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爆发引出“制度”问题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首先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新中国的前30年可以灭掉天花，麻风，血吸虫，而后40年不断出现疫病流行？2003年的SARS和2019的新冠都到了考验国家体制运行的程度。

后40年最关键的变量是引入了市场经济。

历史证明不论任何国家，任何历史阶段，如果不加限制，市场经济导致资本通吃，“零和游戏”，两极分化是常态。

西方社会借助民主选举制度和新闻监督，达到了对“资本通吃”现象的有限控制。

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由政府主导的各种“改制” 而推动，当局相信，政府干预和市场效率的结合可以做大“蛋糕”。

“蛋糕”的确做大了，但“改制”中带有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成分使得基尼指数也上去了，而一个社会基尼系数超过0.45就不会稳定。

作为应对，自由派提出要搞多党民主制和全面私有化。

面对压力，当局强调党的领导，加强反腐力度。同时积极协调发展战略产业，推动一带一路项目，为做大“蛋糕”寻找新的出路。

然而道路维艰，先是美国全力围堵不让你“和平过渡”到世界第一，后是发生了严重疫情。

疫情的发生，证明一党制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之间需要中介。这个中介应该就是民主法治和新闻监督。

媒体的缺位是促成这次灾难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论是中国CDC专家的判断失误，还是湖北，武汉当局的渎职，如果有正常活跃的媒体，社会不会在疫情快速扩散的两个星期里，不作反应，导致积重难返。

然而必须要澄清的是中国现行体制仍然是抗疫的主心骨。

在当下，任何“带风向”导致中国社会混乱和抗疫失败的行为都是必须反对的。

中国国家体系和国有经济仍然是抗疫的主力，而且和民营经济部分有良好的配合。但不能再“私有化”了；如果公立医院，交通运输都私有化了形势将不可收拾。

陈云提出的“鸟笼经济”模式可能更合适中国社会。国家体系是笼子，笼子可以做的很大，但不能让市场经济的鸟飞出去不受控制。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撰文指出：2019年，中国可投资资产上亿的高净值人群达到17万人次。《中国经营报》曾报道，2018年在香港上市的的内地企业家有15名设立了离岸信托，总计将285亿美元资产转移到国外。

这次疫情很可能让中国做出很大转变。中国现行体制在发展经济上可圈可点，如果在民主法治社会管理上补上短板，中国模式会更有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