫富差异和矛盾。

虽然与发达国家在高度发展后所遇到的低收入和高负债相比，发展中国家通常有更高的增长率和可支配收入，但是经济发展的这条路却终将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