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Town（中国城）的韩国小丑爷爷是其中之一。

爷爷80多岁，穿着塑料花缝制的长裙化着小丑妆。日复一日踩在半米高的木箱上，在China Town四海一家的牌匾下转呼啦圈。面前摆放一张简述生平的纸壳和一个简陋盒子，游客向盒子里扔些零钱便可以戴上他的花帽子同他合影一张。

2015年我在China Town一家台湾小吃店做服务生，他总在中午时候来店里点一碗不要鸡肉的玉米鸡肉粥。店长Jenny见他来便向后厨喊「一份玉米鸡粥不要鸡肉」然后转头告诉他做好给他送去。他很少说话，只递出9块8毛钱，微微笑笑便回到四海一家的招牌下继续转呼啦圈。

一日我将粥送去，他站在木箱上弯腰来接。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他的脸。

那是一张枯瘦干瘪的只剩下皮和骨头的脸。脸上堆积的白色粉底也遮不住的褶皱就像是冰雪覆盖的山脉底部深褐色的峡谷。他对我微笑，雪山被割裂，峡谷又多了几道。我回到店里，远远见他脱掉那件花花绿绿的长裙子，靠着四海一家牌匾的石柱子慢慢地坐下去。薄薄白色的内衬紧紧裹着他干瘪的身子，背佝偻着，用同样干瘪的右手舀着塑料餐盒里的粥，一口一口吃的很慢。

后来我有了正式工作，每次路过China Town总要把身上的硬币全掏出来给他。他有时微笑，有时说声谢谢，有时也给我递来花帽子要我合照，就像对所有其他往盒子里投钱的人一样。

今年三月的时候男友从墨尔本来悉尼陪我过生日，走到China Town时我照例翻出硬币来放进他的盒子.

这一次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对我说谢谢，也没有要和我合照。

他转身看着男友，微微笑着说：

“She’s a very good girl。”

像一位相识多年的老邻居。

“罗伯特”有一张与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相似的脸。罗伯特不是他的名字，我这么叫他是因为他总让我想起克林特在《廊桥遗梦》中饰演的那个叫做罗伯特的摄影师。

“他身子瘦、高、硬，行动就像草一样自如而有风度，银灰色的头发在耳后长出不少，几乎总是乱蓬蓬的，好像他刚在大风中长途旅行，曾设法用手把它们拢整齐。他狭长脸，高颧骨，头发从前额垂下，衬托出一对蓝眼睛，好像永远不停地在寻找下一幅拍照对象。”

他有一双和罗伯特一样机敏的眼睛，但他寻找的不是下一个拍摄对象，而是下一个可能购买他手中那本杂志的人。

那是一本由非盈利杂志社贩卖的叫做《Big issue》的杂志。杂志社致力于帮助那些流落街头无家可归或是生活无以为继的人们。根据谷歌搜索的结果，贩卖者每卖出一本可以拿到价格一半的提成。这些未曾被命运眷顾的人们统一穿着黄色的马甲，占据悉尼各大十字路口和火车站出口。他们大多因为疾病或其他原因显得格外衰弱和苍老，间或有气无力地举起杂志，对成功出售似乎并不抱太大期望。

在他们之中，罗伯特显得与众不同。他总是精神满满地站在属于他的路口，尽管脊背因为年龄而略显弯曲，双肩却从未松弛过。他将杂志高举至耳侧，像一只正在狩猎的豹子，警觉地左右转动身子，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我常常能在中午吃饭的路上隔着路口见着他。

六月的时候低温席卷了整座城市，在一个大风的中午，吃过午饭的我混在行人里瑟缩着走过十字路口，又看见了“罗伯特”。他比上次我见他时穿的厚了一些，但这衣服不仅没让他变得臃肿，反而使他显出几分萧瑟。因为寒冷，他也略微缩起了脖子，但右手依然坚持不懈的举着那本《big issue》。

我鬼使神差地走过去。

“Hey, how are you today?”

"Hi, I am good, how are you, would you like to buy one?”

"Yes please, how much is it？”

“9 dollars”

我递出一张十元，接过杂志。

“You can keep the change.” 

“Thank you darling.”

他开心地一笑，露出几颗零落的牙齿。

在George Street通往central的地下通道里，也有些多才多艺的人：穿牛仔背心弹吉他的摇滚青年，吹笛子的中国老人，弹竖琴的漂亮姑娘，脸上画着诡异图案吹奏迪吉里杜管的土著男人……

和这个城市里的许多人一样，走在这里的我总是步履匆匆。无论地下通道里的凌乱脚步还是头顶火车呼啸而过的声音都让人感到不安，仿佛稍微一慢下来属于自己的那班火车就会永远离开。

那些才华横溢的表演，我总是来不及欣赏。

一个周五的晚上，百无聊赖的我从公司漫无目的地走到central准备坐车回家。一支曲调婉转的英文歌夹杂着回家的人们匆匆的脚步声从通道的另一头传来。那歌声仿佛是在寒冷冬夜里从浓汤中蒸腾出的热气般在狭长的地下通道中徐徐蔓延，漫过我的肩头，轻轻覆盖住我的耳朵。

是那个总戴着黑色礼帽的小个子爷爷。

他站在通道的左侧尽头处，一手将矿泉水瓶举至唇边，一手随着歌声的起伏轻轻地上下摆动。他的脸微微上扬着，沉醉而认真的样子让人觉得这里好像不是central的地下通道，而是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而他的周围不是步履匆匆的行人，而是盛装出席的观众。

走过他身旁时，我却突然看见那双深陷的眼窝里流出了泪水。泪珠挂在脸上，在地下通道惨白的灯光照耀下，晶莹剔透。

我走过去，又倒回来。

将钱包里的硬币悉数掏出来，轻轻放进他身前的盒子。他看着我，一对已经有些浑浊的蓝色眼睛里好像装着千言万语。

歌声却并未停止。

我的心好像被扎了一下，逃也似的走了。

悉尼很大，有的人见一面便从此消失，而有的人却像公司楼下的咖啡馆和家附近的小卖部，无论晴天雨天，都在那里。在悉尼的这些年，我逐渐的熟悉了那些街道和商店，也逐渐熟悉了这些陌生的人们。

我曾希望自己有广厦千间，能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可我什么也没有，只能掏出几个可怜的硬币，叮叮当当，放进他们的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