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于观察者网

美英澳三国组建全新印太安全联盟“AUKUS”并达成“核潜艇建造协议”，让法国感觉被“背后插刀”，也让亚太多国担心核扩散和军备竞赛升级。此事，澳大利亚国内也在持续讨论。

9月20日，澳大利亚联邦参议员、澳参议院工党领袖兼反对党领袖、影子内阁外交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华裔澳大利亚人）通过电话连线的形式，参与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一档早间音频节目，重点讨论了相关事件。

她透露，执政党政府此前已告知工党这项合作协议，工党也已接受，但对于信息完整度以及如何运作仍存疑问。特别是在外交政策层面，澳政府只顾国内宣传，不顾法国感受，甚至始终隐瞒对方的做法十分欠妥。

“有（澳大利亚）这样的朋友，谁还需要敌人？”黄英贤还试着站在法国的立场发出如此反问，直言澳政府没有把消极影响降至最低，而让伙伴国如此愤怒和失望，其实也不符合本国的利益。

ABC音频报道截图页面

黄英贤出生在马来西亚，父亲是马来西亚华裔，母亲是澳大利亚白人。父母离异后，母亲带着8岁的黄英贤和弟弟回到南澳大利亚州阿德莱德生活。黄英贤于1988年加入澳大利亚工党，并开始从政。

节目一开始，主持人询问黄英贤，考虑到法国以及地区国家的不满反应，工党是否无法为政府取消法国潜艇合同而转向核潜艇合同的决定提供两党支持。

黄英贤表示，她注意到了地区间的反应，从法国政府的反应来看，用了很强烈的措辞，而通过美国媒体的报道，一些美国官员也对澳大利亚未能正确通知法国而感到担忧，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一直专注于在国内宣布这一消息，以至于没有承担这部分工作的全部责任。

“看到法国朋友使用这种措辞，美媒的报道以及主持人您的一些评论，令人感到震惊。政府已就合作关系作出了明确决定，它标志着将走向‘核道路’的可能性，但还没有作出最终决定。”黄英贤说道。

“所以，工党并非是对战略决策提出异议，您是在对外交政策提出异议，政府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才不会造成这样的过错？”主持人继续提问。

黄英贤透露，事实上工党方面已经被告知，这项技术是澳大利亚能力范围内的最佳选择，工党也已经接受了这项建议，但对于如何运作仍有很多疑问。

她说：“但政府应该如何处理此事呢？我们看到的是，国家领导人专注于对国内宣布此事，没有充分考虑澳大利亚在其他伙伴眼中的地位。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了什么吗？还记得莫里森先生曾不顾任何人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将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吗？”

黄英贤说：“为什么他（莫里森）当初在温特沃斯选区（Wentworth）补选时这么做？这几乎破坏了澳大利亚与印尼的全面伙伴关系谈判，以至于不得不派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去修补关系。所以，此人空有形式，却没有领导力。”

澳参议院工党领袖兼反对党领袖黄英贤 

随后，主持人又向黄英贤连续提问，作为影子内阁外交部长，如果她是真正的外交部长，有没有办法更好地处理事情？应该如何做？如何处理？

黄英贤认为，澳大利亚政府显然没有用把影响降到最小化的方式处理事件。虽然她认同，即便没有涉及机密的问题，早些进行讨论也是合理的提议，但其中存在的一大问题是，法国认为自己“被蒙蔽了双眼”。

“他们没有最小化降低对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影响，让我们的伙伴如此愤怒和失望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我的意思是，我能够理解法国人会这样问，有（澳大利亚）这样的朋友，谁还需要敌人？（with friends like this，who needs enemies？）”

此前，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当地时间9月19日独家披露，美英澳三国其实早在今年6月的七国集团（G7）领导人峰会期间就已敲定相关合作细节，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却一直“蒙在鼓里”，直到如今才“吃了一记闷棍”。

美英澳领导人在今年6月的G7峰会上会晤

黄英贤透露，澳大利亚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仍在谈判中，她希望这不会受到影响。但她也清楚地认为，澳总理莫里森应当做些事情来修复关系，贸易协定可以为澳大利亚提供更多机会，法国也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

而对于购买核潜艇一事，即便已经听取了相关简报，但黄英贤仍表示，她和工党所得到的信息很少，希望有更多信息被公开，包括成本、交付时间、工作流程等。

节目中，主持人还提到了日前中国外交部的表态，中方指出，美国、英国与澳大利亚开展核潜艇合作，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加剧军备竞赛，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与此同时，印尼和马来西亚政府也都担忧，“AUKUS”的建立可能会引发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升级。

“您听到此处的‘战鼓声’了吗？您是否觉得这件事情让此地区变得不安全了？”主持人问道。

对此问题，黄英贤认为，澳大利亚必须确保与该地区的伙伴，包括印尼和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合作关系。而令她担心的是，澳总理莫里森如此大肆地宣传，并未关注和印尼以及马来西亚的关系，而这些国家的反应是很重要的。

“关于中国，我之前就和主持人您说过，我希望政府少说多做。彼得·达顿（Peter Dutton，澳防长）和莫里森先生在某种程度上，想要谈的问题很多，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