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Sirius Building更像是在诉说一个历史故事，故事的核心则是悉尼在上个世纪70年代理想主义的发展模式。在当时悉尼政府的构想里，就算是成本低廉的政府住房也应该拥有城市CBD区域的绝佳海景。而且，这种住房应该用来接纳来自所有社会阶层的居民，无论是长者还是年轻人，无论是家庭住户还是个人住户，无论是白领职员还是养老金接收者，他们都拥有政府海景住宅里的一席之地。

为了给居民们提供更现代舒适的住房，二战后的澳洲建起了大量的政府住房。这种现代人性的光辉也让Sirius Building在建成之初，被认为是不折不扣的建筑奇迹。不少Sirius Building的居民们都是在这里第一次享受到了现代室内设施，比如现代的下水管道和厨房。公寓里还有不少的公共设施，除了室内的图书馆和娱乐区域，居民们还能共享室外的屋顶露台和底层的小花园。所有的设施为Sirius Building的居民们带来了紧密而温暖的社区体验。

理想主义的思想一直贯穿着Sirius Building。在项目设计建造时期，掌握项目主导权的始终是设计师Tao Gofers。这也是住宅开发史上非常罕见的项目主导权由设计师掌握，而非开发商掌握的例子。

但随着极简主义、未来主义的到来，Sirius Building的粗野主义和理想主义不再跟得上时代的脚步。社会开始意识到粗野主义的局限：强调规模的同时忽视细节，以最原始粗野的方式展示建筑结构。Sirius Building的外形也因此在人们眼中愈发粗糙和丑陋。理想主义的光环也开始慢慢消失：悉尼居民对住房需求的飞速增加让政府无力继续修建政府住房，居民的低收入也让Sirius Building走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