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墨尔本伯克街（Bourke St）发生悲剧性事件后，大家都在呼吁进行改革，阻止类似事件发生。当安全风险很高的时候，比如与潜在恐袭或者大规模谋杀有关，人们都会认为，政府应该采取一切预防性措施。

　　但是，为阻止暴力而划拨的人力物力应该指向谁，谁应该成为目标？

      过去十年联邦政府为实施国内反恐措施投入了100多亿元。与此同时，心理健康支出和社区其他服务的经费却无法跟上需求。

　　要评估反恐措施是否有效是很难的。也许哪怕挫败一起恐怖袭击，也能证明这些投入是值得的。另一方面，风险分析师马克-斯图尔特（Mark Stewart ）做了个估计，澳人死于恐袭的几率不足800万分之一。

　　相比受到陌生人的攻击，澳人被他们认识的人伤害或杀害的几率依然更大。维州家庭暴力皇家委员会发现，辅助服务部门、警局和法院已经被大量的家暴举报案例所淹没。澳洲每年的凶杀率仍相对较低，每10万个人里有1.7个受害者，不过其中有相当一大部分的死亡是由身边的亲密伴侣造成的。

　　去年维州政府专门划拨了5亿多元用于未来两年的反家暴行动。像这样有针对性的经费投入显然是合理的。那么我们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为了管理那些有伤害他人倾向的人，拘留、监视和强制治疗都被认为是必要的手段。

　　根据心理卫生法规，拥有严重心理健康问题的个人需接受强制拘留和治疗。为了达到收集情报的目的，有关部门可以在无指控的情况下拘留疑似恐怖分子。对于某些罪犯，有关部门可以在服刑期满后继续对其拘留或监视。

　　所有这些措施的成本都很昂贵。维州监狱系统每年要花10亿元以上运行，费用不断破纪录。

　　还有一个问题是，谁应该成为被干预的目标？遗憾的是，要预测暴力行为需要考虑多种因素。某些风险因素已被确定，药物滥用意味着暴力行为的风险显著增大。不过，风险评估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因为高风险犯罪常常与一系列因素有关。

　　那些实施暴力犯罪的人通常是年轻男子，他们在童年时期处于弱势，在青春期存在问题行为，存在药物滥用、失业等问题，生活混乱。维州申诉专员发布的一份关于囚犯康复和重返社会的报告显示，一般来说，这些囚犯都没有念完高中，处于失业状态，有药物滥用史。

　　尽管要考虑诸多社会经济因素，但无论何时发生大规模谋杀，很多人都会断定罪犯肯定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坏蛋”。最近有人呼吁，为了阻止暴力犯罪，应该对存在严重心理健康问题的人设定强制治疗的“明确模式”。

　　强制治疗使得治疗关系难以建立，夺走了自愿护理的资源，而且暴力和某些形式的严重心理健康问题之间的关联仍不清楚。一些研究显示，暴力可能与10%-15%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有关。这是个非常小的数字。澳洲有0.5%的人口（约11.5万人）存在某种形式的精神失常，其中只有不到一半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加大对反恐和预防性拘留的投入或许会带来安全感。但是，犯罪和安全性指标表明，社会弱势群体占人口比例较低的国家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犯罪，而不是罪犯关押率高的国家。

　　造就更安全的社会需要什么？答案也许是提供可负担的住房，教育和就业机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和配合针对药物滥用和心理健康问题的辅助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