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海子、顾城相继离世，北岛远赴国外，芒克改行画画，才貌双全的易知难，点燃了手里的烟……他们是从同一年代走来的同路人，这种情谊不可替代，让人眼眶温热。八十年代的人们在新旧嬗替中的种种面容，构成一部宏大的叙事，时间缝隙中的清白脸庞，有的已面目全非，有的依然清澈。“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曾经年轻的生命如今已是白发苍苍，他们凝望着无需言语的古柏，才得知人生的伤痛是如何不足为道。那些贫瘠的山河愈发荒凉，时代变幻，如此纯粹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诗人已经死去，诗歌逐渐腐烂。那些有血有肉的过往，成为记忆，逐渐被画上休止符，他们是归来的异乡人。玻璃晴朗，橘子辉煌。老去的不再年轻，远去的不会回来。1978年12月22日傍晚，牡丹牌收音机里播放着公报，连续多天没合眼的年轻人们凑在一起，为《今天》杂志做着最后的收尾。这份先锋主义文学刊物，反抗的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卑鄙。《今天》最潦倒的时候只有芒克和北岛两个人，每个月领6元钱工资。天刚蒙蒙亮，北岛与芒克骑上自行车，怀里抱着刚出炉的刊物与浆糊塑料桶，朝着西单的方向骑去。等待他们的，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年代。之后，这样纯粹的日子再也没有出现过。八十年代，是一个激情与诗意迸发的年代，那是许多知识分子心中的乌托邦。当时代从迷茫中回归人性，人们的生活虽不富裕，精神却是丰满的。那是一个作家堪称“流量”、受人尊重的时代，涌现了北岛、莫言、冯骥才、路遥、史铁生等一批著名作家。字句在历史的墙壁上不由分说地存在着，无处不在，又一言不发。北岛在《今天》的创刊词中严肃地写下：“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了。”回到久远的八十年代，北岛住在什刹海的三不老胡同1号，史铁生住在雍和宫大街26号，冯骥才住在东城区朝内大街166号……他们的家不过几站公交车的距离。 那时，一壶酒就可以让三两好友聊一整夜，他们有着高山流水般的默契与单纯。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如果有人淘到了一本新的国外诗集，蹬着三轮车就聚到了一起，坐在路灯下的马路边，一边吃花生米一边聊诗歌。以北岛、海子、顾城等人为代表的诗人们，在激情澎湃的时代，将自己的生命与理想无所保留地投进了诗歌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这些曾经耳熟能详的句子，见证着80年代初文学青年掀起的热潮。“太阳升起来，天空血淋淋的，犹如一块盾牌。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没有人来问我，没有人宽恕我。”那年，顾城开始学习画画，写诗也日渐进入社会性作品的阶段。期间，他回到北京在厂桥街道做过锯木工、借调编辑，在《北京文艺》《少年文艺》等报刊零星发表过作品。1977年，顾城在《蒲公英》上发表诗歌，引起剧烈反响，之后与江河、北岛、舒婷、杨炼并称为五大朦胧派诗人。“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擦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在顾城写下孩童般纯真的诗句时，远在安徽怀宁县的海子，被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当老师。如此年轻便成为大学老师，这样的身份直接等同于那个年代的“成功人士”，然而海子偏偏喜欢写诗。在学校，他是出了名的固执，从不参加活动与会议，独来独往。“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浓烈的孤独、明亮的真实，海子是一个过于纯粹的诗人。在政法大学，他的工资被扣到所剩无几，还要挤出钱来给老家的父母与弟弟。物质的贫瘠与精神的丰富，反复拉扯着敏感脆弱的海子，他逼仄的屋子里，只有一张桌子、床与收录机。
这个热烈而悲凉的天才诗人，最终选择在冰冷的铁轨上告终生命。1989年3月26日，在那个冷风侵人的初春凌晨，海子带着四本书，坚定地走到山海关。他最后抬头望了一眼这尘世，从容地躺在冰冷的铁轨上，那个离土地最近的地方，等待呼啸而过的火车从他单薄的肉体上碾过。没人知道，当火车的轰鸣声渐行渐近时，他的脑海中呈现了怎样的画面。他或许在想念自己爱人的脸，他或许根本不屑回望那个精神贫瘠、鸡零狗碎的工业社会。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教师，我叫查海生，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海子将自己的生命停留在25岁的路口，顾城则在1993年，与妻子谢烨发生冲突，用斧头砍向妻子，顾城随后上吊于树上自杀。当顾城举起斧头的时候，任何落在他身上的诗意都已经不再重要，他只剩下一个身份——屠夫。回想1986年12月，为了庆祝《星星》创刊30周年，诗人们在成都联合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中国·星星诗歌节”。北岛、顾城、谢烨、舒婷……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们纷纷前来，这是他们第一次聚齐，也是最后一次。人们的脸上闪烁着真诚的笑容，人像摄影师肖全摁下快门，那一张张动人的脸得以留存。“肖全，我认识你那么久了，你还没给我拍过一张照片。”讲这话的人，是易知难。1990年，成都。肖全在易知难的琴房给杂志写崔健的解说词，一回头，看见易知难倚靠着钢琴在抽烟，神情忧伤，不一会儿眼睛里就满是泪水。肖全并没有与她交流，也不知她的悲伤从何而来，只是将那个瞬间拍了下来。因为这张黑白胶片，易知难走红于成都文艺圈，她的身上散发着不可替代的气质，清楚区别于周围其他人。后来的她销声匿迹，人们都在找她，反复试图寻找易知难的消息。面对想要打探自己平静生活的外界，她只说了四个字：“今昔何惜。”人们所追逐的不过是三十年前的易知难，如今她已经过上了平静的生活，松开了紧皱的眉，一切都过去了。那个为了爱情远赴撒哈拉沙漠的女子，1990年9月，三毛从西藏回到成都呆了几天，肖全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在成都老巷子拍了这个自己仰慕许久的传奇女作家。“很多年以后，如果你偶尔想起了消失的我，我也偶然想起了你，我们去看星星。你会发现满天的星星都在向你笑，好像铃铛一样。” 1991年1月4日，肖全拍完三毛4个月后，三毛自杀了。她没有留下遗书，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她的生命永远留在了48岁。
经历过人生种种境况，才知道生活的卑鄙与残暴，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在重重迷雾中，纷纷觉醒，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朦胧派诗人莫属北岛。北岛的父亲赵济年算得上半个文化人，是茅盾、张恨水、鲁迅的书粉，可见其读书种类之杂。他从《红旗》《收获》《人民文学》到《电影艺术》《俄语学习》《曲艺》和《无线电》，可见爱好之广。北岛自幼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自然成为一个热爱文学的人，父亲是他文学记忆的起点。物质与精神同样饥饿的少年时期，试图反抗秩序的文革时期，也一直是他身上挥散不去的人格起源。1969年，北岛高中毕业后，到北京城建公司当了十一年的建筑工人，过着日复一日枯燥无味的生活。直到1970年春天，当北岛和几个朋友在颐和园划船时，有位朋友在船头朗诵食指的诗，给他强烈的震撼，随后开始写诗。在正式写诗前，他独自到海边生活了一段时间，因而之后他的诗中充满灯塔、岛屿、船只的意象。在北岛离开建筑工地时，好友芒克来到白洋淀插队，次年也开始写诗。1976年，芒克回到北京，两年后与北岛共同创办文学刊物《今天》，他们找到一间偏僻简陋的平房，将头脑中的思想灌输于破旧的油印机与纸张。北岛是民国生人，芒克是新中国生人。两代人，就差一岁。芒克的笔名是北岛起的，因单薄的外表，绰号“猴子”，便起了"Monkey"的谐音字。北岛的笔名是芒克起的，两人有次在晚上骑自行车，芒克想起北岛是南方人，但一直生活在北方，那时北岛出了一本诗集《陌生的海滩》，里面多次出现小岛，最后取笔名“北岛”。好友二人先后把《今天》杂志贴在各大文学报社的门口，还有各大高校。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负责这件事的，是入学不久的陈凯歌。那年秋天，北岛与芒克创立文学刊物《今天》，一个全身落满黄土尘末，背着沾满黄土的行装，脸庞黝黑的年轻人，走进了西安建国路71号院的《陕西文艺》。路遥自小生活在一贫如洗的家庭环境中，衣衫褴褛，贫瘠的生存窘态，让他不敢走到人前。如此困顿的经历，决定了他日后的创作主题，始终围绕着农村的知识青年，如何生存的故事。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这一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路遥的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绪。大家从这个憨厚的年轻人身上，看见黄土高原的土气背后，蕴藏着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1977年，《陕西文艺》恢复了刊名“延河”。路遥有机会得到知名作家柳青耳提面命的指导，他通过文章《病危中的柳青》和《柳青的遗产》，表达了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敬意。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路遥多次为柳青扫墓。有一次，他在前辈的墓前辗转多时抽烟沉思，突然跪在墓碑前，失声痛哭。1978年，路遥创作了六万字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寄到各大刊物纷纷被退回，最后稿件便有了在五家刊物旅游的经历。路遥心生绝望，想把自己写的稿子烧掉，万分挣扎后，他最后投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心绪极为低落的他心想如再退稿，就付之一炬。没几天，路遥就接到了全国发行量最高的《当代》独具慧眼的主编秦兆阳的亲笔信。秦兆阳热情肯定其创作的同时，指出其不足，与他商量：可以就此发表，但如果愿意修改，请到北京。路遥背起行囊，来到北京，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做了认真的修改。1980年秋天，修改后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在《当代》1980第三期，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同年秋天，史铁生肾衰竭初发，他在轮椅上已经坐到了第三十三个年头，用过的轮椅也近两位数了。这不是自谦使然，21岁那年，史铁生提前起进入人生的暮秋——他的腿，不能走路了。年轻的生命站着走进友谊医院，躺着从医院出来，当时的他绝望到极点，差点要跟大夫打架。当年下乡插队时，他只是感到腰部阵痛，吃了药物拖延着。回到北京前，史铁生与好友一同登上了华山，这也许是他患重病前的最后一次壮举。那时他还不能预见到“透析”的未来，那时的北京城仅限三环路以内。两腿初废时，史铁生曾暗下决心：这辈子就在屋里看书，哪儿也不去了。可等到有一天，家人劝说着把他抬进院子，一见杨柳和风，他的决心即刻动摇。之后又有友人们常探望，带来大世界里的种种消息，史铁生的心就越发地活了，设想着，在那久别的世界里摇着轮椅走一走大约也算不得什么丑事。1981年，史铁生发表处女作《秋天的怀念》纪念去世的母亲，震惊文坛，他心想：如果母亲能再多活两年，就能看到了。 “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之后颇负盛名的《我与地坛》，承载着史铁生最后的自我救赎。地坛与他建立了某种关系，史铁生坐在其中，凝望着无需言语的古柏，才得知人生的伤痛是如何不足为道。
他的一腔笑意下，尽是爱与真诚，没有怨天尤人的仇恨之意，地坛的气场抚平了史铁生内心的痛苦。史铁生经历人生的转变时，余华在忙着对付别人的牙齿。这年，是余华做牙医的第五年。他观看了无数张开的嘴巴，拔掉了一万颗牙齿。那无数个张开的嘴巴，让他感受到了生活的烦闷与无聊。后来，他在散文里写道：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彼时，与无数颗陌生的牙齿打交道的余华，不会想到，14年后，自己的小说《活着》会让导演张艺谋大放异彩，并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百无聊赖的日子里，他开始写小说，1983年，余华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喜欢上了他写的小说《星星》。这次改稿回来后，余华如愿得到了在海盐县文化馆工作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他梦寐以求了很久，因为可以喝茶、看报。三年后一个冬日的下午，他在浙江海盐一间临河的屋子里，意外读到了卡夫卡。生活的本质是荒诞的，那种带有先锋性质的写作方式，冲击着他的内心。余华说：“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随后，受卡夫卡影响，26岁的余华完成了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文字锋利却不见血，让人直视其筋肉组织。很快他就赢得了鲁迅文学院的关注，邀请他到创作研究生班学习，并调到了嘉兴文联，当时他的同学中就包括莫言，两个人住在同一个房间。彼时的莫言已经发表小说《红高粱》，引起文坛轰动。1988年，由张艺谋据此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红高粱》荣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两人第一次相见的场景十分有趣，自小在农村长大的莫言见到黑黝黝的张艺谋，以为他是村里的生产队长，顿时心生好感。“我对张艺谋了解了一番，他担当摄影的《黄土地》我很喜欢。”开拍之前，莫言把剧组的所有人都请到自己家里去，有张艺谋、巩俐、姜文，也有顾长卫。因为高密农村的一片高粱地，他们聚到了一起。红高粱有特别的语境意义，就算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经历多少风吹雨打，都能埋头成长，生生不息。莫言、姜文、张艺谋三个男人光着膀子合了一张影，巩俐站在旁边笑靥如花。当时这几个年轻人不会想到，他们日后将成为影视界的重要人物。
当时这几个年轻人不会想到，他们日后将成为影视界的重要人物。
更没有人知道，多年以后，莫言将成为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电影上映后，在当时一张电影票几毛钱的情况下，最后炒到了10元一张。37岁的张艺谋凭借这部电影，走上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一片高密的红高粱连接了他与土地，也让他读懂莫言。1994年，张艺谋又改编了一部经典小说作品《活着》，作者是余华。
他用主人公福贵自述的方式，向人们展示巨大时代背景下个人将苟活作为唯一生活目标的惨况。在余华的作品里，经常会有血腥、绝望的场面，他一反之前文学世界里的温情脉脉和梨花带雨，而是将悲痛最大化。张艺谋看中了这部小说里通过福贵一生经历，反应那个时代中国人命运的深刻寓意。最终，余华的小说《活着》被搬上了国外电影荧幕，取得巨大成功，在那一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大获全胜。当时只有29岁的巩俐，将朴实的家珍演绎得让人心碎。在她的眼泪与笑容中，我们看见了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这部电影直接把张艺谋推到了“第五代导演”的主导地位上，让福贵的扮演者葛优成为影帝，也让当时只有33岁的余华名声大噪，他成为先锋派作家的领头人。在80年代的文坛，总有人将余华与路遥的作品拿出来探讨一番。这两位作家都擅长描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不同的是余华亲眼看见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路遥却没那么幸运。1979年，路遥告别妻儿，告别了西安，远赴延安甘泉县，开始创作给他带来更大自信的《人生》。他在甘泉县招待所创作的经历，几近疯狂。每天工作18个小时，分不清白天与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路遥的朋友去看他，只见房间烟雾弥漫，房门后的铁簸箕里盛满了烟头，桌子上摆着硬馒头，还有几块碎点心。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路遥经过21天的苦熬，如同产妇分娩，他十三万字的《人生》诞生了，小说描写了一个农村知识青年的曲折经历。小说中的高加林、刘巧珍鲜活地走了出来，看似是爱情故事，但路遥要表达的是新时代对年轻心灵的冲击与产生的灵魂骚动。乡村道德与现代意识，感情纠葛与理性判断，个人生活与人生选择间产生的悲剧冲突，旁观者看到的是命运的哀叹，更是对现代意识的诘问。在文坛有所建树后的路遥说，写小说并不比种地的农民高贵。“它需要的仍然是劳动者的赤诚质朴的品质和苦熬苦累的精神，和劳动者一并去热烈地拥抱大地和生活”。这部小说在《收获》上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获得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路遥生活清贫，去北京领奖的路费凑不齐，他打电话给在铜川矿务局的弟弟王乐天，借了500元应急。借钱到北京领奖多么讽刺，上火车前，路遥骂了一句：“日他妈的文学！”便头也不回地走进了火车站。彼时的路遥在文坛已经是炙手可热的存在，然而他依然想要往前走，“不能让人们仅仅记得你是《人生》的作者”。春夏秋冬，时序变换，1985年秋天，身背使命感的路遥，在陈家山煤矿由会议室改造成的工作间里，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漫长创作之旅。那几乎是玩命式的写作，在与老鼠为伴的艰苦环境里，他每天写上十几个小时，在凌晨两点到三点入睡，有时甚至延伸到四点五点。天亮以后才睡觉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最终，《平凡的世界》一共三部终于完成，总字数超过100万字，这部小说耗尽了路遥所有的心血，这是他用命换来的。当他划上全篇的句号时，索性把手中的那只圆珠笔扔到了窗外。
这个39岁的陕北大汉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放声大哭，他看见镜子里的自己两鬓斑白，泪流满面。六年的时间，这种苦行僧似的写作方式，已经让路遥的身体走向末路，他开始大口吐血。身体软弱得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吸进一口气就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我第一次严肃地想到了死亡。我看见，死亡的阴影正从天边铺过。我从未意识到生命在这种时候就可能结束。”呕心沥血创作的小说，却遭到了评论家们的全盘否定，当时中国文联公司出版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只印刷了3000册，基本无人问津。他灰心不已，为了这部长篇小说，路遥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境况。他曾说好的作品最后要经受的是历史的考验，然而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在西安去世。如果路遥还活着，当他得知《平凡的世界》已被选为学生必读的文学作品，也被拍摄成为热播的影视作品后，那消瘦粗糙的脸上，是否会有两行清泪。一代人的到来，不是凭空而起，在这其中莫言是幸运的。如今距离电影《红高粱》拍摄成功已经过去了34年，诺贝尔文学奖让他声誉斐然。张艺谋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导演之一，被奉观众们为“国师”。那片红高粱却渐行渐远，那些贫瘠的山河愈发荒凉，时代变幻，那么纯粹的日子就像电影一样结束了。东城区朝内大街166号，是他一生中注定要背井离乡在此生活近两年的地方，他在这里开始了“借调式写作”。1981年，39岁的他在写给老社长严文井的信中说：“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培养起来的作者，数年前，我是拿着一包粗糙的、不像样的稿子走进朝内大街一百六十号的。那时，我连修改稿子的符号和规范都不知道，是老作家和编辑们一点点教会我的，他们把心血灌在我笔管的胶囊内。”他珍藏着很多感人的材料和值得记着的人物，冯骥才是个懂得感恩的人，也是“文革”后第一个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拿到稿酬的作家。他每天挤在由办公室改造成的房间里写作、睡觉，吃着食堂便宜的五分钱一份的炒菠菜，偶尔到社门口面馆吃一顿三角五分钱的肉丝面，已如富翁般满足。总编辑见一米九大个的大冯生活过于清苦，特批给他每月十五元的补助，他终于可以吃食堂一角钱的红烧茄子或洋葱炒肉片了。不写作的时候，与作家们在楼道里打乒乓球、斗斗嘴，或者到院子里的篮球场比赛一场，其乐融融。在修改后的《义和拳》上下册终于出版后，冯骥才破天荒地领到三千三百元的稿费。这对于每月工资五十五元的他来说，算得上是一笔巨款。那时，他最大的烦恼是人太红，每天收到读者的来信太多。很多读者把冯骥才当作最信任的人，往往信的开篇是这样开始的：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他看过太多秘密后觉得心不安，于是写了一篇《作家的社会职责》：我认为作家的社会职责就是“回答时代向我们重新提出的问题”。 他不回避写作的批判性，也不回避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唯美主义者，《三寸金莲》和《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两部小说语言风格迥异，都是他。如今，已是79岁的冯骥才依然没有封笔，他用饱满的热情创作了小说《艺术家们》。书中有着与他相似的童年，有同样的物质匮乏。一碗饭、一瓢水，在陋室，冯骥才找出榨菜，配上粗茶，这样的助兴足矣。冯骥才最爱芦花，家中就挂着自己的芦花画作，历经过灰暗的他，作品中总是充满温情。白岩松不解，曾经向其发问，冯骥才说：“太阳是黑夜下的蛋。”那是80年代，与世界接轨的各种思潮，与被禁锢的思想抗争，冯骥才曾说：“我承认，我有八十年代的情结。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当代史的一个急转弯，也是空前又独特的文学时代。”时间来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海子卧轨自杀，北岛远赴国外，芒克改行画画……这些有趣的人构成了80年代的中国文人群像，正因短暂，所以人们每当念及时，才会唏嘘感叹。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他们拥有不同的人生与命运。这些作家诗人的悲欢离合恰是一代人的真实感受，关于青春，关于理想，关于生活。诗人已经死去，诗歌逐渐腐烂。那些有血有肉的过往，成为记忆，逐渐被画上休止符。芒克觉得人不应该把写诗当成职业，如果有想表达的东西，写就完了。“因为人不能永远处于诗意的生活状态中，现实生活挺残酷的，要忙于生活。”“我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再次回到阔别了十三年的北京后，北岛哀叹不已。多年后，北岛在《履历 北岛诗选 1972 - 1988 》的序言中，仍然持有自己的那份风骨，如同他在《回答》中反复向所处时代呐喊的：72岁的北岛心底深处始终有一盏不灭的仅属于自己的灯，此生多寒凉，此身越重洋。好友芒克彼时已不再写诗，画家是他的新身份，回想起80年代初与北岛一起创办的《今天》，他说：“《今天》还没来得及成熟就夭折了，或者说被扼杀了。尽管后来在海外复刊令人高兴，但其生存的意义已经是另一回事了。任何东西，当它消失时也就结束了，再出现时已是一样新东西。”芒克很容易满足，物欲极低，能吃饱饭就可以了，对于遥远过往的故事，他总是轻描淡写。在他看来，诗歌消亡与否已和他关系不大，既然每个人都还活着，就都算幸存者。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身背吉他、双眼紧闭的崔健，唱完《一无所有》后，给那个干涸的岁月里，带来某种觉醒。回想那一夜时，他说：“太容易了，好像被时代贿赂了。”之后，崔健读到了北岛的《我不相信》，内心备受震撼。崔健不喜欢谈论80年代，他毫不掩饰地说：“我讨厌。”
看过世态炎凉的芒克，回看那个遥远时代发生的种种，他的回答总是不携风也不带雨，平和妥帖。1998年，史铁生的肾病愈发严重，最后恶化为尿毒症。他拒绝接受命运的安排，没有轰然倒下。同年，他的长篇小说《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那年冬天，北岛回到国内，约了一帮昔日好友，前去探望史铁生。他们在街上看到有卖羊头肉的，想着这吃食是史铁生这小子的最爱，定要买两斤捎带到他家里去，如果他在家就聊一会，如果他去医院做透析了，就把肉挂在门把上。“挂在门把上”这一举动，让人倍感亲切，他们是从同一年代走来的同路人，这种情谊不可替代，让人眼眶温热。北岛他们敲了敲门，史铁生的妻子陈希米打开了门，他在家。看见一群昔日好友，史铁生笑得很开心，他们围成一个圈，挤着坐在一起，聊慰回不去的美好年代，还有一起经历过的雨雪风霜。那个房间很小，大家腿挨着腿坐着，有那么一瞬间，仿佛80年代的岁月又回来了。可聊起各自近况，大家心知肚明：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回不去了。北岛九岁那年的春天，他曾跟随父亲前往北海公园游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阵阵寒意袭身而来。父子二人沿湖边徐行，离公园后门两三百米处，北岛的父亲放慢脚步，环顾游人，突然对儿子说：“这里所有的人，一百年后都不在了，包括我们。”“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80年代的文人们在新旧嬗替的变化中的种种面容，构成一部宏大的叙事，时间缝隙中的清白脸庞，有的已面目全非，有的依然清澈。距离他60岁生日，还差5天。生前他早已写好遗愿：“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器官捐献给医学研究。”那是一个寒冬，窗外冷风吹得毫无感情，后半夜北京的空中飘起了雪花。转眼离创办《今天》刊物杂志过去四十多年了，已71岁的芒克不是个怀旧的人，也不再写诗，面对想要窥探80年代的后生，他说：关于作者：关注微信公众号 最人物（ID：iiirenwu）记录最真实的人物，品味最温暖的人间。转载请联系最人物（ID：iiirenwu）授权。
ABC传媒招聘啦
ABC传媒 全职编辑3名
1、全职编辑
要求简介：从事过新媒体、熟悉微信订阅号编辑运作，文笔功底强，熟悉短视频拍摄、剪辑。
悉尼地区：1名全职
中国大陆：2名全职
市场销售3名
要求简介：开朗积极，认真靠谱。能够向客户熟练地介绍公司业务特点，从跟单开始到独立完成销售。
联系方式
Email：[email protected]
另：大量读者还有没养成点赞的习惯，希望大家阅读后顺手点亮“在看”，以示鼓励！长期坚持原创真的很不容易，多次想放弃。坚持是一种信仰，专注是一种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