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倘若就读大学，就会发现解释经济现象的工具，是塞满数学和统计学的经济模型。你还会发现，几乎没有哲学、法律或历史什么事。然而，对于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运转原理及经济效应，这些学问的作用远比数学来的重要。

原因是，自19世纪末以来，一直有股不依不饶的追求，誓将经济学转变成一门类似物理学或化学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通过量化以及对现象的图表解释来实现的。可是，就在这种转变之后，公共政策（无论财政还是货币政策）变得劣迹斑斑。

许多当代经济学家没有意识到，经济学是一种哲学追求，起码不亚于数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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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数学滥用简史

1805年，现代经济学首次作为一门正式学科登上舞台，被称为“历史与政治经济学”。当时，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历史仅有30年，如果从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算起。最早的经济学家都是哲学家，他们运用推理和逻辑来解释市场。斯密不过是把数值分析作为定性评估政府政策的一种手段，比如谷物的法定价格及其影响。没有使用任何图表或方程。

甚至再往前，17世纪哲学家约翰·洛克对经济自由的贡献，超过了此后任何一位数学家。同样，哲学家大卫·休谟运用纯逻辑的物价–现金流动机制理论，成功解释了自由贸易的效应。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论自由》也同样在没用到数学的情况下，推动了自由市场的发展。

托马斯·马尔萨斯是头一个严重滥用数学的学者。在1798年。他预测呈指数级的人口增速会超过农产品增速，从而导致大规模饥馑，就像做了道算术题。马尔萨斯显然是错的，当代自由市场国家比如日本的人口密度，远胜过集体经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马尔萨斯无法量化法治社会和自由市场。

▲托马斯·马尔萨斯和《人口论》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是第一本开创性使用方程和图表的教科书。马歇尔的学生之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将进一步推动量化经济学的事业，手段是将收入、支出和政府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以数学方式联系起来。凯恩斯的《通论》（1936）被视为更科学的经济学方法，未来几十年间倍受青睐，成为20世纪经济政策的蓝图。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他的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总结了这一转变，

“在我看来，经济学家在指导政策方面，没有做得更为成功，这同他们总想尽可能严格地效仿成就辉煌的自然科学这种嗜好大有关系——在我们这个领域，这样的企图有可能导致全盘失误。关于这种往往被人称为‘科学’的方法，我在大约30年以前就曾说过，就科学一词的真正含义而言，这种态度没有任何科学性可言，因为它将一个领域中形成的思维习惯，不加批判地、死板地运用于其他不同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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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不可量化之物

量化人的行动是不可能的。确实存在着量化人类行为的方程，如效用度量函数式；但这些方程有着经不起推敲的缺陷。当本人不再满足于某样商品时，方程要怎么才能告诉我呢？从数学上讲，当边际效用为负时，就可能如此。然而，问题是如何确定多少巧克力会让本人胃口不适——从数学上讲，多少巧克力会产生负边际效用。就连医生都搞不清楚这一点，更别说经济学家了。【众多所谓“经济学家”对边际效用的欲望饱和论解释，实际上一开始就是错误的。——编者注】

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不可能有“一刀切”（适应所有情况）的公式。测量某种商品需求弹性，充其量是对经济史的贡献。在同一国家，弹性都很难长期保持不变，更不用说在其他国家了。然而，进行这种分析的经济学家，并不是为了更新经济史，而是为了让政府对这些商品的需求进行微观管理。实际上，政府应该允许自由市场生产某种商品。市场会决定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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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法学关系更密切

此之外，经济学是对稀缺资源配置的研究。如果某种商品数量有限，政府的职责可不是运用方程来分配它。更恰当地说，各国政府必须确保这种商品的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然后由商品所有者来分配它。因此，与数学相比，经济学和法学的关系更密切。

索洛-斯旺增长模型是定量经济学的一个完美例子。它声称可以根据生产率、资本积累和其他变量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该模型过分简化了各种定性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例如，英美普通法法治秩序让美国或香港等地比非洲诸国要繁荣得多。非洲这些国家没有法治基础，腐败现象依旧普遍存在。与其他宗教相比，新教国家在历史上显得对资本主义更有利。毫无疑问，这两个因素都影响了索洛-斯旺模型中的变量——问题在于对它们进行定量。生产率和资本积累都不是无来由“就这样发生的”。

▲法律对私有财产权是如此强烈地重视，以致于它不会批准哪怕是对它最轻微的侵犯，甚至为了整个社区的共同利益也不行。——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1723年－1780年，英国18世纪法学家、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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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理论预测

货币政策受害最深。如今，由于对纯理论数学模型的错误信念，央行操纵利率刺激经济。这种造作的分析哪怕有过好一点的表现来令人刮目相待？通过人为降低利率，央行在经济中制造了不当投资，从而形成了泡沫。

一旦经济被认为“过热”，央行就会升息，导致泡沫破裂。这正是自推出相机抉择货币政策以来，在许多实例中发生的情况。2008年金融危机是最近的例子。

然而在金本位制下，由于既不需要中央银行也不需要货币政策作为工具，这种政策是行不通的。且经济也更稳定。为什么黄金会发挥作用？它不易被政府操纵。而且，它是人们自发选择的，因为它符合必要的标准。数学公式无法复制这一点。一位经济学家开玩笑地描述道：

“与其用你有价值的生猪（直接）去交换马匹，为什么不接受一些光滑的卵石呢?不要担心你不需要它们，别人会用马匹来交换它们!如果我们大家能够就卵石有价值达成一致意见，我们都会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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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无法解释一切

在1961-1971年任香港财政司期间，郭伯伟对于政府收集统计数据有何必要持怀疑态度。“我如果让他们计算这些统计数据，他们就会想利用这些数据来计划！”香港目前仍然是最富有和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

▲从长远来看，在自由经济中，由个体商人作出的决策的总和，即使经常出错，也可能比政府的集中决策造成的危害要小；当然，损害可能会更快地被抵消。——郭伯伟爵士（John Cowperthwaite，1915年－2006年，1961年至1971年出任香港财政司。任内贯彻地推行“自由放任”政策，除了维持低税政策外，还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他的经济哲学被往后的财政司加以发挥，为香港政府后来的“积极不干预主义”、审慎理财和自由市场等方针立下基调，亦促使香港经济急速发展。）

遗憾的是，郭伯伟对于数学模型基础上中央计划的怀疑，如今很少受人重视，这一点已被知识领域重现江湖的凯恩斯主义所证明。此外，考虑到在数学驱动的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论文是获得终身教授职位的必要条件，主流经济学是否会被这些怀疑动机所改变也是有疑问的。

数学顶多在预算和偿债事务方面有一席之地，我们应该认识到，数学驱动的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是相背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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