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堪笑慰，彩霞满天红,澳大利亚浙大校友会微信公众号文章

他年堪笑慰，彩霞满天红

---记我所熟悉的张浚生书记

郑浙民

2月19日下午，在悉尼接到张浚生书记突然病故的噩耗，简直不敢相信，年三十夜，我电话拜年，他还精神爽朗，笑语盈盈，不禁悲上心头，凄然泪下。

我与张浚生书记熟悉是从1987年开始的。那年初，我从杭州选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人事部工作。张浚生书记早我两年来港，先后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长、副社长。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从浙江调来的干部，只有两批8人，而从杭州市来的，只有我和浚生书记。我们在一个大楼办公，一个食堂吃饭，还经常一起去看望浙江来的同志。

1991年初组织决定调我到办公厅工作，给他当秘书。这一干，就是8个年头。在此期间，我协助他处理日常事务，整理文件材料，出席各项活动，一同外出公干，一起散步聊天，经历了香港回归的风风雨雨。每天相处的时间，少则5-6小时，多则十几个小时，关系非常密切。

1998年4月，中央领导点将，浚生书记从香港重回浙大，担任新浙大筹备小组组长，四校合并后的校党委书记。我协助他处理回来的相关事宜后，将工作移交给浙大党办副主任孙旭东。我虽不在浚生书记身边工作，但还有不少人、不少事、不少信息，通过我转递他，还经常陪他与来杭州的香港朋友见面。浙江大学浚生助学基金会建立后，他让我也加入，我又成了他的助手，和一份共同情怀的工作。

30多年的密切相处，我认为浚生书记有这样一些鲜明的特点：

他的党性很强，信念很坚定。得知调我给浚生书记当秘书，我是忐忑的。他在香港工委分管宣传、出版、外事、文体、教育、科技、中英土地委员会等工作，还是新华社发言人，活动多、接触面广，责任重，不知道能否胜任。张书记和我多次聊天，谈他的家庭、经历、以及他的理想信念。他出生福建长汀，家中排行老幺。父亲以裁缝等自由职业为生，1948年病故后，家境窘迫，他也因此缀学。长汀是革命老区，出过不少老一辈革命家，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他的长汀中学读过书；瞿秋白烈士牺牲前的最后关押地也是长汀中学；他的哥哥，在抗战期间参加新四军。他从小目睹国民党的腐败，特别是政治上的腐败。1946年，一个当地土豪与一个外来官僚争当国大代表，竞相花钱买选票，最后拔枪相见，把他同学的父亲---一个负责选举登记的书记官---打死了。家乡解放后，张书记才得以重新上学，并成为学校学生会和青年团的负责人，考入浙江大学后，又成为系团总支书记和年级最早的学生党员。浚生书记是家乡解放的翻身者，是新中国建立的受益人。朴素的阶级感情，多年党的培养教育，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始终认为，没有共产党，他不可能走出长汀，不可能上大学，也不会有今日的成绩。他始终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今日之强大，也不会有香港的顺利回归。我与他相处三十年，多次听他在内部会议提出自己的意见，有时甚至语惊四座，但从不见他在私底下与人非议党的方针、国家的政策。他写过一首诗，“理想是大同，典范有周公，他年堪笑慰，彩霞满天红”。这既是他工作的座右铭，也是他人生情感的真实反映。一次与启功先生餐叙，张书记谈起他的情怀和这首诗，启功先生非常赞赏，欣然手书相赠。这字一直挂在他的办公室。

浚生书记是理工科毕业生，但其文科能力水平与理工科水平不相伯仲。他1954年考入浙江大学机械系光学机械仪器专业，1958年毕业后留校，担任教学和科研重任，还参加了南京大学太阳塔项目研究，并荣获国家科学二等奖。读中学时，他是个文理兼备的优秀学生，曾获学校作文比赛第一名。报考大学时，班主任说，以你的文理能力，那科都不成问题。他响应建设新中国的号召，选读了理工科。他看书很多，涉及面很广，记性也非常好，读过的书，基本不忘；上过的课，仍能朗朗上口。记得有一次跟他出差，我带了本《水浒》在火车上读。他说他小时候看过，并问我能背多少书上人物。我虽读过多遍，也只能记三、四十个。浚生书记说他基本记得。我让他写，结果108将，他写出105个。深厚的文史知识、娴熟的文字能力，不管在他学校从教期间，还是他走上领导岗位之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他自己起草讲稿，撰写社论，修改报送上来的文件、材料。有些报刊的送审稿，从把握方向，表明观点到修改文字，他都一一过目把关，确保报刊水平。我常对那些报章的负责人开玩笑说，张社长都成你们的编辑了。

浚生书记待人诚恳，虽是省部级，但从不以官自居，极具亲和力。他和我说，官銜只能建立暂时的工作关系，而人格的魅力可以建立永恒的合作友情。他最崇拜4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重庆期间敢与各方交朋友的统战魄力，最欣赏50年代周恩来总理与各国交往中不卑不亢外交风格。在港期间，张书记广泛参加了社会各界爱国爱港的活动，有社团的、同乡会的联谊活动，也有各类文体、慈善等活动，甚至一些偏右团体举办的非对抗性的活动，他也应邀出席。张书记认为，这些社团愿意邀请中方官员出席他们的活动，表明愿意与中方接触、交流，这正是做工作的大好机会。浚生书记既给香港知名人士扶过灵，也与大排档小贩握过手；既和梅艳芳、刘德华等明星一起搞募捐演唱，也应街头市民要求一起合影；既给我爱国群团骨干作报告，也对有疑虑的各方人士作耐心解释。浚生书记结交的朋友，左、中、右都有，他不要求对方一下子完全赞同意中方的观点，只要求是拥护祖国统一和香港回归。一个香港朋友评论张浚生说，他是最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干部。香港籍唯一的国民党中将，香港首富何东之子何世礼已多年谢客，闭门不出。他闻浚生书记的为人，特意通过朋友邀请去他家坐。张书记去了，交谈甚欢。何将军说，他就是有感于中国老是被列强欺负，才弃商从戎的，他希望中国强大、统一。这位多年不愿在社会上露面的国民党的老将军，终于同共产党的驻港官员张浚生，在香港爱国爱港社团举办的晚会上，登台亮相，握手言欢了。香港英美烟草公司的老板何伯，是一个非常低调、十分节俭的超级富豪，也请张书记去他家聊天，并面交赈灾的巨额支票。和谐的人际关系，真诚的人格魅力，给张书记在港工作带来了良好的效果。

这里要特别说说浚生书记与香港媒体的关系。他认为，香港记者提问题，甚至尖锐的问题，是其职业习惯使然，除非是谣言，他从不正面批驳，而是耐心摆事实，讲道理；他不要求有些偏激的媒体立马改变立场，只规劝对方秉持新闻要尊重事实，客观、公正的原则报道中方观点。他与香港大部分媒体人，上到老板，中到部门负责人，小到一线记者，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他能深夜去媒体大佬办公室沟通；能时时与媒体新闻部主任餐叙。香港一线的采访记者，是非常辛苦的。他们经常为了第一手的新闻，空腹等候采访对象；为了拍出理想的新闻画面，扛着摄影器材往前挤。浚生书记很替他们着想，常常选一个宽敞的地方接受他们采访，有时确实没有新内容，他会把过去几天说的归纳一下，让他们当天有料可写。许多一线的记者因此成了张书记的好朋友，他们有时结伴去张书记家聊天，有时约张书记到小饭店喝酒。甚至有的找男朋友，也想听听张书记的建议。回归前，香港当时出现一个对我们相对比较有利的舆论环境，确保了人心稳定和政权的顺利交接。

浚生书记对工作认真负责，头脑冷静，处事果断。他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指示，准确掌握中央对港工作方针政策，注意研究港英当局的动向，时刻关注香港的舆情。周末、节假日，他也必到办公室看文件、阅材料、读报纸。在港工作期间，他应对本港、内地和外国媒体记者采访近千次，回答的问题上万个，而且大都是“遭遇战”，要临机应对，他都能准确表达中央精神，没有出过偏差。他离任时，中国新闻社特意赠送他一个纪念牌，上刻“缜密灵活，言多不失”八个大字。这确实是对张书记工作的最佳总结。

浚生书记在港工作期间，遇到最大的风波就是1989年文汇报在少数人挑动下，企图脱离新华社香港分社这一事件。之前，他已发现一些苗头，得到一些线索，指示宣传部整理相关的历史资料，有些材料还是从广州调过来的。的当晚，张浚生赶到报社，立即召开了中层管理人员会议，出示了文汇报是国有资产的法律文件，报社领导层是由新华社香港分社任免命的历史材料。指出这种做法，在政治上、纪律上是错误的，按照香港法律也是违法的。他还根据事先的授权，当场宣布调整了文汇报领导班子，争取了大多数领导骨干和员工的拥护和支持。随后又趁热打铁，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面对深夜还围堵在报社的本港和不少外国驻港媒体记者，披露了事实真相，阐明了我们的立场和观点，在舆论上争取了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连当时的港督卫奕信也不得不说，这是中方公司内部的事，他们自己有权处理。在中央和各地有关部门帮助配合下，经过一系列的工作，终于平息了风波，报纸又重回正轨。

回内地后，他仍然非常关心香港的事务，衷心拥护并积极宣传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对香港回归20年来的可喜变化感到十分欣慰。同时对香港发生“占中“之类的乱港事件，他也常挂于怀，唯恐“一国两制”的方针受到干扰，香港的繁荣稳定的局面遭到破坏，只要有机会他就公开对乱港言行进行有理有据的批评，还通过正当途径，多次向有关方面反应意见，提出建议。浙大等四校合并后，他又全身心地投入新浙大的建设。从聘请香港知名学者担任教授，联系国外学校合作，选择新校址，到动员各界人士捐款等等，无不全力以赴。四校合并后，为了新校址，他跑遍周边县区，后来，还是他的好朋友，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向他推荐了紫金港。他一看，就喜欢上了。这里不仅地势开阔，而且发展余地大。他对我说，浙大现在的四个校区：玉泉校区、西溪校区，湖滨校区，华家池校区都带水，紫金港不仅带水，还是个港，是个好兆头，表示浙江大学将从港口出发，向世界一流大学挺进。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来，经张书记做工作，境内外朋友给浙江大学的捐款，累计达5个多亿，对浙江大学顺利合并、学校的发展、壮大，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张浚生在浙江生活工作的时间超过原籍，又当过杭州市委书记，对浙江的事，杭州的事特别关心。省市在香港举办重大活动，只要在港，他一定参加；来人求见，只要有空，他一定安排。新华社组织香港新闻代表团访问内地，他首选浙江；香港商人征求到内地投资的建议，他首推浙江。杭州的邵逸夫医院，就是张书记向邵逸夫先生推荐，无偿捐建的。在建设过程中，一度在工程进度、楼房质量、工程预算和双方配合上，发生一些问题。张书记应邵先生的要求，亲自陪方逸华女士到杭州见省委领导，一一解决所有问题，确保了医院顺利开业和双方的合作。杭州越剧团希望来访港演出，他即联系有关公司发邀请，定剧场，并请江浙同乡会乡贤包场、赞助。杭州杂技团经济窘迫，希望延长他们在香港海洋公园的演出周期，张书记也帮他们解决了。这样的事例有很多很多。

张书记对自己有多少的钱不清楚，但对浙江大学浚生助学基金有多少钱一清二楚。张书记没有钱的概念，口袋里也没有多少钱，基本是杨惠仪老师管家。但自他退出领导岗位，设立“浙江大学浚生贫困学生助学基金”后，张书记对钱的概念变的清晰了，谁答应给基金捐钱，他会时时让我们跟进；谁给基金捐了钱，他会提醒发证书；助学基金总数不断增加，他比自己有钱更高兴。张书记出生贫寒，读书全靠国家助学金。在整个大学读书期间，他只回过一次家；他最好的衣服，是大哥送的一件短大衣。他知道穷人家孩子的艰辛，他了解没有钱的窘迫，他希望每个进浙大的学生都能安心读书，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羁绊。这，就是张书记建立这个助学基金的出发点；这，也是张书记热心发展这个助学基金的原因。到2017年底，“浙江大学浚生助学基金”累计帮助贫困学生2978人次，资助额1087万，基金余额超过3600万，不少受惠学生已顺利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其中的佼佼者，已是年轻副教授。

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会遇到拐点；在事业的发展上，每个人都会有转折。不是每个人都能顺利拐弯，不是每个人都能华丽转身。而张浚生书记，不管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是在事业的发展上，都能顺利拐弯，华丽转身，更上一层楼，做出新成绩。我想，这与张书记的信念、文化素养、工作态度，个人品德，人际关系有密切关系。

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张书记也不例外。谈到张书记在工作上取得的辉煌成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太太——杨惠仪老师。杨老师是上海姑娘，和张书记同届同学，毕业也同时留校当老师。在读书期间，他们两个都是团干部，读书都非常优秀，甚至，杨老师更全面。杨老师不仅学习好，运动素质也非常好，是学校短跑冠军，运动健将，而张书记从小体质瘦弱，缺乏运动天赋。当他们成了家，有了孩子，在当时的经济、生活条件下，一个现实问题是必须有一个人为家庭做出事业上的牺牲。杨老师毅然挑起家庭重担，只担任基础课教师。张书记不管在浙大、在杭州、还是在香港，生活上的事全部交给了杨老师，自己基本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香港回到杭州，杨老师又支持女儿工作，主动承担起辅导外孙的责任。自此，其外孙不管是读高中、大学、直博，一路优秀，一直保送，直至博士毕业。

浚生书记是我的老领导，是我思想上的良师益友，更是我人生路上的贵人。谨以此文，悼念在天之灵的张浚生书记，愿他一路走好；也谨以此文，宽慰还差10个月就可迎来钻石婚的杨惠仪老师，望您节哀顺变。