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洪灾堪比1998年,中国以往都是如何抗洪的?

2020年07月14日 这里是澳洲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乌鸦校尉

ID:CaptainWuya



最近,南方洪灾的形势非常严峻,从6月初进入汛期以来,大雨已经下了一个多月,已经有300多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中央气象台发布了90多次暴雨预警



截止到7月10日,洪涝灾害已经造成27个省3385万人受灾,141人死亡失踪,直接经济损失695.9亿元。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高考那天还因为暴雨不得不推迟了高考。



湖北黄梅县有一批考生被洪水阻拦,最后是坐着挖掘机去的考场。



多个地方的桥梁都被淹没了,有三座百年古桥被洪水冲毁了,多个水文站都破了1998年的历史极值。


在武汉,江面高悬于沿江马路,一墙之隔,水旱分离,防汛人员连夜装填沙袋,封堵和加固闸口。



今年的洪灾来势汹汹,中国人民又要面临一次大考了。



1


回想起来,似乎我们每一年或者每几年,就会听闻中国哪里有洪灾的消息。


人们好像就会留下一种印象:为什么你中国老是遭遇洪涝灾害,而在世界其他地方似乎都没有这么频繁的洪灾?


其实自然灾害,各国都难免,到目前为止想要靠人力完全抵御洪水天灾,还没谁有这个能耐。


比如号称“下水道良心”的德国,碰上洪涝灾害,效果也是水漫金山:



今年咱们南方洪灾的时候,日本也同样饱受洪灾袭扰,熊本县受灾严重。


不过,在洪涝灾害的广度、烈度和频率上来说,中国的情况在全球的确是更突出的,这有地理上的因素。


首先,长江、黄河分别是全球第三、第五长河,本身就很长。


而且,我国是西高东低三级阶梯地势,两条大河都是东西走向。


国外比长江黄河更长的尼罗河是南北走向的,亚马孙河两大分流分别位于赤道南北,跨了不同的纬度,所以不同流域汛期不同,相对较少出现短期河水暴涨的问题。



但中国的长江、黄河都是东西向的,纬度接近,上中下游有时候会同时进入汛期,降水量同时暴涨,那中下游的压力就会剧增,今年就是这种情况。


千岛湖在这次洪灾期间水位暴涨,于是水库开了9孔泄洪,是61年来头一次,结果短短半个小时,泄洪的流量就可以灌满一个西湖!



自古以来,怎么治水就是中国的头等大事。


在古代,一开始,治水的难点在黄河。


黄河中上游挟带大量泥沙流向下游,在没有人为强力干预的时候,黄河在下游几乎完全没有“约束”,肆无忌惮,常常泛滥、改道,形成了大面积的“黄泛区”。



古人被黄河水患逼着想了很多法子去调节黄河的水和沙,有的思路到今天还继承了下来。


清末“开眼看世界”的魏源在他的《湖广水利论》中就曾经写道“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


也就是说,古代中国是黄河多水患。


然而,他又写道,“近代以来,(长江)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几乎与河防同患”。


为什么宋明以前长江那么“乖”?但宋明之后长江也出问题了呢?


看看这张图就明白了:



宋、明之前,长江有着近乎奢侈的调蓄资源条件,九百里云梦、八百里洞庭,那都是大水盆一样的地方,即使降雨量大,这些地方也能接住、调节,黄河看着都馋哭了……


但是随着宋明农业经济的内卷化,土地紧张,必然要向内获取更多的耕地,大家就开始围湖造田


到明清时期,堤坝由围城、围田慢慢推进,最终变成了“围江”——沿江都是堤防,田地就在堤坝后面,长江水只能沿着被“安排”好的河道流。



结果就导致长江活成了黄河的样子,虽然不像黄河的含沙量那么恐怖,但被“圈”起来之后的长江,也会不断淤积泥沙,抬高河床,结果就是堤坝的墙越修越高


而从唐朝以来,中国经济重心从北方南移的迹象愈加突出,长江中下游沿岸的人口密度比黄河还高。



同时,从宋代到民国,围垸垦殖者多地方土豪,当地官员往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得罪,这就导致河湖调蓄泄洪能力逐渐减弱。


于是,渐渐地,长江的洪灾取代黄河河患,成为中国最大的水患风险,烈度和破坏力有过之而无不及。



历代王朝覆灭,很多都和水患有关联,比如汉末黄巾起义、北宋末方腊起义、元末农民起义等等。


但封建时代和民国的统治者们,是不可能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技术问题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会把老百姓当回事,为了打仗,为了利益,动不动决个口,炸个堤,简直家常便饭。


民国的蒋委员长就干过炸花园口大堤挡日本人的事,结果战略目标没达到,倒是人为造成了上千万人受灾,数十万人惨死。


所以说,古代的洪灾既有天灾,也有人祸,老百姓本质上不是被水患折磨,是被骑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折磨。


1938年5月19日,花园口决堤


2


过去,洪流席卷了几千年,区区人力,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是如此地徒劳无力,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下定决心,要大力治理水患。


中国水患严重的地区中,长江中游地区显得格外突出,所谓“万里长江,险在荆江”。



长江从三峡奔涌而出,顺流而下,到湖北荆江河段,则开始九曲回肠,绵延400多公里,如遇上连日大雨,往往会冲垮弯折的水道,形成洪灾


洪水如果在荆江没有蓄住,一路狂奔,就会淹掉在下游的武汉。


建国早期,我们的工业能力不够,阻挡洪水难之有难,一开始,我们选择的方法是“分洪”,就是主动开一个口子有导向地让洪水泄往危害较小的地方,人员提前撤走,防止洪水冲破大堤淹没人口众多的中心城市。


1950年10月,毛主席听取汇报之后,与刘少奇、周恩来共同商定,建设荆江分洪工程。


1952年4月5日,荆江分洪工程破土动工



4万工人,16万农民,10万解放军,从全国汇聚,30万建设大军争分夺秒,仅仅用了75天,荆江分洪区主体工程就建成了。


尽管这是新中国首个大型水利工程,然而,人们对荆江分洪工程最美好的祈愿是——永远备而不用


分洪毕竟是舍小保大,会损失一部分群众的财产,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谁也不想用。


只是天不遂人愿,荆江分洪工程竣工后的第二年,就迎来了历史性的考验。



1954年,长江出现罕见的全流域性大洪水,荆江大堤、江汉平原、武汉三镇和京广铁路全面告急!


政府当时的决心是竭尽全力,抢救危关,“可以有1931年的洪水,不许有1931年的武汉!”


为什么说不许有1931年的武汉呢?


因为1931年洪水的时候,武汉整个就泡在了水里,国民政府的救灾能力实在不敢恭维。


当时的《国闻周报》刊登过这样一幅照片:在汉口市繁华的中山路上,浊浪滚滚,漫无边际。高楼、电杆泡在水里,各种船只在通衢大道上往来行驰



街上到处是漂浮的死尸,状况惨不忍睹。


洪灾过后,附带的霍乱、伤寒、痢疾等疫病蔓延。在许多灾民区,饿死、病死的灾民根本来不及掩埋,随便挖几个坑就往里堆了埋了。


据当时的湖北水灾急赈委员会等从8月到次年4月的统计,他们掩埋的尸体达32605具,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要更多。



这段历史绝不能重演!


从1954年4月开始一直到7月,武汉层云密布,足足笼罩了三个月,每天不是大雨滂沱,就是阴雨连绵,江面上动不动刮起六级以上北风,卷起1米多高的巨浪。


全国各地紧急驰援武汉,调来大量麻袋、草袋、抽水机等防汛物资,当时全国唯一的一辆发电列车也派往武汉。


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洪水当前,土,成了最好的武器弹药,为了阻止洪水,武汉市周边的赫山、梅子山、祁家山、陈家山等荒地,全部变成了采土场。


其中,陈家山愣是被武汉的军民挖成了平地,后来干脆改名为“陈家坪”


愚公移山在现实中上演了。



如果说当年有流行词汇排行榜的话,在1954年里,南方最流行的词汇必然是“上堤”。


“上堤”是指在河道的堤防上,执行驻守、巡查、施工等任务。


在当年,“上堤”很光荣,但也很危险,因为那时中国的水利工程不如现在,一旦决堤,人瞬间就会被洪水卷走。


武汉市有150万人口,30万防汛大军为了保护大家,死守两江四岸。



1954年7月21日晚,形势到了紧要关头,为了保住武汉,荆江分洪工程被启用。


晚上10点,大江口禁止通航,几百名启闭闸工人紧张地忙碌着。次日凌晨2点多,绿色信号灯一亮,千钧巨闸缓缓开启。


长江洪流越过闸口,发出雷鸣巨响,激起滔天巨浪,荆江分洪区开闸分洪。



在分洪之前,荆江县防汛分洪指挥部提出的目标是——不能淹死一个人!


分洪区一共搬迁了16万人,但老百姓不少人抱有侥幸心理,每次遇到水位回落,有的人就往回搬,或者把东西藏在房屋夹壁,或者跟干部“打游击”。在门上上一把锁,看上去是人去楼空,可只要干部一走,马上又回到原地。


为了劝说群众,基层干部们是费尽了口舌。荆江县又组织木船成立救护队,到各湾、村巡查,一旦发现有居民,即刻送往安全区。



此前三百年,荆江大提溃堤了足足34次,但1954年的这次百年一遇的洪水,靠着分洪成功防住了。


只是,分洪区的人民也作出了巨大牺牲。


据《荆江分洪工程志》记载,滞留在分洪区的洪水在4个月后退去后,分洪区内仅82%的耕地可耕种;区内的房屋基本水毁倒塌,农作物当年全部绝收


直到四五年后,荆江县才重建完家园,恢复生产。


抗洪胜利以后,毛主席欣然提笔:“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几十年后,多灾多难的中华再次迎来了特大洪水。


1998年夏天,长江、嫩江、松花江等流域突发全流域型特大洪水,其势之猛、流量之大,世所罕见。


7月20日,武汉暴雨下了1.5个东湖,城区最深积水1.6米


放眼望去,整个城市似乎都快要被洪水吞噬,而当时的全国,更有2.23亿人处在危险之中。江汉平原、武汉三镇乃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再次告急


8月13号上午,长江第五次洪峰逼近荆州,沙市水位已达44.84米。


这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随时可能发生决堤。


关键时刻,那个男人来到了荆州,他一下飞机,就直奔荆江大堤,望着在泥浆里与洪魔抗争的万千军民,发出了决战长江、决战决胜的总动员令。



那次国家防总的总指挥,是温家宝副总理,他要对启用不启用荆江分洪区进行最后的定夺。



在科学家们的计算下,温家宝最终做出了不分洪的决定,百万官兵用血肉长城顶过了最高的洪峰,整个过程惊心动魄。


这一次是两全其美,不仅保住了武汉,保住了长江中下游,也保住了荆江泄洪区30多万的家。


如果没有那时的决断,荆楚腹地的膏腴之地,可能至今依然还是投资荒漠。



但这个结果,是一些解放军用年轻的生命换来的。


李向群烈士,时年20岁,非常年轻,他有百万家产,却毅然选择参军,98年抗洪,他带病顽强拼搏,先后4次晕倒在大堤上,被送进医院抢救醒来后,又拔掉输液的针管上堤战斗,终因劳累过度,壮烈牺牲。




在历史的照片里,溃堤之时,总是有军人用血肉之躯去堵堤口


在九江这种情况很多见,比起荆江的险死还生,九江是直接破坝了,是人民子弟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堵住了缺口。


“江上所有民用船都会被拦下来,拉到指定地点,有电焊工把船凿穿,让它沉下去,缝隙里打钢管。那些士兵就趴在钢管上,挡住水浪,浪一来,几个人被冲下去,过一会,浪又来,又冲下去几个人,死的活的不知道。”



后来,有一首叫做《为了谁》的歌传唱大江南北,专门纪念这场特大洪水中那些抗洪的英雄:




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为了秋的收获,为了春回大雁归。

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望断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回。

你是谁~为了谁~我的战友你何时回。

你是谁~为了谁~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

谁最美,谁最累,我的乡亲,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



1998年9月10日,几十万市民走上街头,从荆江大堤轮渡码头起,扎起了10多座凯旋门,挂上了1万多条横幅标语,手拿彩旗鲜花和标语牌,送别抗洪官兵。



9月15日清晨,数十万九江市民挥泪送别子弟兵,泪珠如豆,颗颗落下。


靠近道路的民众,向着车辆激动地伸出双手,而车辆上的士兵也面带微笑,俯身与数百只手一一握别。


还有的市民知道解放军不收群众的东西,就趁着解放军撤走的时候,把牛奶、零食等一箱箱丢到解放军的车上,表达自己的感激。



3


1954年和1998年的洪灾教会了中国很多,随着工业水平的逐渐提高,我们也一直大力在各个地方兴修水利,同时不断完善基层的应急响应措施。


水火无情,人类面对特大的自然灾害,想要完全不受损失是不可能的,但现在,在汛期面对洪水时,我们就有了很多水利工程,可以帮助调节洪峰,尽量减少群众的损失。


这一次,南方的大雨仍在持续,212条河流发生洪水,汛情直逼1998年!


洪灾总是出其不意地到来,但人们的剧本却从来没有变过。



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位于江西、湖北、安徽三省交界处,是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由于地理位置特殊,防汛压力巨大。


当地留守的多是老人,青壮年人手只有1000人,完全不够,于是当地政府发布召集令,号召在外的游子返乡抗洪。




没想到,很多老乡们看到家乡号召,纷纷响应,不到两天,竟然有2000多人主动响应号召,回乡帮忙抗洪!


在江西鄱阳湖沿岸的防汛抗洪工作中,一支平均年龄50+的“阿姨团”尤其卖力。


队长余凤英说,她们是广场舞的“舞友”,“洪水来了,广场舞也没心思跳了”,想为修堤抗洪尽自己的力量。


扛不了沙袋,她们就装沙袋;修不了圩堤,她们就协助巡护。


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汛情,人们不像过去那么担心了。


在武汉,官方只是提醒大家在江滩公园游玩时注意安全,不要嬉水和垂钓。



犹记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时,无数人为了建设中国,夜不能寐,寝不能安,翻遍史书规划未来。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无数工程师发奋读书,专研工程,他们用自己点点滴滴的努力,为我们换来了现在的安全。


无论是54年的荆江防洪工程,98年以后固若金汤的三峡大坝,还是如今的北斗卫星高精度地灾监测预警系统,都让我们坚信,洪灾虽然可怕,但不是不可以制服。


中国的水利工程,也许还远远达不到完美,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这次南方的水灾,也许还没有到最可怕的时候,按以往的经验看,8月中旬极有可能还有一波;


但就像从前那样,无论面对何种困难,中国人都将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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