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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倪春美，英文名Chunmei，生活在美国纽约州。
1996年初，刚出生不久的我被人遗弃在浙江义乌赤岸镇派出所门前，一位警官将我送到了义乌福利院。
六个月后，在象征着团圆的中秋节，我被一位从美国远道而来的单身妈妈领养。她把我带到国外过上另一种生活，也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1999年夏天，纽约州伊萨卡城，我和美国妈妈的合影。
领养我的美国妈妈名叫Peggy，当时45岁，在著名的IBM公司做统计工作，算是中产阶层。
在她三十多岁的时候，深爱的未婚夫因为癌症去世。她本想从这件事中走出来，重新组建家庭，却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伴侣，所以决定自己领养一个孩子。
那时候中国政府刚刚开放外国人领养渠道不久，这项政策让我的美国妈妈看到了希望。
经过申请与准备，1996年秋季，她和十几位有领养需求的美国人组成了一个lucky group（幸运团，寓意她们是幸运的妈妈）一起坐飞机到上海，之后又转乘大巴车来到义乌福利院，在那里第一次和我相遇。
在福利院，她给我换上了新衣服，旧衣服后来被带回美国洗好收藏起来。
美国妈妈告诉我，她第一次见我的时候看到我很瘦小，头上还长了脓疮，据说是因为睡硬板床导致的，似乎并不健康。
但她还是一眼看中并接受了我。
福利院的人跟她说，我被发现的时候身上塞着一片长方形的红纸，上面写着我的出生日期和名字“春美”，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信息，姓氏、籍贯、在哪里出生的一概不知。
这是写有我个人信息的红纸，现在仍然由美国妈妈保存着。
那个年代，义乌福利院给所有孤儿都起了一个共同的姓——“倪”。
因为当地方言“倪”和“义”发音相同，汉字拆分之后，“倪”还代表“人民的孩子”。
为了尊重福利院和我亲生父母的意愿，美国妈妈决定放弃她为我挑选的几个英文名，保留了春美这个名字，后来到美国也没再取别的名字，只加了她的姓，这在被领养的孩子中是极少数。
1996年，美国妈妈和福利院工作人员在办理领养交接手续。
领养我的时候，美国妈妈作出承诺，说一定会尊重我出生国家的文化，尊重我的根。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她也是这么做的。
为了让我熟悉中国文化，每年春节、中秋节，她都会给我穿中国的传统服装，还带我去其他领养家庭和中国小朋友一起过节。
1999年秋季，美国妈妈带我去参加领养家庭聚会。
我的美国妈妈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她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对我。虽然我没有美国爸爸，但并不缺少来自家人的爱。
美国妈妈依然和未婚夫的父母来往，每年都会带我去看望他们。所以我既有外公外婆也有爷爷奶奶，他们都很喜欢我，丝毫没有因为我是领养孩子而少一份关爱。
在大家庭里，我也有很多血缘不同、人种不同的表兄妹。
1997年，美国妈妈带我去奶奶家过圣诞节。
从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和其他孩子不一样，因为我和妈妈看上去很不像，连肤色都不一样，明显不是一种人。
美国妈妈并不介意我知道自己的身世，相反，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主动给我讲当初领养我的过程。
她说，我的亲生父母可能是因为生活状况不太好，出于爱不得已我把送给别人，希望生活会好一些。
为了让我理解这种身份，她在我的房间里贴了一首名叫《母爱桥》的诗，诗里写道：
“未曾谋面的两个女人，一个你并不记得，另一个你正喊着妈妈；两个不同的生命成就了你，一个是你的启明星，另一个是你的太阳；一个赋予你生命，另一个教会你生活；一个使你需要被爱，另一个使你拥有爱……”
诗的最后写到了很多领养孩子会产生的疑惑：遗传还是环境，是哪一个塑造了我？
答案是：都不是，它们只是两种不同的爱。
贴在我房间里的诗。
那时候我上小学，虽然能看懂这首诗的文字，但并不太理解背后的意思。
美国妈妈告诉我，亲生父母是爱我的，他们给我取的名字都是很美好的字，春天的春、美丽的美。
但那时候我却不太喜欢这个名字，因为觉得美国人觉得读起来太麻烦了，不好发音。
在学校里，有的小朋友对我的身份感到奇怪，会好奇我为什么是被遗弃的孩子，父母是不是不喜欢我。
幸运的是，我基本上没有因为身份问题遭遇过歧视或是被欺负。因为美国妈妈的爱，健康成长的我性格开朗，很爱微笑。
2000年，美国妈妈带我去康奈尔大学附近的中国饭馆过春节。
后来慢慢懂事了，我开始有一点自卑，觉得其他朋友的父母都喜欢他们的孩子，努力培养他们，我却被亲生父母遗弃。
我曾想过1000种他们不要我的理由，甚至在想是不是自己哪里不好，却始终想不通到底因为什么，只能默默难过。
美国妈妈为了理解我的想法、更好地开导我，买过很多有关领养儿童的书，也会让我看一些介绍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的书。
我记得其中一本有写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是什么样的，比如中国人喜欢吃米饭，喜欢骑自行车，有些人有重男轻女的想法，因为家里贫穷，所以那个年代有不少女孩被遗弃了。
我从书中知道，有些父母遗弃孩子并不是因为不爱，可能是他们养不起，为了孩子被更好的家庭收养，所以才遗弃。
我家里有关领养儿童的书，有些讲的是像我一样来自中国的孩子。
能够被我的美国妈妈收养，确实是一件幸运的事。
她给提供很好的生活条件，赋予我足够的爱，让我接受好的教育。绘画、音乐，这些艺术我从小都有接触。
家里有一架钢琴，我有时候会和小伙伴一起学着弹。
知道我在心理上因为自己的身份难过，美国妈妈很支持我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这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无法理解，但她认为，爱就是爱，不需要从两个中挑选一个，把两个人当成比赛对手，多一份爱对我来说会更好。
这可能是中美文化不一样导致的，我身边很多领养儿童的父母都支持孩子学习出生国家的语言文化，如果孩子们想见亲生父母，他们会支持，不想的话也不会强迫。
2014年，我的第一次中国之行，这是和美国妈妈在机场拍摄的。
高中毕业的那个假期，美国妈妈特地陪我回到中国寻根。
我们先去杭州的一家福利院做了两个星期志愿者，陪那些像我小时候一样的孩子们玩耍，后来回到了我被发现的城市义乌。
义乌比我想象的热闹很多，小时候一直被告诉我是在一个贫穷的地方被遗弃的，但去了之后发现那里变得很不一样，我听说它是很有名的做小商品的地方，被叫作世界工厂。
我和妈妈在赤岸镇政府门前的留念照片，这个小镇是我被发现的地方。
我们去了镇政府、派出所和福利院，向工作人员询问我的身世，但都没有得到有价值的线索。
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以前在纸上记录孤儿信息，后来才把资料转录到电脑上，我的资料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丢失了。
在义乌，有人请我们去家里吃午饭，并邀请了几个曾经遗弃过女儿的妈妈来看我。
她们见到我都很难过，其中一位说看我的照片就觉得我不是她女儿，但还是想当面确定一下，她看了我一两秒就知道不是自己的孩子，所以很难过。
这次寻亲之旅，让我知道不能随意批评别人，因为那个时代的情况和现在特别不一样，可能我们无法理解当时的生活怎么样。
所以我更想找到亲生父母，了解背后的原因。
2014年，义乌电视台采访我的寻亲故事。
为了让更多人帮我提供线索，我接受了当地电视台的采访。
那时候我不会讲中文，只会说是、不是、我叫春美、我爱吃鸡蛋这样简单的话，和中国人交流，必须要请别人一句一句翻译。
从义乌回国之后，我还想继续找亲生父母，但心里觉得几乎不可能找���了。
所以不如先学好中文，了解更地道的中国文化，理解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高中毕业，我考上了美国排名第二的私立女校史密斯学院，专业选了数学，双学位选了中国语言文学。
中文对我来说很难，为了快点提高中文水平，暑假的时候我也在学。除了史密斯学院，我还去美国的明德学院、汉密尔顿大学上过中文课。
中文课上，我为同学们介绍中国书法的历史。
2016年大二的时候，我代表史密斯学院参加了一场五校联合中文演讲比赛。
我的演讲题目是《我学中文的原因》，表达了我的一些观点，比如有的人觉得美国人不应该领养中国孩子，因为他们会丢掉中国的语言文化。
我就拿自己举例，说明我和领养妈妈都很尊重出生国家的文化、语言、传统。
最后，我得了中级水平的第二名。
演讲比赛的名单和题目，白色标注处是我。
为了能来中国，我努力考出好成绩，拿到了奖学金项目，大二暑假来到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参与暑期项目，大三在首都师范大学交流一个学期。
我去了天坛、长城，还去西安看了华山、大雁塔和兵马俑。
在中国，我尤其喜欢去博物馆看以前的人是怎样生活的，虽然文字介绍有的能看懂有的看不懂，但都会仔细看，那些文字所讲的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在天坛旅游时的照片，我手里拿着一把中国圆扇。
在中国学习，我有很多老师可以请教，中文水平提高了很多，已经可以和别人日常交流。
我很喜欢中国的书法艺术，也观赏过茶艺表演、品尝过很多地方的传统美食。
在北京的公园看到有爷爷在写毛笔字，我也去凑热闹，写了一个“美”字。
2017年交流期间，我在朋友的陪伴下又去了一趟义乌。每次到义乌我都很激动，心想：哦！这是我出生的城市。
我们晚上出去逛街，看到商店都是开门的，我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住的地方晚上几乎没有商店营业，义乌让我很意外。
店主也和美国人不一样，他们很喜欢和我说话，所以我很开心。
义乌的小巷子有中国南方特色，我特地请朋友帮我留影。
这次回义乌，我去了一些地方向人们询问线索，却依然没有收获，只能先留下自己的DNA信息。
很多人知道了我的事，劝我不要太执着，要顺其自然。
但我的心没有办法说服大脑，找不到父母，我可能会怪自己不够努力，觉得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出让父母喜欢我的事情，所以可能会一直找下去。
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可怜，但我就是这样的人。找不到他们，我怕自己会一直心碎。
让人遗憾的是，直到我交流结束回到美国，仍然没有收到跟亲生父母有关的消息。
2018年5月，从中国回来一年后，我从史密斯学院毕业了。
在美国，大学毕业就意味着不能再待在家里，因为父母想让孩子们更独立，让他们自己去找工作、去交朋友。
我有几个同学大学毕业的时候，父母就要求他们出去住，想住家里需要交房租。这不是开玩笑，是认真的。
一位朋友就因为找不到很好的工作，父母也不让他住在家里，只好去别的国家教英语。
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美国妈妈让我在毕业后留在家里多住了一年，继续上短期课程、考证书，直到找到好的工作。
2019年，我终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是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实验室研究员。
2019年，我入职哥伦比亚大学，这是在学校图书馆门前。
能在大学工作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我可能会把这份工作经历写进简历里，继续读研究生、读博士。
我对短期在中国工作也有点兴趣，可以待两三年，但一切都还没有具体的计划。
如今，我和美国妈妈都住在纽约州，相距四五个小时车程。
平时我们很少见面，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她一个人在家可能会有些孤单，但在美国，父母就是不会和孩子住一起，因为我要工作、也有自己的生活，这和我们之间的爱不矛盾。
去年12月，有人联系我说找到了我的亲生父母。
从那人提供的照片来看，我和他的女儿真的长得太像了，大家都以为这次成功了，纷纷恭喜我，但1月DNA检测结果出来后，发现我们不是亲属关系。
那时候我特别沮丧，美国妈妈就打电话让我回家待上几天，想要好好安慰我。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也曾回家和她一起住过一段时间。我很爱她，如果可以请假，我计划下下个星期回去看她。
2019年12月，我在大学舞蹈比赛现场的表演照片。
美国妈妈培养了我对生活的热爱。
以前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喜欢交谊舞和拉丁舞，工作之后还坚持跳，一个星期差不多要跳7个小时，曾代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过舞蹈比赛。
但现在美国疫情严重，法律规定不允许在室内进行这样的运动，所以我最近有时候玩空中吊环，有时候骑自行车，上网的话喜欢看跟有关中国的新闻，因为心里一直没有忘记寻根的事。
7月初，我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准备半年时间才制作好的视频，讲述了我的身世和寻亲故事，很多网友看到后帮我转发，给我提供找人的办法。
我录制的寻亲视频截图。
有一些人看到视频后劝我不要再找亲生父母，因为他们“不配”，只要好好对待美国妈妈就够了。
我很感谢他的关心，但不认为我的亲生父母不配，配不配谁也不知道。
在现实中，领养孩子的父母跟亲生父母一样，也有好有坏。我不能说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好还是坏，他们可能只是普通人而已，作出选择是因为有很多别的原因。
我很担心爸爸妈妈当时是未婚先孕，后来都有了另外的家庭，所以不敢认我，我的消息在网上也已经不少了，不知道为什么迟迟不见他们联系我。
我想对他们说，即使不能与我见面，也请看到消息后发信息联系我，让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们过得怎么样。
你们的孩子现在长大了，生活过得还不错，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在这短暂的生命中找到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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