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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大家都在预测，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人类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而其余的时间都被用作休闲；但现实却是，我们的工作量并没有缩减，这个世界不知怎么的创造出了一大堆想象出来的工作，以确保每个人都忙忙碌碌。”

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家David Graeber（格雷博），曾在其201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向读者们发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拷问”：

有多少人一直在做着连自己都觉得没有意义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所谓“狗屁工作”，指的是一种毫无意义、没有必要、甚至是有害的工作，哪怕是做这份工作的人自己也觉得它不应该存在。当然，你不得不去“假装”认可这份工作有存在的理由——毕竟指望着靠它领薪水。

格雷博举例称，比如接待专员、行政管理，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体现出他们上司的重要性，或者让其脸上有光——哪怕可能每天只接到一个电话。话说回来，为什么老板不去接那个电话呢？因为如果你走进一间办公室，发现没有接待员，那么它就不像是一个真正的公司。

比如销售、律师、公关、游说者等。他们会积极替雇主出面，但他们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其他公司也存在这种职位。比如你不需要一个公司律师，除非其他的公司也有律师。

再比如一些企业的“慈善部门”和“社会责任部门”，这些部门其实根本没在做慈善，也没在承担社会责任，通常使用书面文件或者严肃的报告，报告里是完全的、纯粹的废话，仅仅就是做给市场部门完成任务的。

还有些公司的中层管理者，可能让别人做不必要的工作，或者监督着那些不需要监督的人…

在澳洲，有多少人其实一直做着“狗屁工作”？

实际上，随着疫情下澳大利亚采取的社交疏离措施与封锁令造成“停工失业潮”，这个看起来有些犀利荒谬的问题也由此重新被许多人所审视。

据澳洲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估计，自从三月中旬以来，已经约有65万至70万澳大利亚人由于疫情失业。

于是，许多人在不得不停工甚至失业在家的状态下，一边领政府补贴一边突然闲了下来的同时，或许对于自己的工作也有了一些平时不曾有过的困惑和质疑：

“我原来到底在这个公司干嘛？我在这家公司的角色是什么？这份工作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和意义吗？如果疫情过后我不回去工作，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不同吗？”

实际上，持续了近两个月的封锁令，不仅令成千上万的澳大利亚人失业，也将澳洲经济压得摇摇欲坠；而我们面对的，极有可能是非常严重的经济衰退。

据澳联储预计，澳洲经济将因疫情遭受10%的冲击。

在过去的几周以来，澳洲总理莫里森就从未停止过收到有关提前解禁的呼吁。在上周的发布会上，他说，“我们需要重新启动我们的经济，我们需要重新启动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能让澳大利亚陷入困境，我们需要向前迈进。”

来源：ABC NEWS

实际上，虽然从数据上看起来澳洲的疫情暂时是控制住了，但是悉尼养老院去世16人的噩耗，似乎也在告诉我们此时为胜利欢呼似乎还有些为时过早；

而且现实的情况是，哪怕我们当前生活在的这个经济体系扛过了这一次的新冠大流行，但当下一次类似的病毒来临时，它仍然可能随时面临崩溃的危险。

为什么疫情会导致经济崩溃？

这个原理其实很简单：

首先，企业的存在是为了盈利；

于是，一旦疫情下的封锁令导致企业无法生产，那么他们就不能出售产品。这意味着他们不会盈利，也就不太可能雇佣工人；

虽然在短期内，企业也可以留住他们不需要的工人——因为他们希望在经济再次复苏时能够满足生产需求，但是一旦当事情开始变得很糟糕，那么他们也就不会留住这些工人了；

所以，更多的人会失去工作或害怕失去工作，便消费得更少。可这样一来，企业便更难盈利了——于是，在这样的不良循环中周而复始，我们最终陷入了经济萧条。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避免经济的崩溃？

首先，我们不妨重新梳理一下经济的目的。

目前，全球经济的主要目标是促进金钱交换，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交换价值”；

而我们目前所生活在的经济体系的主导思想是，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相等。这意味着，人们通常会把钱花在他们想要或需要的东西上，而这种花钱的行为也能体现其在他们心中有多少使用价值。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国家，市场都一向被视为管理社会的最佳方式。因为市场会允许你适应它们的存在，并且能够灵活调整、使生产能力与使用价值相匹配。

只是新冠肺炎的全球爆发，还是彻底地挑战了我们对于市场一贯秉持的这个信念。

实际上，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全球各国政府都从未停止过担忧其关键部门在疫情中遭受破坏或超负的命运，比如供应链、社会护理等等，但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医疗保健部门。

为什么我们对于市场的信念会在疫情的考验下如此不堪一击？

对于这个问题，来自英国萨里大学的生态经济学研究学者Simon Mair（麦尔）举例了两个原因说明：

第一，对于大多数的社会必需服务企业来说，赚钱实在太难了。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利润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即用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事情。其实在许多企业中，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成本因素，而类似医疗保健这种依赖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企业尤甚。因此，医疗保健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往往低于其他行业，而其成本的增长速度也快于所有行业的平均水平。

第二，许多关键服务部门的工作，在社会中并不被认为是价值最高的工作。

实际上，许多高薪工作的存在只是为了促进价值交换、赚钱，对社会却没有什么实质的贡献。这些工作，其实就是开篇时提到的“狗屁工作”。但正是因为这些工作是如此的赚钱，所以我们才产生了这么多的咨询顾问，也产生了体积庞大的广告业和金融业。人们往往不得不放弃“有用”的工作，可能只是因为那些工作的收入没有“狗屁工作”来得高。

人嘛，总是要恰饭的嘛。

“经济学教给我们这样一种非常自私的逻辑：每个人都想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用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多的回报，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想要去不劳而获。” 

因此，我们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暴露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经济赖以繁荣的关键体系缺陷：

我们拥有着这样多的“狗屁工作”，然而一旦到了关键危机时刻出现时，那些真正“有用”的工作却反而是少之又少。

毫无疑问，澳大利亚已经进入了服务业经济时代。

正如经济学家Jason Murphy（墨菲）所说的一样，澳大利亚正在经历迅速的变化。而其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几乎绝大多数获得新工作的人都属于同一个行业：

服务业。

据澳洲统计局数据显示，在2013年到2019年之间，澳大利亚在私人与企业服务业增加了超过100万个新岗位，但在制造业和矿业上却失去了大量岗位。

这算是一件好事吗？

对于这个问题，墨菲是这样回答的：

“是的，它们绝大多数是好的——最基本的原因很简单：人们在商品上的花费比服务上的少。商品业占经济的比重从1985-86年的34%，下降到了2015年的21%左右，而服务部门填补了这一空白。

在服务上花更多的钱是件好事。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富裕起来的一个标志。”

然而在MacroBusiness的首席经济学家Leith van Onselen（范奥思林）看来，这却是“经济失衡的迹象”：

这表明了澳洲经济已经变得如此缺乏竞争力，其制造业基本上已经关门，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德国、日本甚至英国）相比都大相径庭。

范奥思林表示，“自从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在澳洲看护工作的就业迅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与人口老龄化、残障计划等项目的推出、儿童保育需求的增加以及学生数量激增推动的大学系统扩张有关；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也经历了公务员的就业繁荣，以及依赖人口增长带动的、通过创纪录的公寓建设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实现的建筑业就业繁荣。

但其中创造的很多服务岗位，其实更多的是在经济中转移财富，而不是创造新的财富。

这些工作通常依赖于永无止境的人口增长，具备低生产率、无法流通的特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税收、资产出售和债务积累来获取报酬的。”

实际上，根据澳大利亚就业部在2018年8月发布的就业预测，预计在之后的五年内，这些部门将创造澳大利亚就业增长的三分之二：健康医疗与社会援助、建筑业、教育培训业，以及专业、科学与技术服务业。

范奥思林补充，“很明显，澳洲经济的增长杠杆已经失去了平衡，它已经太过于依赖「狗屁工作」、「庞氏增长」和政府支出了。

基本上，澳大利亚就像正在运行一台地狱永动机，这像是在逼一群胖子一边吃着卡路里爆表的甜甜圈，一边却被牵着在这台失控的跑步机上不停地往前走。”

“这体现在工资停滞，购买力下降，房价无法负担，债务不断上升，公共服务不堪重负，新的基础设施在开放后不久就被堵塞，但机器仍在继续运转，以便少数的精英能够从政府增加的资金投入中分一杯羹。”

“但剩下的每一个人可能还觉得被这些空卡路里其实填得也挺饱的——直到陷入经济衰退的那一刻。”

那么如果已经发现自己正在做的是“狗屁工作”该怎么办？

格雷博在采访中说，“如果你能把你的这份工作，当做创造其他有用的东西的平台，那么你就会感觉到更有力量。不过这个过程很难，这是因为似乎很少人能够将‘属于’别人的时间重新利用。”

“比如有一个人做着营销的‘狗屁工作’，但他在每星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做真正的医学研究。”

“虽然是同样的事情，如果你能想出另一种方法来做，那就太好了。除此之外，不要去怨恨那些拥有‘有用’工作的人，也不要因为他们有一份真正的工作而惩罚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