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移民最深的痛

2021年04月13日 澳洲财经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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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在国内病得很重,帕金森晚期,慢性阻塞性肺病,已经失去了吞咽和咳痰的功能。
19年回国时,他虽然说话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但饮食行动如常。之后跟姐姐姐夫视频通话,看上去身体还没什么大问题。没想到今年过年时,病说来就来了。
看到他双目紧闭、口鼻插满导管的照片以后,我流了好久的泪。自己老爸病成这样,作为儿子怎么可以不回去看他。但跟家人商量下来,回国集中隔离加居家隔离总共要28天,在这期间根本无法入院探视,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
筹办移民时本来想,如今交通如此方便,想要回国一天也就到家了。这场疫情改变了一切,高昂的机票已经是末节,最难跨越的是国境线的鸿沟,国际旅行的暂停键已将许多短暂的重逢定格成了永久的诀别。
跟国内的医生通过两次电话,说他的病况预后很不好,还举了好几次总设计师的例子。但按照现在的国际形势,发生再大的事我可能都没法回去了,除非抛开澳洲的一切长期回国。
幸好我还有个姐姐照料一切,如果跟好多八零九零后一样是独生子女,那势必要面临极其艰难的抉择。
即便如此,我也时常对独自承担重任的姐姐姐夫心存愧疚。过年时老爸发病,医院请不到护工,是他们24小时不间断轮流看护,一把屎一把尿地擦洗。
那时候我就天天想着,要是自己在国内,就可以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他们也就不用这样劳累了。
现在老爸一直在重症室,不需要家人陪护,但他们也必定会时常接到医院电话告知病情的反复,一颗心也会一直悬着,想象着姐姐平日的表情,应该就如同奥斯卡提名片《父亲》中那个憔悴无奈的女儿。
正如影片所揭示的,国内国外,无论社会保障的高下,子女如何安置高龄父母都是一个难题。风烛残年的虚弱,子女分居的孤独,尤其是失智以后无法厘清现实与记忆的恐慌,都不是用钱就可以解决的。
“父母在,不远游”自然是断章取义,但“父母老,怎奉养”应该是横亘在许多移民心中的一道坎。《父亲》中那个女儿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从伦敦搬去了巴黎,但好歹路程不远,还能时常回养老院探望。我们这些万里之外的游子一年探望一两次也就算尽力了。
搜了一下论坛,面临这类困境的一代移民还真不少,尤其是没有兄弟姐妹的那个群体。
有毅然放弃身份回国的,但多数人思前想后,还是安慰自己“忠孝不能两全”,在忠实理想和孝顺父母之间必须做出选择。事业也就罢了,但除非自己的儿女已经可以独立生活,否则怎么也不甘心让孩子回到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坑里爬行。
我离开时,有亲戚说我是为孩子牺牲了父母,当时觉得言重了,如今想来其实是言中了。父母身体好的时候感觉无所谓,等到病来如山倒无法在床前嘘寒问暖时,才发现自己曾经是如何的铁石心肠。
想起来也是自己出国前考虑不周,没有仔细关心老爸的病情,只知道他在按医嘱服药。如果对帕金森有详细了解的话,可能会帮他找到更好的用药和疗护,恶化起来也不会这么快。
从前听说西方人家庭观念淡薄,子女成年后两代间老死不相往来,到了澳洲才发现也不尽然。我见过祖孙三代同堂、爷爷奶奶帮忙带孩子的,也知道不少子女就近照顾高龄父母的。
我公司的前CEO就在他父亲病重时住在一起,照顾了两年直到去世。我女儿同学的父母为了照顾生活不便的奶奶,不惜举家从悉尼搬迁到四小时车程之外的偏远小镇,大人的事业和小孩的教育都重新开始。
人心都是肉长的,再怎么佛系都逃不脱良心的折磨,再怎么解放都解不开距离的困局。
如果想穿了,每个人都要面临生老病死,很痛苦,很残酷,也很无奈,但问题是如何帮助他们渡过最后那一段痛苦残酷无奈的日子,亲人在旁至少会有些内心的慰藉。
年纪慢慢大了,关于父母反对出国移民这件事,我的观念也有了些改变。如果父母年逾古稀,自己又是独生子女的话,“说走就走”之前的确要筹划周全才是。
年龄越是上去,老年人需要照顾的那个时间点就越来越迫近,脑子可能说糊涂就糊涂了,身子可能说倒下就倒下了,总要有个信得过的人照看的。
有条件的当然可以安排父母移民,但如果父母本来健康状况不好的话,体检也是很难通过的。对我爸妈来说,听到十几小时的舟车劳顿就立马退缩了。而对教育程度不高的老人而言,移过来以后语言难沟通、生活不适应也是个巨大的问题。
带着孩子跟父母远隔重洋,一边是难以割舍的过去,一边是想要创造的未来。这道选择题对我来说已经不得不做,却也只能硬起心肠自私地勾选那个更容易的答案。
世间安得双全法,别时容易见时难。在父母这件事上,找再多的借口我们都无法做到问心无愧,这恐怕就是第一代移民最深的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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